虚假离婚的法律效力是怎样的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不是诈骗罪，而是虚假诉讼罪。 《刑法》 第三百零七条 之一 【虚假诉讼罪】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有第一款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 构成要件 (一)犯罪主体 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年满16周岁，具备刑事责任能力，且还应当是具备民事诉讼行为能力，能够提起民事诉讼的自然人。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主体。 (二)主观方面 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一般来说是直接故意，明知自己是用捏造的事实提讼，本罪并未规定行为人需具备特定的主观目的，所以行为人进行虚假诉讼的主观目的是否为了谋取利益，谋取利益的性质是否正当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三)犯罪客体 本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包括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秩序，具体而言，是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也包括他人的财产权、婚姻权、收养权、监护权、继承权等合法权益。虚假民事诉讼的行为，不仅浪费宝贵的民事司法资源，导致真实诉讼无法得到及时审理，严重妨害司法公信力和判决权威性，同时还可能对法官职业带来不可预测的风险。 (四)客观方面 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首先，行为人必须捏造事实。所谓“捏造事实”，是指行为人虚构、臆造根本不存在，与真实情况相悖的事实情况，既可以是完全捏造，毫无真实成分，也可以是存有部分真实成分，部分捏造。具体而言，可以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无中生有”型，即行为人虚构债权债务关系，伪造证据，如借条、还款协议等，并以此作为依据向，要求被害人履行“债务”； 2、“死灰复燃”型，即行为人以被害人已经履行完毕但没有索回或销毁的债务文书为凭据，向提讼，要求被害人再次履行； 3、“借题发挥”型，即行为人伪造有关证据，使债权的标的扩大，如篡改借据上的借款金额、伤残鉴定书的伤残等级结论等。 其次，行为人提起的必须是民事诉讼。即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所提起的诉讼。 最后，行为人捏造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的行为，应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 “妨害司法秩序”，是指扰乱了司法机关正常的民事诉讼活动秩序，浪费司法资源。 “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是指严重侵害到他人的财产权、婚姻权、收养权、监护权、继承权等合法权益，如导致他人丧失财产、婚姻关系破裂、丧失收养他人或被他人收养的权利、监护他人或者被他人监护的权利、继承财产或被继承财产的权利等。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某开发商在《商品房预售合同》规定，甲方(开发商)在本合同签订之前对本房屋及本房屋的相关事项以及文字、、模型、口头描述等方式所作的广告宣传和印刷品仅为邀请，不具有要约效力，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本合同之明确约定的内容为准。尽管法律对什么样的内容符合要约邀请，什么样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没有十分明确的说法。但从广告法的内容来看，房产开发商以效果图、广告等形式所作出的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理应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因此，开发商房产广告所宣传的内容，也应看做是合同的一部分，应当作为合同义务来对待。但上述条款排除了开发商所做商业广告等成为要约的任何可能性，为其进行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提供了方便。

[律师回复] 签订假购销合同到银行贷款，会构成贷款诈骗罪。
贷款诈骗罪(刑法第193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贷款诈骗罪属于金融犯罪的一种。

[律师回复] (1)胁迫人有胁迫的故意。它有两个层面，一是使相对人陷于恐惧的故意;二是希望相对人基于恐惧而作出意思表示。需要注意的是，胁迫的故意不包含胁迫人通过胁迫行为使自己获取某种利益的内容，谋取某种利益仅属于胁迫的动机。
(2)胁迫人实施了胁迫行为。以给自然人及其亲友的生命健康、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荣誉、名誉、财产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对方作出违背真实的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胁迫行为。

[律师回复] 虚假债权转让是指银行在对不良资产打包处理的过程中由于操作失误或者其他原因将本来不存在或者已经清偿的债权转让给他人。虚假债权转让通常有以下表现形式：
(一)不良资产剥离前已受清偿。剥离前债务人确已向银行全部或部分履行，在某种情况下，如法院已执行，但由于银行自身的失误未能核销，以致将本已受清偿的债权转让。受让人发现后形成纠纷。
(二)不良资产剥离前变现抵押物或扣押物。债权设定有抵押权，或债务人同意以物抵债，银行通过对物的处置变现实现了部分债权。仅如此，与第1种类型并无不同，实践中的情况是：由于银行在变现时，大多与债务人未再订立合同，故受让人往往并不按银行实际变现数额来请求，而是按抵押物所担保的全部债权来认定虚假债权数额。在债务人同意以物抵债的情况下，受让人则主张银行接受了以物抵债，如未明确约定按变现价值确定抵债数额，则应视为是对全部债之冲抵。双方就此意见分歧引起纠纷。
(三)真债权假合同。银行在转让债权时，债权是真实存在的，但因借款合同等手续欠缺而伪造合同等借款手续。受让人行使权利时，债务人不予认可，或即使银行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受让人以与转让的合同非同一笔债权之由而要求银行承担责任而形成纠纷。
(四)新贷还旧贷。银行已通过新贷还旧贷的方式变更合同，但转让时失误将旧贷手续作为债权依据交付，或旧贷手续本不规范，在审计检查活动中为掩盖不规范贷款，自行划转资金还旧贷，但未订立新的合同，转让时仍将原手续作为债权依据。受让人受让债权后，以手续所表明的债权已清偿之由对银行提起诉讼。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弄虚作假骗取中标中标还有法律效力吗问题解答如下,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投标人在投标行为中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是无效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处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八条 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中标无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照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处罚。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未中标的，对单位的罚款金额按照招标项目合同金额依照招标投标法规定的比例计算。
投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招标投标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节严重行为，由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取消其1年至3年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
(一)伪造、变造资格、资质证书或者其他许可证件骗取中标;
(二)3年内2次以上使用他人名义投标;
(三)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给招标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万元以上;
(四)其他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情节严重的行为。
投标人自本条第二款规定的处罚执行期限届满之日起3年内又有该款所列违法行为之一的，或者弄虚作假骗取中标情节特别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律师回复] 当然有法律效力，不是签订时间写错，应该是合同的履行时间写错了吧，如果合同双方都认可的错误，双方可更正合同，一方不认可，另一方有证据证明，或按常理判断是写错了，也可单方面要求修改

[律师回复] 您好，首先您要先了解一下什么是劳动合同的效力。劳动合同的效力体现在对双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双方当事人必须履行劳动合同规定的义务。
（2）任何一方不依约履行合同义务，对方当事人可请求劳动争议仲裁和提起诉讼追究对方的违约责任及其他法律责任。
（3）劳动合同的变更、解除必须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并履行法律规定的特别程序。
（4）对劳动合同关系的第三方亦有拘束力，任何人不得故意破坏已经存在的劳动合同，不得引诱或强制劳动合同的当事人违约，否则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所以虚假劳动合同的效力是无效的，损害劳动者权益的。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虚假宣传是指在商业活动中经营者利用广告或其他方法对商品或者服务做出与实际内容不相符的虚假信息，导致客户或消费者误解的行为。这种行为违反诚实信用原则，违反公认的商业准则，是一种严重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虚假广告，就是指广告内容是虚假的或者是容易引人误解的，一是指商品宣传的内容与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实际质量不符，另一就是指可能使宣传对象或受宣传影响的人对商品的真实情况产生错误的联想，从而影响其购买决策的商品宣传。这类广告的内容往往夸大失实，语意模糊，令人误解。虚假广告行为在法律上表现为作为和两种形式，作为是指故意发布虚假广告；就是广告发布者有义务说明或者警告，而。

[律师回复] 你好，劳动者提供虚假学历证明签订的劳动合同是否无效，笔者认为不能简单判定，而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加以分析。分析的关键在于，这些基本信息是否与工作相关、是否是劳动者有义务向用人单位如实说明内容，以及是否会影响用人单位作出与该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的决定。张某在该企业已经工作了十年以上，从最基层的员工做起，以自己的能力证明他完全有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有没有学历并不影响他的工作能力。当然张某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应该遭到谴责。但是其行为并不当然产生劳动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学历或工作经历等有特殊要求的，应该在招用录用时明确向劳动者提出。A企业在录用张某时对张某提供的信息负有审核、校验的管理职责，而A企业在招用、录用劳动者的时候并未明确提出要求，现在张某在实际工作中已经适应了工作环境、工作要求，完成了工作，A企业现在就不能仅以张某的学历虚假主张劳动合同无效。

[律师回复] 债权转让：指不改变合同的内容，债权人通过与第三人订立合同的方式将债权移转于第三人。
让与人：债权人；
受让人：第三人。
债权转让的原因
1、依法律规定而转让
2、依法律行为而转让
债权转让的限制
①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如抚养费等；
②双方当时约定权利不能转让；
③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
债权转让的效力
转让方式：自由转让、同意转让、通知转让等方式，合同采用通知转让；
效力：《合同法》第八十条规定：债权人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只要对债务人履行了通知义务即可（通知的义务履行的方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不必要征得债务人的同意。债务人的同意并不是这种转让行为发生法律效力的前提。

[律师回复] 对于使用虚假身份欺诈他人登记结婚的，认定为婚姻成立和有效，有什么作用一是可以防止和制裁假借他人身份与人结婚，他人，逃避法律打击。如果不承认这种婚姻成立，就会使一些人利用假身份与人结婚，而后随意离去，他人，而受害者又不能得到法律的救济和保护。更严重的是，如果不承认这种婚姻的效力，还会使一些人多次利用假身份与人结婚，不承担重婚犯罪的责任，从而逃避法律打击。二是认定婚姻成立，也不会妨害被欺诈一方的法律救济，一方发现另一方的真实身份后，如果不能接受，夫妻感情破裂，可以通过离婚途径解决，有救济的渠道。可以欺诈结婚为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之一，判决离婚。如果欺诈结婚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对方可以提出索赔或者在分割财产时予以照顾。三是不承认这种婚姻成立，并不能杜绝或预防欺诈婚姻的发生，反而会滋生这种婚姻现象增加，鼓励更多的人骗婚。因为骗婚不是婚姻，不会承担任何法律后果和责任。四是承认欺诈婚姻成立，并不是保护欺诈人，而是保护被欺诈人，使更多的受欺诈者可以得到更有效的保护，并可使欺诈者得到相应处罚或制裁。可见，从社会效果来看，承认这种婚姻的成立，更具有积极意义。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虚假诉讼罪刑九有无朔及力问题解答如下, 情节严重的《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虚假诉讼罪】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拘役或者管制，对单位判处罚金，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第一款行为，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单位犯前款罪的，并处罚金，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从重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虚假诉讼罪刑九有无朔及力问题解答如下, 情节严重的《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虚假诉讼罪】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拘役或者管制，对单位判处罚金，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第一款行为，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单位犯前款罪的，并处罚金，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从重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虚假诉讼罪刑九有无朔及力问题解答如下, 情节严重的《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　【虚假诉讼罪】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与他人共同实施前三款行为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拘役或者管制，对单位判处罚金，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又构成其他犯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有第一款行为，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单位犯前款罪的，并处罚金，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从重处罚

[律师回复] 虚假房屋买卖合同的认定及其效力
　　——关某与陈甲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依据：(2011)二中民终字第04059号
　　核心法律问题：虚假房屋买卖合同的认定及其效力
　　案情介绍
　　
一、基本案情
　　上诉人（原审被告）：关某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陈甲
　　原审被告：王甲
　　原审被告：王乙
　　原审被告：王丙
　　陈甲之父陈乙（已故）与王丁（已故）之妻陈丙（已故）系兄妹，王丁与关某系朋友，王甲、王乙系王丁之姐，王丙系陈丙之母。2002年8月，王丁购买了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新开街×号楼×单元×号房屋（以下简称诉争房屋）。2004年11月15日，王丁及其妻陈丙签订委托书，委托尹某代为出售诉争房屋，同日北京市平谷区公证处为此委托书出具了公证书。2004年12月10日，王丁与关某签订了转让上述房屋的房屋买卖协议书，双方在2004年12月14日将房屋过户到关某名下，并办理了贷款。但此后王丁仍在诉争房屋内居住，并持有登记在关某名下的该房屋所有权证书原件。
　　2006年12月30日，王丁与其妻兄陈乙签订协议，将诉争房屋卖给陈乙，价款20万元。陈乙给付王丁购房款后即搬入居住，其家人一直居住至今，期间王丁将伪造的房屋所有权证交给陈乙。
　　2007年12月21日，关某起诉要求与其妻何某离婚。该案审理期间，何某提出诉争房屋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依法分割，关某则辩称诉争房屋实际为王丁所有，并非其夫妻共同财产。该案中王丁作为证人出庭作证称其曾向同事马某借款帮关某还款，后为偿还马某欠款，以该房屋卖给关某为名办理了二手房买卖贷款手续，所得贷款由自己领取用于偿还马某欠款，并按月偿还贷款。当时关某及何某均认可除二手房贷款外，未向王丁支付其他款项，也未偿还房屋贷款。因诉争楼房涉及案外人权益，在关某与何某离婚案件中该房屋未作为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处理。
　　2009年7月，王丁及其妻陈丙、其子王戊死亡。2009年8月7日陈乙死亡。
　　陈甲诉至原审法院称：2002年，王丁购买了诉争房屋。2004年10月，关某因无力偿还欠款，要求王丁帮忙，为了取得银行高额贷款，关某与王丁之间就诉争房屋进行了不真实的房屋买卖交易。2006年12月30日，王丁将该房屋卖给了我的父亲陈乙，我父亲按协议付款，王丁将该房屋交付给了我父亲。2009年8月7日，我父亲因病去世。因关某与王丁之间的房屋买卖为虚假交易，该行为不应得到法律的保护，故起诉请求确认关某与王丁之间签订的转让诉争房屋的买卖协议无效。
　　关某辩称：陈甲所述不属实，2004年12月10日，我从王丁和其妻陈丙手里购买了诉争房屋，价款20万元，当时付给王丁首付款8万元，双方签订了房屋买卖协议书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余款办理了二手房买卖贷款，贷款12万元，其中我给付王丁9万余元，剩下的钱我用于经营养殖场了。2006年7月，王丁在东方国际公寓购买楼房，我从韩庄农村商业银行办理了3万元的贷款，将拖欠王丁的房款付清。2007年因我起诉离婚，为了让前妻何某少分财产、多承担债务，我和王丁经协商假称是为了获取贷款而办理的虚假的房屋买卖手续，并伪造了其他部分债务。综上所述，诉争房屋应属我所有，不同意陈甲的诉讼请求。
　　王甲辩称：王丁生前曾告诉我，其将诉争楼房卖给陈甲家，自己到东方国际公寓买房；关某因经营出租车、为母亲治病、女儿上学向王丁借了很多钱，后为还款二人做了诉争楼房的买卖手续，将楼房过户给关某，并办理了贷款，但房产证一直在王丁手中。我同意法院依法判决。
　　王乙辩称：我弟媳陈丙曾跟我说，因王丁有心脏病，而诉争楼房太高，故将诉争楼房卖给其侄子陈甲，他们自己又购买了东方国际公寓的楼房。我同意法院依法判决。
　　王丁辩称：我认可陈甲的陈述，我有三个儿子，但是一直住在陈甲家，买房的情况我都知道。我同意陈甲的诉讼请求。
　　本案审理期间，陈甲提交落款时间为2005年1月10日由关某与王丁共同签订的协议，内容为：“在关某购买王丁新开街×号楼×单元×号楼房过户时，没有交付房款。关某办理的二手楼房买卖贷款12万元中，55 600元替关某还韩庄信用社贷款（已给王丁写下欠条）。其余楼房贷款归王丁偿还新开街×号楼×单元×号楼房二手房贷款。如果还不上，就以楼房抵。新开街×号楼×单元×号楼房二手楼房贷款与关某无关。在贷款偿还完后，关某无偿把新开街×号楼×单元×号过户给王丁。关某所办房本抵在王丁手。”关某认可该协议中其签名属实，但主张相应内容均为王丁在其签字的空白纸张上自行书写，对协议内容不予认可。同时，对于王丁持有诉争房屋所有权证书原件一节，关某称其在2008年7月不慎将房屋所有权证书丢失，为何出现在王丁手中不清楚，并称当时曾经报警，但无法提供报警记录。经询，关某承认在发现房屋所有权证书丢失后未申请补办新证书。
　　另，关某提交了王丁于2005年1月16日出具的收条，内容为：“因关某购买王丁新开街×号楼×单元×号楼房款20万元，王丁已领走关某二手楼房贷款92 000元（含银行已扣除6个月还款计6100元）。”证明给付王丁购房款92 000元。关某还提交证人刘某的证言，证明关某曾以自己名义办理了3万元贷款并给付王丁，付款原因不清楚。对于关某提供的上述证据，陈甲认为关某与王丁在2005年1月10日签订的协议中约定贷款由王丁领取并按月偿还，所以王丁取走部分贷款是正常的，收条只表明王丁从贷款中拿走92 000元，不能证明王丁将诉争房屋卖给关某；王丁与关某之间除诉争房屋外，还有其他经济往来，刘某的证言不能证明给付王丁的款项是购房款。
　　根据陈甲庭前提交的部分存款凭条，原审法院对存款凭条的签字底案进行查询。经核实，部分凭条的存款人写明为关某，部分凭条的存款人写明为王丁，部分凭条的存款人书写为王丁后又划去改写为关某。对此关某称，自己曾因住院而将款项给付王丁还贷，故存款人写为王丁；有几次是自己和王丁一同去还贷，认为谁签名都可以，所以由王丁签名，后又改为自己签名。
　　
二、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查明的事实，双方诉争房屋原登记为王丁所有，根据关某与其前妻离婚诉讼中的陈述，其与王丁系为获取银行贷款而订立虚假的房屋买卖合同，并将诉争房屋过户到关某名下，取得贷款后，关某将贷款交给王丁，王丁用该款偿还其他欠款和贷款。王丁出庭证明了关某的陈述，关某前妻也证明其二人没有付款、还贷的事实，且诉争房屋一直由王丁居住，登记在关某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一直由王丁持有。王丁将房屋卖给陈甲之父陈乙后，陈乙给付王丁购房款后即搬入该房屋，并与其家人居住至今，而关某对上述事实在王丁生前始终未提出异议。为此，结合关某在离婚诉讼中的陈述，以及王丁生前在关某离婚诉讼中的证词，应认定关某与王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为虚假合同。关某虽辩解称其在离婚诉讼中串通王丁作了虚假陈述，其实际已向王丁支付了购房款，但关某对给付8万元首付款的事实，未能提供证据；王丁为关某出具的收款92 000元的收条，可以证明王丁从诉争房屋的贷款中取走上述款项，且该款项中包含已扣除的6个月还款，此节与关某、王丁所称贷款由王丁领取并按月偿还贷款相符，不能证明是关某给付王丁的购房款；刘某的证言可以证明关某曾以其名义办理了3万元贷款并给付王丁的事实，但不能证明给付款项的原因，且关某与王丁尚有其他债权债务纠纷，故不能证明此笔款项为购房款。另根据本院调取的部分还贷存款凭条，存款人一栏分别出现关某与王丁两人的签名，而关某不能对王丁签名作出合理解释。综上，关某在诉讼中未能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与王丁所订房屋买卖合同的真实性，现陈甲要求确认关某与王丁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证据充分，理由正当，法院予以支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判决：关某与王丁于二○○四年十二月十日签订的转让平谷区平谷镇新开街×号楼×单元×号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原审法院判决后，关某不服，以2005年1月10日协议是王丁私自在签有关某名字的空白纸张上单方书写不具备真实性、与何某离婚时王丁向法院作的是伪证、购房款已经交付王丁以及陈甲不具备本案原告主体资格等理由向本院提出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予以改判或发回重审。陈甲、王甲、王乙、王丙均同意原审判决。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本案查明的事实，本案诉争房屋最初为王丁购买，此后王丁分别与关某以及陈乙签订房屋买卖协议，存在一房两卖之行为，故陈乙与该房屋以及王丁与关某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均存在利害关系。现陈乙已故，陈甲作为陈乙的继承人起诉要求确认王丁与关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诉讼资格不存在障碍，故本院对关某主张的本案中陈甲不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上诉意见不予采信。现本案争议在于王丁与关某之间是否存在真实的买卖关系，就此本院认为，虽然王丁与关某之间签订有房屋买卖协议且办理了权属登记过户手续，但结合双方于2005年1月10日签订的协议、双方未实际进行房屋交付、关某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原件由王丁持有、王丁偿还购房贷款以及关某离婚期间其与王丁向人民法院一致陈述等一系列证据，可以认定王丁与关某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买卖行为。诉讼中关某否认其与王丁之间为虚假买卖关系，但对于2005年1月10日协议、为何双方未实际交付房屋、为何其名下的房屋所有权证书原件由王丁持有、为何王丁在偿还购房贷款等重要疑点，关某均无法作出合理说明。更为关键的是，关某在与其前妻何某离婚时明确向人民法院陈述该房屋并非其夫妻共同财产，而是归王丁所有，上述陈述作为当事人自认具有证明效力，根据禁止反言的诉讼原则当事人不能随意否认其自认。现关某称离婚诉讼时向法院所述为虚假陈述，即其承认在此前案件中向法院陈述事实时存在不诚信的行为。本院认为一个不具备基本的诉讼诚信的当事人无法取信于人，关某以其违反诚信为依据要求他人相信其所述，本身在逻辑上即存在悖论。综上所述，原审法院以王丁与关某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不具备当事人意思表示为由确认相应协议无效，处理正确，本院予以维持。
　　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判逻辑
　　
一、争议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一是王丁与关某的就诉争房屋买卖签订房屋买卖协议是否系虚假房屋买卖；二是此类房屋买卖协议是否有效。
　　
二、观点透析
　　（一）司法实践中如何依据事实查明来认定虚假房屋买卖
　　法院在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中要着重对双方如何约定买卖条件、房款来源、支付及手段等方面进行调查，以明辨房屋买卖合同的真伪。具体而言包括以下方面：
　　第
一，审查看合同内容是否完整详尽。正常的房屋买卖中，房屋坐落、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支付时间、房屋交付及办理转让过户时间，违约责任等条款是买卖双方商议的主要内容，通常在买卖合同中都有明确、详细的约定。但对于虚假买卖合同，由于其交易的虚构性，合同内容大多简单、粗陋，有些甚至连必要的合同条款也未作约定。在此情况下，如当事人又没有合理解释的，则应考虑合同的真实性。
　　第
二，核实房款支付情况。由于房屋买卖通常所涉金额较大，如果确系真实交易，资金的流向应当是有据可查的，包括审查银行转账、存款等实际资金流向以及收款收据情况。如果当事人主张是以现金方式支付房款，也可通过审查资金来源、付款细节来进行判断。本案中，根据关某离婚诉讼中的陈述以及王丁的证人证言，双方之间的交易并没有实际付款，关某在本案中提出该陈述系虚假陈述，其曾向王丁支付过首付款8万元，但关某对此没有证据证明，故亦无法推翻交易未实际付款的事实。
　　第
三，查明实际还贷情况，在正常交易中，银行贷款应当由贷款人，也就是买受人归还，但在虚假房屋买卖用以骗贷案件中，往往是由出卖人归还贷款。通常表现为出卖人持有买受人名下的还贷卡，或者是逐月向还贷账户汇款。本案中，根据一审法院调取的部分还贷存款凭条，存款人一栏分别出现了关某与王丁两人的签名，在关某不能对王丁签名作出合理解释的情况下，不能排除王丁还贷可能性。
　　第
四，核查交易后房屋的实际居住使用情况，按照常理，房屋转让后，房屋一般应交由买受人使用。而在虚假的房屋买卖中，房屋通常仍然由出卖人实际控制。本案中，诉争房屋一直由王丁居住使用，王丁将房屋卖给陈乙后，陈乙向王丁给付购房款即搬入居住，其家人并居住至今，而关某对这些事实在王丁生前始终没有提出异议，亦无法进行合理解释。
　　第
五，在审判实践中还可通过审查所涉房屋产权证及相关资料、票据的保管情况，以及在庭审中仔细询问当事人对房屋状况、交易细节的掌握程度来辨别买卖是否虚假。本案中诉争房屋的产权证由王丁持有，显然与常理不符，尤其是通过了解另案事实，发现关某曾明确向人民法院陈述诉争房屋并非其夫妻共同财产，而是归王丁所有，按照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这作为当事人自认具有证明效力，当事人不能随意否认其自认。
　　因此，综合本案以上查明的事实，可以认定关某与王丁就诉争房屋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系虚假房屋买卖合同。
　　
（二）虚假房屋买卖协议应该无效
　　本案中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目的并非房屋交易，而是获取银行贷款，实务界对于这类协议因违反合同法相关规定应当无效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但对认定无效的依据尚存争议，有主张依据为《合同法》第52条第2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合同无效。”亦有主张依据为《合同法》第52条第3项，即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还有主张其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就本案而言，笔者同意一审法院的观点，关某与王丁签订虚假房屋买卖协议属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双方的协议从形式上看是合法的，然而目的却是非法的，损害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此处“非法”的“法”范围不应限于法律和行政法规，还应涵盖规章、司法解释等明文规定的“法”。
　　从构成要件来说，因“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虚假房屋买卖无效应该包括当事人进行虚伪意思表示和真实目的非法两项要件。本案中，关某与王丁的行为符合这两项构成要件，具体而言：
　　
首先，当事人违背真实意思，进行虚伪意思表示。根据私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只要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当事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自主地为民事法律行为，形成民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法律也考虑到维护交易安全，维护公共利益和正当第三人利益的需要，对意思自治原则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即缔约方也要对自己的意思表达负责，不能以虚伪的、有瑕疵的意思表示损害公共利益、第三人利益或者合同对方的利益，否则，将构成权利的滥用，需要承担法律上的后果。我国《民法通则》规定“意思表示真实”是民事法律行为有效的一般要件，同时，《民法通则》、《合同法》还对合同效力可撤销和无效的情形进行了规定，欺诈、显失公平、恶意串通损害第三人利益等都将导致合同可撤销或者无效。可见，意思表示真实是合同效力的基本构成要件。虚伪意思表示，是指当事人明知不是自己内心真实想法，仍做出与真实意思相悖的表示。其又可分为单独虚伪表示和通谋虚伪表示。本案关某与王丁订立房屋买卖协议就属于典型的通谋虚伪表示。双方订立房屋买卖协议，但其真实目的并不是进行房屋买卖，双方也并未真实履行合同义务，其内心真实的意思表示与合同表示的意思相悖。
　　
其次，当事人的真实目的非法。本案中，当事人签订房屋买卖协议的真实目的显然不是进行房屋买卖交易，而是骗取银行的住房贷款，这是利用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合法形式，来规避国家正常的金融监管秩序。国家的金融监管秩序是监管主体通过制定和实施制度化规范体系来实现的，其内容包括优化监管行为、规范金融经营、维护金融消费者等金融主体利益、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金融安全等。这些规范也包括了国家有关商业贷款条件要求的规定、关于住房贷款主体要求的规定等。本案中关某与丁某的真实目的，则明显违反了这些规定，损害了正常的金融监管秩序，作为利害关系人陈乙继承人的陈甲有权请求法院确认关某与丁某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无效。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债权转让如何处理 1、因银行不良债权剥离纠纷，从资产公司购买债权的受让人不得直接银行; 2、根据分配额度划转的不良资产，受让人不得以债权虚假为由提出返还或赔偿的要求; 3、受让人要求按虚假债权的全部数额支付价款，或请求可得利益的，不予支持。 虚假债权转让有哪些类型? 1、剥离前已受清偿。剥离前债务人确已向银行全部或部分履行，在某种情况下，如已执行，但由于银行自身的失误未能核销，以致将本已受清偿的债权转让。受让人发现后形成纠纷。 2、剥离前变现抵押物或扣押物。债权设定有抵押权，或债务人同意以物抵债，银行通过对物的处置变现实现了部分债权。仅如此，与第1种类型并无不同，实践中的情况是：由于银行在变现时，大多与债务人未再订立合同，故受让人往往并不按银行实际变现数额来请求，而是按抵押物所担保的全部债权来认定虚假债权数额。在债务人同意以物抵债的情况下，受让人则主张银行接受了以物抵债，如未明确约定按变现价值确定抵债数额，则应视为是对全部债之冲抵。双方就此意见分歧引起纠纷。 3、真债权假合同。银行在转让债权时，债权是真实存在的，但因借款合同等手续欠缺而伪造合同等借款手续。受让人行使权利时，债务人不予认可，或即使银行提供证据证明债权真实存在的，受让人以与转让的合同非同一笔债权之由而要求银行承担责任而形成纠纷。 4、新贷还旧贷。银行已通过新贷还旧贷的方式变更合同，但转让时失误将旧贷手续作为债权依据交付，或旧贷手续本不规范，在审计检查活动中为掩盖不规范贷款，自行划转资金还旧贷，但未订立新的合同，转让时仍将原手续作为债权依据。受让人受让债权后，以手续所表明的债权已清偿之由对银行提讼。 5、法律上不能。债权转让前，因银行原因造成债权难以实现，但转让时未明确说明。受让人以银行未尽义务之由要求银行承担责任。 6、转让后银行又接受债务人清偿而产生的纠纷。

[律师回复] 你好，虚假广告罪追诉标准根据《刑法》第二百二十二条　【虚假广告罪】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违反国家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自然人犯本罪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上述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某开发商在《商品房预售合同》规定，甲方(开发商)在本合同签订之前对本房屋及本房屋的相关事项以及文字、、模型、口头描述等方式所作的广告宣传和印刷品仅为邀请，不具有要约效力，甲乙双方的权利义务以本合同之明确约定的内容为准。尽管法律对什么样的内容符合要约邀请，什么样的内容符合要约条件没有十分明确的说法。但从广告法的内容来看，房产开发商以效果图、广告等形式所作出的广告内容，应当真实、合法，不得含有虚假的内容，不得欺骗和误导消费者，理应遵循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因此，开发商房产广告所宣传的内容，也应看做是合同的一部分，应当作为合同义务来对待。但上述条款排除了开发商所做商业广告等成为要约的任何可能性，为其进行虚假宣传、欺骗消费者提供了方便。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