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生效后,当事人责任怎样认定?合同生效标准是什么?

[律师回复] 当婚姻确认无效后，如何认定婚姻无效确认之诉?
无效婚姻能否进入再审程序进行再审，关键在于如何理解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关于“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调解书，不得申请再审”的规定。笔者认为，“解除婚姻关系”与确认婚姻无效有根本区别，“解除婚姻关系的生效判决不得再审”的规定，不适用婚姻无效案件。
“解除婚姻关系”与确认婚姻无效的区别
1．两者性质不同 “解除婚姻关系”是形成之诉，确认婚姻无效是确认之诉。“解除婚姻关系”是特指因离婚诉讼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形，不包括确认婚姻无效。而且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的规定，是在婚姻无效制度制定之前，根本不可能包括确认婚姻无效。
2．两者法律要件不同 “解除婚姻关系”是以婚姻有效为前提，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为要件；而确认婚姻无效，则以婚姻无法律效力为前提，以婚姻违法为要件。
3．两者诉讼程序不同 离婚案件采取通常程序，两审终审。而目前的婚姻无效案件，采取特别程序审理，实行一审终审制。
4．两者申请再审目的不同 申请对“解除婚姻关系”案件再审，其目的在于恢复婚姻关系，所涉及的是一个单纯的身份（婚姻）关系恢复问题。而婚姻无效案件的再审，并非是要恢复婚姻关系，而是要重新确认婚姻效力，主要涉及的是婚姻性质或效力问题，并由此引起财产性质的变化。
5．两者再审的法律后果不同 由于两者性质不同，申请再审目的不同，再审所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解除婚姻关系”案件再审的结果是唯一的，即恢复婚姻关系。而无效婚姻再审的法律后果是多方位的，既可能引起婚姻性质或效力的变化，也可能引起财产性质诸多不同的法律效果。
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不得申请再审的原因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离婚案件中的财产是可以再审的，只有婚姻关系不得再审。那么，解除婚姻关系的生效判决为什么不得申请再审，其主要原因是：解除婚姻关系再审的目的就是要求恢复原婚姻关系，但再审并不能实现这一目的。
首先，离婚后一方再婚，其原婚姻关系难以恢复。离婚后一方再婚时，不愿意再复婚，而与之再婚的一方也不愿离婚，在这种情况下 ，再审难以解决恢复婚姻关系问题。
其次，法律无法强制婚姻双方和好。第
三，如果双方有恢复婚姻关系的条件和愿望，可以重新进行登记结婚，通过复婚恢复婚姻关系。第
四，再审的标准不好把握。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本身就是一个容易存在不同认识的标准。有些离婚案件，经过一审甚至二审，判决离婚了，如何判断原判是错的？再审也难以有效解决。
无效婚姻可以再审的理由
1．法律上没有障碍 认为婚姻无效案件不得再审，主要是混淆了离婚案件中解除婚姻关系与确认婚姻无效的界限。对此，已如前文所述，确认婚姻无效与“解除婚姻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案件。由于两者性质不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三条关于“解除婚姻关系”不得再审的规定，当然不适用婚姻无效。因而，对婚姻无效案件再审，在法律上没有障碍。
2．婚姻无效案件可以再审 “解除婚姻关系”的案件之所以不能再审，主要是已经解除的婚姻关系，难以通过再审恢复。而婚姻无效再审的目的，并不在于恢复婚姻关系，而是重新确认婚姻效力。而确认婚姻效力所涉及的法律效果的范围较广，既包括身份（婚姻）关系，也包括身份财产关系，不是一个单纯的身份关系问题。而就单纯的身份（婚姻）关系来讲，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原判将无效婚姻错误地认定为有效婚姻，再审时则改判为婚姻无效，从而消灭其婚姻关系。二是原判将有效婚姻错误地认定为无效婚姻，再审时则改判为婚姻有效，这时则有可能恢复婚姻关系。但应当注意的是，对原判认定为无效、再审认定为有效婚姻，并不必然发生恢复婚姻关系的效果，能否恢复婚姻关系，要从实际出发，按如下三种情况处理：第
一，通过离婚诉讼按有效婚姻解除婚姻关系。有相当多的当事人是在双方矛盾激化，无法共同生活时，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或者在离婚诉讼中，一方主张（或法官发现）婚姻无效，而被宣告婚姻无效。对这种情况，即使再审认定婚姻有效，当事人也会通过离婚程序解除婚姻关系，按有效婚姻处理财产。第
二，一方或双方已经再婚，则不一定恢复婚姻关系。对于在宣告婚姻无效时，双方感情并没有破裂，但因宣告婚姻无效导致一方或双方已经再婚，再审确认婚姻有效时，则不一定发生恢复婚姻关系的效果。比如，再婚双方均属于善意者，一般应当认定后婚有效，前婚至后婚成立之日起消灭。第
三，具有恢复婚姻关系条件的，可以恢复婚姻关系。如双方均没有再婚，或者一方或双方再婚被认定无效者，则可以恢复婚姻关系。因而，无效婚姻在客观上是可以再审的。
3.婚姻无效案件应当再审 婚姻无效案件申请再审，所涉及的一般都是婚姻效力判断错误，而婚姻效力判断错误所导致的法律后果十分严重：第
一、可能导致刑事责任判断错误。这主要是对婚姻有效与无效的判断错误，可能导致重婚罪与非罪的错误。第
二、可能导致婚姻关系非正常消灭。第
三、可能导致财产性质判断错误，造成当事人重大财产损失。因婚姻效力认定错误，其财产性质随之错误，当事人在财产上自然蒙受损失。第
四、婚姻有效与无效，只能依靠公权力解决，不能通过私权力解决。对于离婚解除婚姻关系后，当事人愿意恢复婚姻关系，可以由当事人自行解决，即复婚。但婚姻有效与无效的确认，私权力没有用武之地，只能通过公权力解决，因而，再审是唯一途径。第
五、对婚姻无效案件进行再审，可以预防和纠正婚姻无效案件的恶意诉讼和恶意判决。婚姻无效采取一审终审制，缺乏二审监督机制，如果又不允许再审，则可能会导致一些人钻法律空子，进行恶意诉讼或恶意判决，破坏法律尊严，损害当事人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不当得利，它所指的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据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行使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二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时效才能起算。 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本文的重要环节，诉讼时效的相关问题。 一、诉讼时效中的时效期限规定 依据《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向人民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该规定当然适用于不当得利之诉。 二、诉讼时效的起算 诉讼时效起算时点的确定，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1、主观标准：即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开始起算； 2、客观标准：即从救济权发生或可得行使之时起算。 三、两者的比较 客观标准不受权利人知与不知的影响，有利于实践诉讼时效制度维护交易安全的规范目的，但在权利人还不知道其权利遭受侵害时即开始时效的进行，在伦理性上不免留有缺憾。 相反，主观起算标准则不仅考虑到权利行使无法律上的障碍，还顾及权利人主张权利在事实上是否可能，因此有利于权利人的保护。但因为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系于权利人的主观情况，也存在着削弱时效制度功能的危险。有鉴于此，各国立法上多依时效期间之长短而区别其起算时点，即以客观起算点与较长时效期间相配合，以前者顾及安全性，而以后者顾及伦理性；或者，以主观起算点与较短时效期间相配合，以前者顾及伦理性，而以后者顾及安全性。我国系采用以主观起算点与较短时效期间相配合来确定诉讼时效起开始算的时点。

[律师回复] 诉讼时效制度是因时间经过而对权利发生影响的制度，虽属私法制度，但由于该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护社会公益，维护社会交易秩序、平衡权利人与义务人利益，因此，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属于强行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自由变更诉讼时效期间。且2008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明确规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预先放弃诉讼时效利益的，人民不予认可”。而我国对一般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因此，即使你们双方在合同中约定了5年的诉讼期间，也不会认可。

[律师回复] 返还财产。合同被确认无效后当事人依据该合同所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对方。因为无效合同从开始就无效，所以返还财产就是使当事人的财产关系恢复到合同签订以前的状态。也就是说，是谁的财产就应当归还给谁。如果标的物已消耗、损坏或灭失，或者已被善意的第三人合法取得而不能返还时，则可用赔偿经济损失的办法进行抵偿。
这是对无效合同应当如何处理的回答。
赔偿损失。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有过错的一方应赔偿对方因此所遭受的经济损失。如果双方均有过错，那么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是指承担因自己的过错责任而造成的损失，即指双方当事人按照责任主次、轻重，分别承担经济损失中与自己责任相应的份额，而不是各自承担自己的损失，也不是平均分担损失。
追缴财产。对于违反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无效合同，如果当事人双方都是故意的，就应当将双方已经取得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收归国家所有。如果只有一方是出于故意的，那么故意的一方应将从对方取得的财产返回给对方；非故意的一方已经从对方取得的或者约定取得的财产，应收归国家所有。同时，在追缴故意一方当事人的财产时，要注意保护非故意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就是说非故意一方的合法财产是不能追缴的。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交通事故认定书不需要双方签字才有效。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由办案民警签名或者盖章，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这样就具有法律效力。《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由办案民警签名或者盖章，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调解和直接向人民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

[律师回复] 第五十二条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以为依据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律师回复] 关于合同无效或被撤销后的财产返还问题的处理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其中《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民事行为被确认为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当事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返还给受损失的一方。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律师回复] 你好，就非合同当事人可否确认合同无效这一问题，我们要知道的是如果合同跟你有利害关系，则有权要求确认合同无效。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对于融资租赁合同效力应当怎么认定问题解答如下, 对融资租赁合同效力的认定
融资租赁合同是由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两个合同构成，存在出卖人、出租人(买受人)及承租人三方当事人。在实践中，融资租赁交易表现为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
(1)用户与供应商(出卖人)之间商定设备买卖合同条件;
(2)用户向租赁公司提出缔结租赁合同的申请;
(3)用户与租赁公司之间签订租赁合同;
(4)租赁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签订买卖合同;
(5)供应商向用户交货，用户进行验收;
(6)用户向租赁公司交付标的物受领证，并支付第一期租金;
(7)租赁公司向供应商支付买卖价金。
作为融资租赁合同构成部分的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并非完全存在，二者常常呈现效力上的相互交错。这种效力上的交错主要体现在：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出卖人，不是向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而是向另一个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中的义务时，承租人在一定前提下，有权向出卖人主张赔偿损失;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买卖合同中与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有关的条款。
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这种效力上的相互交错，并未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因为它是基于合同的约定产生的，是各方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产物。也就是说，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之所以能够向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主张标的物的交付，是因为在买卖合同中就约定有这样的条款，承租人就是基于买卖合同中的该项约定，享有从出卖人处受领标的物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本来就是买卖合同中的当事人之
一，他对于出卖人所享有的权利，系属合同相对性的体现，而不是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在出卖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承租人在特定情况下所享有的对出卖人主张赔偿损失的权利，或是基于买卖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或是基于买卖合同之外的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合意的产物，而不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基于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变更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条款，也是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产物，非属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既然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存在效力上的相互交错，那么其中一个合同的效力状况，能否对另一个合同的效力状况产生影响呢?对此，日本已出现了相应的判决。其中大阪高等的一个判决认为，除有特别情事外，其一契约之有效无效，对另一契约的成立与生效不生影响。该立场已为其他判决所接受，形成为一项判例法原则。而日本有学者对此项判决提出批评，认为在融资租赁交易中，买卖契约与租赁契约之间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当租赁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解除时，如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租赁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买卖契约应可解除，或者因默示解除条件成就而自动失效;如在标的物交付后，买卖契约应不受影响;买卖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解除时，租赁契约应可解除，或者因默示解除条件成就而自动失效。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合同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主要是考虑到融资租赁交易是实践的产物，而非法律的创新;它是一种仍在继续发展变化的交易形式，而非进入了相对的稳定期。因而法律应尊重并反映这一客观现实，预留一定的法律空间，而先不要作出强行性的规定。更何况，当事人欲实现两个合同的相互影响时，完全可以经由彼此间的约定来实现。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非合同当事人可否要求确认合同效力问题解答如下, 我们知道，在很多时候，合同签订的主体往往对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这才使得合同在签订之后能够得到顺利的履行，且合同签订双方能够依据合同的相关规定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而依据我国《合同法》的相关规定，当事人之间签订的合同自依法成立时生效，从这个时候起，合同签订的双方主体就受到该合同的约束，那么，在我国的民事活动中，是否存在非合同当事人要求确认合同效力的情况呢?
事实上，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非合同当事人要求确认合同效力的情况是存在的，在很多时候，签订合同的当事人若订立的合同可能会涉及他人的相关权利，也就是说，在合同签订后或合同履行的过程中，非合同当事人如果发现该合同的履行损害了自身合法权益，则其有权要求确认该合同无效，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综上，非合同当事人请求确认合同效力的情形是存在的，但是要求合同的相关内容与该非合同当事人具有利害关系，且其请求确认合同效力不能违背我国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律师回复] 对于当事人依诉讼流程请求确认婚姻无效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当事人依诉讼程序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1)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诉讼，应当以判决的方式结案。无论确认为婚姻无效，或是驳回原告请求确认婚姻有效，都应以判决的方式而不应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因为，法律规定的有关婚姻成立的要件是强制性的规范，当事人之间的结合是否具有婚姻的效力，只能根据客观事实依法认定，不能依据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而定。
(2)在处理有关婚姻效力纠纷的案件时，不能因双方当事人对本属无效的婚姻没有争议就不加追究，在由利害关系人提出的请求确认婚姻无效的诉讼中，当事人双方应均处于被告的诉讼地位。
(3)人民在判决婚姻无效时，应同时对子女和财产等问题一并处理，与确认婚姻效力不同的是，子女和财产等问题的处理，既可采用判决的方式，也可采用调解的方式。
(4)人民在审理有关扶养、继承等案件过程中，如发现属于无效婚姻的，应当依职权确认其婚姻无效，并在判决中予以宣告。由于婚姻是否有效，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能否以配偶的身份行使权利的问题，因而，即使有请求权人并未提出确认婚姻无效的请求，人民也应当主动地否认违法婚姻的取力。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对融资租赁合同效力的认定
融资租赁合同是由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两个合同构成，存在出卖人、出租人(买受人)及承租人三方当事人。在实践中，融资租赁交易表现为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
(1)用户与供应商(出卖人)之间商定设备买卖合同条件;
(2)用户向租赁公司提出缔结租赁合同的申请;
(3)用户与租赁公司之间签订租赁合同;
(4)租赁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签订买卖合同;
(5)供应商向用户交货，用户进行验收;
(6)用户向租赁公司交付标的物受领证，并支付第一期租金;
(7)租赁公司向供应商支付买卖价金。
作为融资租赁合同构成部分的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并非完全存在，二者常常呈现效力上的相互交错。这种效力上的交错主要体现在：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出卖人，不是向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而是向另一个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中的义务时，承租人在一定前提下，有权向出卖人主张赔偿损失;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买卖合同中与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有关的条款。
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这种效力上的相互交错，并未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因为它是基于合同的约定产生的，是各方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产物。也就是说，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之所以能够向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主张标的物的交付，是因为在买卖合同中就约定有这样的条款，承租人就是基于买卖合同中的该项约定，享有从出卖人处受领标的物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本来就是买卖合同中的当事人之
一，他对于出卖人所享有的权利，系属合同相对性的体现，而不是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在出卖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承租人在特定情况下所享有的对出卖人主张赔偿损失的权利，或是基于买卖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或是基于买卖合同之外的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合意的产物，而不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基于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变更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条款，也是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产物，非属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既然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存在效力上的相互交错，那么其中一个合同的效力状况，能否对另一个合同的效力状况产生影响呢?对此，日本已出现了相应的判决。其中大阪高等的一个判决认为，除有特别情事外，其一契约之有效无效，对另一契约的成立与生效不生影响。该立场已为其他判决所接受，形成为一项判例法原则。而日本有学者对此项判决提出批评，认为在融资租赁交易中，买卖契约与租赁契约之间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当租赁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解除时，如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租赁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买卖契约应可解除，或者因默示解除条件成就而自动失效;如在标的物交付后，买卖契约应不受影响;买卖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解除时，租赁契约应可解除，或者因默示解除条件成就而自动失效。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合同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主要是考虑到融资租赁交易是实践的产物，而非法律的创新;它是一种仍在继续发展变化的交易形式，而非进入了相对的稳定期。因而法律应尊重并反映这一客观现实，预留一定的法律空间，而先不要作出强行性的规定。更何况，当事人欲实现两个合同的相互影响时，完全可以经由彼此间的约定来实现。

[律师回复] 遗嘱人以不同形式立有数份内容相抵触的遗嘱，其中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公证遗嘱为准；没有公证遗嘱的，以最后所立的遗嘱为准。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劳动合同是否无效应当由哪个部门认定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确认。　　r实践中，对劳动合同效力的确认，应当由当事人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人民提起确认之诉；与其他劳动争议一样，在程序上也应当是按照《劳动法》的规定，先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裁，对仲裁不服的，才能向人民提讼。r参考法条：《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六条下列劳动合同无效或者部分无效：
（一）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
（二）用人单位免除自己的法定责任、排除劳动者权利的；
（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对劳动合同的无效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确认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对融资租赁合同效力的认定
融资租赁合同是由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两个合同构成，存在出卖人、出租人(买受人)及承租人三方当事人。在实践中，融资租赁交易表现为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
(1)用户与供应商(出卖人)之间商定设备买卖合同条件;
(2)用户向租赁公司提出缔结租赁合同的申请;
(3)用户与租赁公司之间签订租赁合同;
(4)租赁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签订买卖合同;
(5)供应商向用户交货，用户进行验收;
(6)用户向租赁公司交付标的物受领证，并支付第一期租金;
(7)租赁公司向供应商支付买卖价金。
作为融资租赁合同构成部分的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并非完全存在，二者常常呈现效力上的相互交错。这种效力上的交错主要体现在：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出卖人，不是向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而是向另一个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中的义务时，承租人在一定前提下，有权向出卖人主张赔偿损失;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买卖合同中与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有关的条款。
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这种效力上的相互交错，并未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因为它是基于合同的约定产生的，是各方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产物。也就是说，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之所以能够向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主张标的物的交付，是因为在买卖合同中就约定有这样的条款，承租人就是基于买卖合同中的该项约定，享有从出卖人处受领标的物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本来就是买卖合同中的当事人之
一，他对于出卖人所享有的权利，系属合同相对性的体现，而不是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在出卖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承租人在特定情况下所享有的对出卖人主张赔偿损失的权利，或是基于买卖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或是基于买卖合同之外的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合意的产物，而不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基于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变更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条款，也是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产物，非属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既然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存在效力上的相互交错，那么其中一个合同的效力状况，能否对另一个合同的效力状况产生影响呢?对此，日本已出现了相应的判决。其中大阪高等的一个判决认为，除有特别情事外，其一契约之有效无效，对另一契约的成立与生效不生影响。该立场已为其他判决所接受，形成为一项判例法原则。而日本有学者对此项判决提出批评，认为在融资租赁交易中，买卖契约与租赁契约之间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当租赁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解除时，如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租赁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买卖契约应可解除，或者因默示解除条件成就而自动失效;如在标的物交付后，买卖契约应不受影响;买卖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解除时，租赁契约应可解除，或者因默示解除条件成就而自动失效。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合同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主要是考虑到融资租赁交易是实践的产物，而非法律的创新;它是一种仍在继续发展变化的交易形式，而非进入了相对的稳定期。因而法律应尊重并反映这一客观现实，预留一定的法律空间，而先不要作出强行性的规定。更何况，当事人欲实现两个合同的相互影响时，完全可以经由彼此间的约定来实现。

[律师回复] 对于对于融资租赁合同效力应当能怎么认定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对融资租赁合同效力的认定
融资租赁合同是由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两个合同构成，存在出卖人、出租人(买受人)及承租人三方当事人。在实践中，融资租赁交易表现为这样一个复杂的过程：
(1)用户与供应商(出卖人)之间商定设备买卖合同条件;
(2)用户向租赁公司提出缔结租赁合同的申请;
(3)用户与租赁公司之间签订租赁合同;
(4)租赁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签订买卖合同;
(5)供应商向用户交货，用户进行验收;
(6)用户向租赁公司交付标的物受领证，并支付第一期租金;
(7)租赁公司向供应商支付买卖价金。
作为融资租赁合同构成部分的买卖合同和租赁合同，并非完全存在，二者常常呈现效力上的相互交错。这种效力上的交错主要体现在：买卖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即出卖人，不是向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履行交付标的物的义务，而是向另一个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交付标的物，承租人享有与受领标的物有关的买受人的权利和义务;在出卖人不履行买卖合同中的义务时，承租人在一定前提下，有权向出卖人主张赔偿损失;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买卖合同中与租赁合同的承租人有关的条款。
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这种效力上的相互交错，并未突破合同的相对性原理，因为它是基于合同的约定产生的，是各方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产物。也就是说，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之所以能够向买卖合同中的出卖人主张标的物的交付，是因为在买卖合同中就约定有这样的条款，承租人就是基于买卖合同中的该项约定，享有从出卖人处受领标的物的权利。在这种意义上，租赁合同中的承租人本来就是买卖合同中的当事人之
一，他对于出卖人所享有的权利，系属合同相对性的体现，而不是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在出卖人不履行合同义务时，承租人在特定情况下所享有的对出卖人主张赔偿损失的权利，或是基于买卖合同中的特别约定，或是基于买卖合同之外的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合意的产物，而不是合同相对性的例外。基于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不得变更合同中与承租人有关的条款，也是当事人之间合意的产物，非属合同相对性的例外。
既然买卖合同与租赁合同存在效力上的相互交错，那么其中一个合同的效力状况，能否对另一个合同的效力状况产生影响呢?对此，日本已出现了相应的判决。其中大阪高等的一个判决认为，除有特别情事外，其一契约之有效无效，对另一契约的成立与生效不生影响。该立场已为其他判决所接受，形成为一项判例法原则。而日本有学者对此项判决提出批评，认为在融资租赁交易中，买卖契约与租赁契约之间有较为密切的联系，当租赁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解除时，如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租赁公司与供应商之间的买卖契约应可解除，或者因默示解除条件成就而自动失效;如在标的物交付后，买卖契约应不受影响;买卖契约不成立、无效或被解除时，租赁契约应可解除，或者因默示解除条件成就而自动失效。这一观点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合同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主要是考虑到融资租赁交易是实践的产物，而非法律的创新;它是一种仍在继续发展变化的交易形式，而非进入了相对的稳定期。因而法律应尊重并反映这一客观现实，预留一定的法律空间，而先不要作出强行性的规定。更何况，当事人欲实现两个合同的相互影响时，完全可以经由彼此间的约定来实现。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合同不存在法律规定无效情形，就有效双方签字后合同成立《合同法》第三十二条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对此问题，相关法律以及最高院司法解释并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对于如何判断当事人工作人员在签证文件上签字确认的效力，各地已根据其司法实践经验，总结出认定方法，以下是各地的理解与处理方法，可供参考：
一、北京高院：
1、当事人在施工合同中就有权对工程量和价款洽商变更等材料进行签证确认的具体人员有明确约定的，依照其约定，除法定代表人外，其他人员所作的签证确认对当事人不具有约束力，但相对方有理由相信该签证人员有代理权的除外；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当事人工作人员所作的签证确认是其职务行为的，对该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但该当事人有证据证明相对方知道或应当知道该签证人员没有代理权的除外。
2、工程监理人员在监理过程中签字确认的签证文件，涉及工程量、工期及工程质量等事实的，原则上对发包人具有约束力，涉及工程价款洽商变更等经济决策的，原则上对发包人不具有约束力，但施工合同对监理人员的授权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福建高院双方当事人对有权进行工程量和价款等予以签证、确认的具体人员有约定的，除该具体人员及法定代表人外，他人对工程量和价款等所作的签证、确认不能作为工程价款的结算依据；没有约定的，发包人应对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承担民事责任，但发包人有证据证明承包人明知该工作人员无相应权限的，该工作人员签证的内容对发包人不发生法律效力。
三、浙江高院要严格把握工程施工过程中相关材料的签证和确认。除法定代表人和约定明确授权的人员外，其他人员对工程量和价款等所作的签证、确认，不具有法律效力。没有约定明确授权的，法定代表人、项目经理、现场负责人的签证、确认具有法律效力；其他人员的签证、确认，对发包人不具有法律效力，除非承包人举证证明该人员确有相应权限。
四、山东高院根据建设部《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资质管理办法》第2条的规定，建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是指受企业法定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建筑施工企业法定代表人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按照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示范文本)》(GF一1999—02011)第1．5款的规定，项目经理是指承包人在专用条款中指定的负责施工管理和合同履行的代表。根据上述规定，在法律层面上，项目经理是建设工程承包人在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全权代理人，项目经理部是承包人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肢解责任部门，不属于承包人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的法人资格，也无需办理工商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在建设工程施工中，项目经理的行为视为承包人的行为，项目经理在建设工程施工中与发包人、分包人或者实际施工人发生的争议，应当由承包人作为诉讼主体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五、杭州中院项目部是施工承包企业具体实施施工行为的组织体，项目经理指受企业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企业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从当前的建筑工程承包现状来看，承包人的项目部或项目经理以承包人名义订立合同，债权人要求承包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应予支持，但承包人有证据证明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项目部或者项目经理没有代理权限的除外。但应当注意的是，对于除项目经理以外的所谓现场负责人或材料员、采购员等，因其自身并无法律、法规或行业规范所赋予的项目部管理权力，故对此类人员的签证是否具有表见代理的效力，则应当由主张该表见代理行为成立的一方当事人举证。同理，对于项目部技术专用章的效力，也同样如此。
六、南通中院签证有效的情形：
1、对外签证时未加盖相关印章，但以建筑单位、项目部或工地名义，相对人能举证证明在签证当时已知道签字人员具有案涉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或其他相关身份的；或者相对人能举证证明签证人员在签证当时以建筑单位、项目部或工地名义，且其已知道签证人员具有案涉工程项目部项目经理或其他相关身份的。
2、标的物用途作为认定表见代理的重要因素，在结合相对人主观以及客观事实仍无法认定是否构成表见代理的，应将合同标的物的用途作为重要参考予以审查，如购买的材料、租赁的器材和所借的款项实际用于项目施工的，可以认定建筑单位承担责任。签证无效的情形：
1、加盖私刻（或伪造）的印章或偷盖相关印章对外签证，且无证据证明所涉标的物的交付、使用与本项工程有关的；
2、对外签证时未加盖建筑公司或项目部相关印章，即以建筑公司、项目部或工地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无证据证明签证人员出示过任命书、授权委托书或其具有其他相信签证人员有代理权的理由和依据；
3、运用经验法则，通过对合同缔结和出具签证时间、以谁名义出具、标的物的种类性质及交付使用等情况的综合分析判断，签证人员或其与相对人的行为明显与常理不符的。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交通事故认定书不需要双方签字才有效。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由办案民警签名或者盖章，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这样就具有法律效力。《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三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的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载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的责任，并送达当事人《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四十八条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由办案民警签名或者盖章，加盖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专用章，分别送达当事人，并告知当事人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复核、调解和直接向人民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期限。第五十一条　当事人对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有异议的，可以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上一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复核申请。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不当得利，它所指的是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规定：返还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一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及对方当事人之日起计算。据此，不当得利请求权的行使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不当得利事实的存在；二是受损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受益人，两个条件要同时具备时效才能起算。 我们接下来看看我们本文的重要环节，诉讼时效的相关问题。 一、诉讼时效中的时效期限规定 依据《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向人民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自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民事权利被侵害之日起算。该规定当然适用于不当得利之诉。 二、诉讼时效的起算 诉讼时效起算时点的确定，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 1、主观标准：即从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侵害时开始起算； 2、客观标准：即从救济权发生或可得行使之时起算。 三、两者的比较 客观标准不受权利人知与不知的影响，有利于实践诉讼时效制度维护交易安全的规范目的，但在权利人还不知道其权利遭受侵害时即开始时效的进行，在伦理性上不免留有缺憾。 相反，主观起算标准则不仅考虑到权利行使无法律上的障碍，还顾及权利人主张权利在事实上是否可能，因此有利于权利人的保护。但因为使义务人的法律地位系于权利人的主观情况，也存在着削弱时效制度功能的危险。有鉴于此，各国立法上多依时效期间之长短而区别其起算时点，即以客观起算点与较长时效期间相配合，以前者顾及安全性，而以后者顾及伦理性；或者，以主观起算点与较短时效期间相配合，以前者顾及伦理性，而以后者顾及安全性。我国系采用以主观起算点与较短时效期间相配合来确定诉讼时效起开始算的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