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书面辩护词是什么

[律师回复] 根据庭审情况调整辩护思路与内容的律师则会对书记员讲：“我这个辩护意见还需要修改，等修改后马上寄给你。”回去后，律师会及时回忆庭审情况，重新修改整理辩护意见后寄给法院。
有的律师甚至会在原有辩护意见基础之上，将庭审中每一个认为重要的细节问题都整理进书面的辩护意见中，形成洋洋洒洒几十页甚至上百页的辩护词，希望能通过这详细的辩护意见打动法官。那些不相信庭审能解决问题，喜欢将案件面交社会公众，由社会公众来公正审判案件的律师，尤为青睐在庭后整理详尽的书面辩护意见然后将其寄给法院并同时公之于众。
在当今的刑事司法实践中，这样的现象已经司空见惯，从未有人提出过异议。而我每每觉得，这种要求律师庭后提交书面辩护意见的做法，是有悖于司法性质的反常之举。在当今提倡审判中心主义、庭审实质化的背景下，这种司法惯例尤为不妥。
法官为什么要求律师庭后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其直接目的，是法官在撰写判决书时，可依据书面的辩护词来确定辩护人的法庭意见；更进一步的目的，对于需要向本院领导或者上级法院请示时，可将书面辩护词作为辩护意见一并附上，供领导审批案件时参考。
按照国家司法改革的要求，以庭审为中心要求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
“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要求用于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必须当庭出示，并当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证；要求法院必须根据控辩双方当庭出示的证据，根据庭审中的质证与辩论意见，来查明、认定案件事实。
“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要求控辩双方对案件证据、事实与法律适用的意见应当在法庭当庭发表，任何一方均不得在庭外私下发表对案件的意见；法院对案件的裁判，应当根据当庭查明的案件事实，根据当庭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而形成，不得基于任何庭外的因素做出裁判。
按照以庭审为中心的上述四项要求，法官应当在庭审中集中精力，认真听取控辩双方对案件证据、事实与法律的意见，根据庭审情况对案件作出裁判，以保证司法裁判的亲历性。
庭审结束后，要求律师庭后提交全面的书面辩护意见，根据书面的辩护词来明确辩护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判决，违背了以庭审为中心的改革要求。
在庭审中，律师已经就案件进行过发问、举证、质证与法庭辩论，其意见已在法庭上充分发表。按照以庭审为中心的四项要求，法庭应当根据庭审情况，包括律师当庭发表的庭审意见，当庭对案件形成裁判。要求律师在庭后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明显有违“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由于庭审包括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两个阶段，案件事实的查明主要是法庭调查阶段的任务，律师的辩护意见只是法庭辩论阶段的意见，并不能完全囊括律师在法庭调查阶段的意见，即便有的律师在庭后会根据法庭调查情况完善辩护意见，也不可能覆盖其在法庭调查时发表的所有意见。根据律师庭后提交的不能全面反映举证质证情况的辩护意见来撰写判决书，也与“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的要求相悖。
有的法官也许会这样来辩解，要求律师庭后提交辩护意见，是为了防止撰写判决书时对律师的辩护意见记忆不清。然而，即便在撰写判决书时对于律师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中的一些细节记忆不清，但由于法庭对庭审情况有详细的记录，只要翻看庭审记录即可，完全没有必要要求律师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
要求律师庭后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是法官传统的书面审理工作模式与思维方式的延续。法官们习惯了在庭前阅卷，根据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对案件形成初步认识，庭审更多的只是帮助其将庭前的认识完整化、清晰化。在庭审后要求律师提交书面的辩护意见，然后根据书面的起诉书与书面的辩护意见形成书面的判决书。
这样一种严重依赖于庭前的案卷以及庭后的书面辩护意见判案的工作模式，与审判中心主义所要求的“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格格不入，在无形中消解了庭审的作用，让庭审流于形式，让庭审实质化难以真正实现。

[律师回复] 辩护词基本内容应当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影响量刑的情节如：初犯、从犯、数额、分赃数额、危害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被害人谅解等等方面。着重论述犯罪是否构成以及如果应当得到最轻的处罚等等。

[律师回复] 辩护词和辩护意见的区别
辩护词是正式的书面辩护意见，供法庭审理采纳；辩护意见是辩护词的浓缩，供律师当庭口头表达用。
辩护词，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所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对控诉的内容进行申述、辩解、反驳控诉，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提出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的文书。辩护词只是一种意见的表达，法官作判决的时候会参考。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接受被告人张三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三同意，指派律师作为张三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书指控被告人张三构成寻衅滋事罪定性错误，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更为适当。
首先，犯罪动机上。
其次，犯罪起因上。
第三，犯罪对象上。
二、在量刑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在整个伤害过程中，作用较小，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二)受害人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而没有主动避免，应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三)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可以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自首，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杨苏铁磊的经济损失，取得了受害人及家人的原谅，可以从轻处罚。
(六)被告人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过，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本着改造犯罪分子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请求合议庭能够对被告人张三从轻处罚，让他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人民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
2015年月日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上诉人李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其二审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人会见了上诉人、查阅了案件材料，了解了本案案情。现依法履行辩护职责，并就本案客观事实和庭审情况，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辩护人对于原审刑事判决书所述基本事实和定罪部分没有异议，但是辩护人认为原审法院未将上诉人认定为从犯是错误的，而且量刑过重，理由如下：
一、关于主从犯问题
根据上诉人李某某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和法庭上的供述，其他同案犯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以及被害人杨某、陈某锋在询问笔录中的陈述，结合上诉人李某某和其他同案犯的实际犯罪情节，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李某某在这两起共同抢劫案中应当认定为从犯。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关于第一起抢劫案(即2013年8月19日抢劫案)，根据上诉人李某某供述系曹某提议的，本意是要去偷一辆摩托车，而不是要去抢劫，起初并没有抢劫的犯罪故意，作案工具也是由曹某及另一同案犯陈某准备的。曹某骑助力车载他们到灌口寻找作案目标未果，上诉人李某某已放弃偷车念头，本想自己回家，可惜未能拒绝曹某到白虎岩山顶玩的邀请，便一同到白虎岩山顶玩。下山途中，曹某事先未告知、也未与上诉人及另一同案犯协商的情况下，见财起意自行对被害人杨某实施拦车抢劫行为，上诉人是在曹某要求帮忙的指使下才不经意中加入了这起抢劫中，被害人的助力车
最后是被曹某抢去的，事后上诉人对助力车的去向并不知情，也没有分到任何销赃款。
其次，关于第二起抢劫案(即2013年9月15日抢劫案)，根据同案犯刘某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详见证据卷051页)“因为我当时没有上班，没钱曹某叫我去抢劫我就去了”以及另一同案犯杨某江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详见证据卷084)“曹某和刘某就对我说一起去赚钱，还说前天也去赚钱了，于是我就同意了”可见，这次抢劫也是由曹某提出来的，也是由其一手策划的。另外，根据同案犯曹某在讯问笔录中的供述(详见证据卷033)“我们四人冲过去的时候被其中一男子跑掉了，只将另一男子围住，我用棍子敲了那男子被部一棍，其他人就没有动手，
然后就抢到一部手机和700元钱”。同案犯刘某也在讯问笔录中供述(详见证据卷051)“曹某一个人下车从地上捡起一根木棍直接往那男子腰上敲了一棍”。同案犯杨某江也在讯问笔录中供述(详见证据卷084)“曹某说他妈的上去抓人时跑了一个人没追上，还说抢到一部黑色山寨手机和600多元”。这三人的供述相互印证，完全可以证实是曹某在带头实施具体抢劫，而且持棍殴打被害人也是曹某，而不是上诉人。另外，抢到赃物后具体如何分赃也是由曹某一手决定的。
由此可见，上诉人在本案两次共同犯罪中起的是辅助作用，因此，应认定为从犯。
二、关于本案的量刑情节
辩护人认为上诉人李某某具有法定和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量刑情节，具体表现如下：
1、鉴于上述理由，上诉人李某某在整个犯罪活动中不是犯意的提起者和犯罪活动的召集者、组织者，上诉人李某某仅只是起辅助作用，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应认定为从犯。因此，辩护人建议法庭能对其减轻处罚。
2、上诉人李某某在归案后，能如实交代自己的部分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庭审中，又能当庭自愿认罪，又有悔罪表现。此情节，根据量刑规定建议可以减少基准刑。
3、鉴于被害人陈某锋被劫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人民币1271元，已从贵院缴获的赃款中全部获得赔付。此情节，建议可以对上诉人酌情从轻处罚。
4、鉴于上诉人父母为了生计忙于工作，对其疏于管教，且其文化素质低，法律意识淡薄，交友不慎而误入歧途，因此，恳请法庭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综上，辩护人认为原审法院在对上诉人定罪量刑中，未客观认定其为从犯，未充分考虑到其上述从轻、减轻情节，导致量刑过重。因此，辩护人请求贵院能够充分考虑上诉人的上述情节，撤销原审判决，对上诉人判处较轻的刑罚。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采纳。谢谢!
市中级人民法院
年月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政府采购 Government Procurement就是指国家各级政府为从事日常的政务活动或为了满足公共服务的目的，利用国家财政性资金和政府借款购买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政府采购不仅是指具体的采购过程，而且是采购政策、采购程序、采购过程及采购管理的总称，是一种对公共采购管理的制度。
完善、合理的政府采购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财政资金的利用效果起到很大的作用，因而是财政支出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的有关规定，浙江兴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顾某某近亲属委托，并征得被告人顾某某本人同意，指派王舒琪律师担任被告人顾某某的辩护人。
辩护人接手案件后，到公诉机关查阅了案件的有关材料，多次到看守所会见了被告人顾某某，又参与了本案的庭审，对整个案件事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现发表以下辩护意见：
首先，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顾某某犯开设赌场的犯罪事实不表示异议，但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具有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顾某某在公诉机关指控的在海宁市寻根访茶室开设的赌场中所起的作用较小，是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根据法庭调查的情况，在本节犯罪过程中的主要被告人汪某某、胡某某在回答本辩护人的提问时都回答该赌场是由三人合开的，这与被告人顾某某的陈述一致。在该节事实中，赌场开设在海宁市寻根访茶室，该茶室是曹某开的，赌场的场地是由曹某提供，而赌场的工作人员则都是被告人汪某某手下。当时，被告人汪某某在海宁和嘉兴王店很有势力，经常强占别人的场子(在本案的第二项罪名寻衅滋事罪中，就有多起被告人汪某某强占别人场子的情况)，被告人汪某某要求被告人顾某某加入合伙开赌场，被告人顾某某是是不敢不听从的，被告人顾某某加入该赌场主要是惧怕被告人汪某某的势力。根据被告人孙某某2009年7月30日笔录第8-9页、2009年9月7日笔录中第7-8页的供述：当时柴菩头即被告人顾某某答应合开场子是因为惧怕得罪占峰，怕被打。孙某某的笔录也反映了这一情况，其他各被告人的供述也佐证了被告人顾某某惧怕被告人汪某某而与其合开场子这一事实。
而且，该赌场在开设过程中，基本上顾某某是没有什么权力的，赌场中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是由汪某某委派，管理和分成也是由汪某某的人负责。被告人顾某某在公安阶段的笔录以及本案的庭审过程中叶对此做了如实的陈述。被告人胡某某在公安侦查卷12页、170页中，被告人胡某红在公安侦查卷130页、 141页中，被告人孙某某在公安侦查卷16页、62-63页中，被告人胡某平在公安侦查卷1
4、35页中，以及上述各被告人在本庭庭审过程中都对此做了如实的陈述，证人谢某某、杨某某、富某某、陈某某、金某某、宋某某、褚某、金某某、徐某某、楼某某、盛某某等人的证人证言也予以证实。根据以上各被告人的供述及证人证言，在寻根访赌场的开设中，赌场中抽庄丰、洗牌、维持秩序、插脚等都是由汪某某委派手下掌控的，被告人顾某某在赌场中是没有什么权力的，事实上他的存在是可有可无的，有没有被告人他都不影响该赌场的开设和经营。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在该赌场的开设和经营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为次要和辅助的作用，应为从犯。根据刑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对于从犯，应当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还具有以下减轻、从轻处罚的情节：
1、被告人顾某某社会危害性较小。海宁市寻根访茶室开设的赌场总共就开了不到一个星期，期间共开了五场，这一事实已经在法庭调查中，由各被告人的供述和证人证言予以证实，公诉机关对这一事实也是予以认可的。相对于一般的开设赌场罪的情况以及与本案其他赌场的开设情况相比，寻根访赌场的开设时间较短、场次较少，影响较小，对社会的危害性也相对较小，依法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2、被告人顾某某认罪态度好。早在2009年4月24日，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顾某某的第一次询问中，被告人顾某某就对于自己在寻根访开设赌场的事实供认不讳。在公安机关的整个侦查过程中，被告人顾某某始终对自己的犯罪事实如实供述，供述前后一致。在本案的整个庭审过程中，被告人顾某某认罪态度好，能如实回答公诉机关和审判人员的提问，自愿认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3、被告人顾某某配合公安机关其他犯罪事实的侦查工作，有悔罪表现。侦查机关对被告人顾某某的第一次询问中，被告人顾某某就对被告人汪某某等人的犯罪事实做了如实的供述，对公安机关侦查本案提供了一定的帮助。而且在整个侦查阶段，被告人顾某某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对本案涉黑案件及聚众斗殴等节的犯罪事实提供了证人证言。辩护人热内被告人顾某某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工作，对公安机关侦查其他案件起了一定的作用，可以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顾某某在寻根访赌场中所起的作用较小为从犯，而且认罪态度好，有悔罪表现，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具有法定的和酌定的从轻、减轻处罚情节。请法庭本着刑法惩罚和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对辩护人的意见予以考虑，对被告人顾某某减轻处罚，给被告人顾某某一个从新做人的机会。谢谢!
辩护人：某某某律师事务所
2010年4月10日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 ……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又参加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有了详尽的了解，现依法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辩护人对书指控×××犯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是对书认定×××本次犯罪具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盗窃数额的认定持有不同意见，具体如下： 第一，×××本次犯罪不属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中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本次犯罪的情节来看，其犯罪手段一般，被窃物品和被害人不具有特殊性，故×××的本次犯罪没有明显的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公诉人指控×××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认为×××属于累犯，实施盗窃的次数比较多。对此，辩护人认为，累犯和实施盗窃次数较多，都不能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我国刑法对于累犯的处理，有专门的规定，即应当从重处理，其含义是在本次犯罪的量刑范围内比照没有累犯的情节从重处罚。因此，刑法对于累犯因素的考虑是不能超越不考虑累犯情节而应当判处刑罚范围的。所以，公诉人把×××的累犯情节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使得×××的起刑点从三年以下直接跳跃至十年以上，这过分超越了×××应当获得的刑罚上限。这种认定，应该是违反了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是不公正的。 如果累犯可以作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那么在××× 第二、三次犯罪的时候，其罪行已经构成了累犯，那么当时的审判法庭就应该认定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对其实施较长刑期的重刑。然而当时的审判法庭都没有因此认定××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都是严格依据当时×××的涉案情节，相对从重处罚的。可见，本次×××虽然再一次面临累犯的认定，但累犯这一条应该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无关。 另外，盗窃次数较多也不能作为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据。因为，书指控×××盗窃多次，涉案金额也只不过一万出头。从此可见，盗窃多次的后果仅仅是金额累计刚好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数额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盗窃次数较多，那么盗窃金额很可能达不到追诉下限，也就不构成盗窃罪了。所以，如果×××盗窃次数较多的法律后果，仅仅是拼凑到了需要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一个金额。故明显不能将其作为判处重刑的依据。如果被告人一次盗窃得手一万多元判处三年以下，而每次盗窃只能偷到一点点财物，多次盗窃才偷到一万多元却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更何况，书指控×××多次盗窃中有很多证据并不充分。 第二，书指控×××的多次犯罪中，有很多起缺乏必要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在被告人不承认的前提下，要证明被告人的盗窃罪行，仅凭借被害人的陈述、搜查笔录、被盗物品发票、物价鉴定书，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被害人有失窃而被告人家里有被盗物品。虽然中国有古话叫作“捉贼要拿赃”，但是并不是在被告人家里找到被盗物品的，就能认定这些物品是被告人偷的。刑事审判的证据必须严密，证据锁链应当具有排他性。那么，被告人家里面搜查到赃物的，除了被告人偷窃以外，还存在被告人收赃或者捡到被盗物品等等其他可能性。要证明被告人就是盗窃者，至少还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到过失窃现场。故辩护人认为，书指控的失窃物品如果没有指纹鉴定和辨认笔录的，一概不能计算至盗窃金额之内。 第三，×××虽然多次犯罪，但是他无法犯罪泥潭中自拔，也有不可归责于他本人的一面，他也有值得同情和宽容的一面。据辩护人了解，×××身体很不健康，患有多种疾病，由于长期服刑，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病魔的折磨使得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劳动能力而又要生存，也是×××一次又一次犯侵犯财产的罪行的一大原因。所以辩护人呼吁，对于×××这种多次改造均没有良好效果的，国家对他们不要仅考虑施以重刑，把他们逼上绝路，也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们的最终出路，否则，×××恐怕永远不会改造好了，最可怕的结果将是病死在狱中。我想，这不应该是法治提倡的司法目标吧。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对于×××的定罪量刑，应该坚守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掌握对证据的把握，坚守疑罪从无的原则，证据环节缺失的坚决否定，最终在三年以下对×××量刑。 此致 ××××人民

[律师回复] 虽然你舅舅不需要书面辩护词，但是我还是为你提供以下模板供参考一下：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甲一的委托, 指派本律师作为贵院受理的甲一涉嫌故意杀人 罪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一案上诉人的委托辩护人。 本律师详细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 向上诉 人了解了相关的情况, 参与本案一审和二审的庭审全过程。 现就本案的审理, 依法发表如下 辩护意见,请法庭采纳。
辩护人认为:现有的证据可以显示上诉人甲一所作的有罪供述存在有非法取证的可能,且 指控其有罪的证据有重大的疑点,各证据之间无法形成完整严密的证据链。严格依照《刑 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审判定罪量刑必须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要求,本案 的所有证据尚不足于证明上诉人犯有本案所指控之罪行。本案一审判决认定甲一犯故意杀 人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一审的判决是错误的。具体如下:
一、本案诉讼证据材料有关上诉人的笔录和供述,现有证据可以显示存在有刑讯逼供或其 他非法取证的情形,依法不能作为定罪的证据。
不可否认,从上诉人的《询问笔录》和《讯问笔录》看,自 2011年 11月 16日起,上诉人便 开始被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2011年 11月 16日至 11月 18日的三份笔录均作无罪辩解,否认 本案系其所为; 2011年 11月 19日 18时起开始作有罪供述。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上诉人 就翻供, 否认了本案系其所为 (据上诉人交待, 在检察机关提审时, 其就否认本案系其所为, 但工作人员根本不听其辩解, 就让其在作好的“笔录”上签字了事。 关于检察机关所作的笔 录,在诉讼过程中,暂没有看到相关材料) 。在一审法院审理过程中和二审审理过程中,上 诉人均否认本案系其所为。并且,上诉人在《刑事上诉状》中称公安机关自 2011年 11月 16日起便采用刑讯逼供的手段,施以殴打、 不让睡觉、 不让大小便、危胁妻儿有危险等方式进 行侦查讯问, 在这样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下, 上诉人当时感到痛不欲生, 生不如死及不 愿意拖累家人,遂按照侦查人员侦查所得的情况作了有罪的供述。
辩护人认为, 本案现有的证据可以证明侦查机关所取得的上诉人有罪供述的笔录是通过非法 的方式取得的证据,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理由如下:
1、上诉人在作有罪供述之前,侦查机关已事先带领上诉人察看并了解了案发第一现场。 辩护人在二审庭审过程中,通过发问出庭作证证人陈僧清、陈丽珍,查清非常重要的事实:两证人均一致分别认可在 2011年 11月 6日至 2011年 11月 16日期间,即案发后至作有罪供 述前,侦查人员曾带甲一至案发现场,详细察看了解了案发现场的情况。 本案证据中,上 诉人所作的第一次有罪供述是 2011年 11月 19日,结合两证人的证言,上诉人是在被侦查人 员带领察看了解现场之后,才作出有罪供述的。
2、本案从现有的证据,已有足够的合理性可以怀疑在侦查过程中有刑讯逼或非法取证供情 形的存在!
且看:第一份 《询问笔录》 的记录时间为 2011年 11月 16日 16时 30分至 19时 53分; 第二份 《讯 问笔录》的记录时间为 2011年 11月 17日 5时 45分至 8时 13分;第四份《讯问笔录》记录时间。

[律师回复] 刑事案件辩护律师的职责就是提出被告人无罪、罪轻、减轻处罚、免于处罚的辩护意见，在案件审判程序中，被告人认罪认罚的属于从轻处罚的情节，辩护律师可以依据从轻处罚的情节上进行辩护以上是对认罪认罚辩护词从哪方面来写问题的解答

[律师回复] 刑事案件授权委托书
委托人(姓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特聘请律师事务所 律师为 (犯罪嫌疑 人或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或辩护。
本委托书有效期限自即日起至
止。委托人:年月 日

[律师回复] 辩护词和辩护意见书都是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诉讼过程中根据事实和法律所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材料和意见，部分地或全部地对控诉的内容进行申述、辩解、反驳控诉，以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提出应当减轻、甚至免除刑事责任的文书。
辩护词是辩护人（一般是律师）向法庭开庭时，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
辩护意见书一般是在事后向法庭提交的补充辩护意见。辩护词是即时发表的。

[律师回复] 被告人zw盗窃罪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张太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zw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zw的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zw，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zw犯盗窃罪，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异议。辩护人仅就被告人量刑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对此不能认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zw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根本没有达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办理盗窃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1998]242号）规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仅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
本案是入户盗窃，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入户盗窃只是与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的定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修正仅仅是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标准，扩大了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范围，但是在刑罚方面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入户盗窃也只是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不是盗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只要入户盗窃数额没有达到盗窃罪规定的数额巨大的起点的情况下，任然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是入户盗窃，就以数额巨大来量刑处罚。
二、仅仅因为被告人系累犯，就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重，有悖于《刑法》的规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该《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非是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应当加重处罚，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只有当累犯的盗窃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且没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如果累犯盗窃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较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时，则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沪高法[2005]83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适用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等情节，依法需升格至上一个法定刑幅度量刑的，应当遵守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基础危害行为所对应的刑罚量应当接近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否则，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内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远远没有达到2万元的数额巨大的标准，且被告人有多个从轻情节。因此，被告人虽系累犯，也不应当加重处罚，而只能从重处罚。
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处罚。这也是刑法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个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是对盗窃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处，不是从重处罚，而是加重处罚，其结果是直接违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再次，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更不能作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这一规定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予以规定是明显违法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上海高院相关规定中也明确了本案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累犯是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再次明确了累犯只能从重处罚而不能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对累犯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其次，上海高院2007年施行的《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沪高法[2007]197号）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财物价值8000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且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次，上海高院2010年施行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span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六节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并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
由此可见，目前上海法院倾向性的规定了只有在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且累犯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盗窃数额为7000元，没有达到上述规定的8000元加重处罚标准。因此，对被告人zw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不应当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量刑处罚，而应当在法定刑三年以下量刑处罚。
四、被告人有从轻情节，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在既没有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被讯问前，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依法应当以自首论，可以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在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前后供述一致，没有反复。被告人也自愿当庭认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再次，被告人zw的姐姐zp主动为被告人zw积极退赃7000元，赔偿了失主的全部损失，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因此，对被告人zw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zw再次犯罪是一个社会悲剧。
被告人zw在1995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期间被告人zw积极接受改造，因表现出色被数次减刑，终于在2011年5月25日刑满释放回家。刑满后被告人zw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希望，决心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然而像zw这样一个经过长期服刑改造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更没有就业所需的学历。残酷的现实是因被告人zw有多次盗窃前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工作，zw面临的是有劳动能力却无法自食其力的窘境。被告人zw就这样没有工作、没有医保，仅靠每个月500余元的低保和姐姐zp的接济维持生活。被告人zw患有心脏病、胃溃疡，就连摔伤了脚去看病也不得不用姐姐zp的医保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工作，是被告人zw再次犯罪的根源之一，就像被告人zw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所说的，再次犯罪是因“生活拮据”。因此，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中，才能有效减少类似zw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综上，恳请法庭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起因、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后，对被告人zw能够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予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关于刑事被告必须提交辩护书吗的规定，是什么
作为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我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已经发表过辩护词和质证意见，现针对补充侦查卷及补充公诉意见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及辩护词。
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主体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 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要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而不是作为侦查机关的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同时辩护人也没有在卷中看见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任何书面文件。但补充侦查卷的立卷单位和侦查人员全部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补充侦查卷中看不到任何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因此，此次补充侦查行为的主体没有侦查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其次，本案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甚至已构成犯罪。本案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因此，如果法庭对已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完全可以传唤证人开庭重新展开庭审调查，但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审判阶段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违法提审已处于审判阶段的四名被告人，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重新询问证言已在法庭调查阶段质证过的部分证人，甚至包括曾经旁听过过法庭庭审的证人(还将证人旁听过庭审的事实堂而皇之的记录在笔录里)，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看守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其行为已经涉嫌构陷被告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但不行使监督权，反而将侦查机关的所谓补充侦查卷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则更是违法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此补充侦查卷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建议法庭将此案卷转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反渎职调查。
第三，本案补充侦查的程序和过程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
1、除了现场询问和传唤到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外，对证人询问应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但本案补充侦查卷中新的证人询问地点大都是在三个酒店中，同时卷中也没有证明这三个酒店是证人们共同提出的;
2、 询问证人也不是个别进行，甚至在笔录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在2013年7月23日20时11分到2013年7月23日20时43分证人秦耀忠和证人李新民竟然同时在所谓侦查人员侯士勋、姚凯面前做笔录。
3、调查取证人员根本没有按照规定出示相关法律手续，在所有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员均只出示工作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不仅仅是出示工作证件，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判断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是未经批准的私自调查行为，根本没有取得“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第四，针对辩护人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关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辩护意见，补充侦查卷特意调取了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同事也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母亲李新英和第一被告人的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证言，以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就很熟悉。但这些所谓的证人不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亲属就是朋友、邻居。在庭审辩论结束已经明确各被告人的观点和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前提下，其证言的可信性极低，即使其证言本身也不符合事实，第一被告人蔺某某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小了整整一代，而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在1995年就离开原单位，当时第一被告人蔺子仅仅十一二岁，两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触的环境，怎么可能能相互熟悉?再有一点，即使调查人员再调取100个证人也无法反驳的一个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护人提出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依据时有意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证言，就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父亲蔺建兴在2012年5月29日的证言：“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人，但没有来往”这一证据完全证明第一被告人的父母一辈也仅仅是知道有孟某某这个人，但没有来往，也就是不熟悉，那其他人证明能证明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很熟悉并知道对方名字呢?因此这些试图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熟悉并互相知道对方姓名的所谓证人证言不但程序违法，内容显然也是不真实的。
综上，公诉人将侦查主体、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的所谓补充侦查卷作为补充侦查证据提交，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孟某某犯有合同诈骗罪，同时其行为也是违法的。在此辩护人也提醒法庭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一百九十八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的规定，在此次延期审理过程中，以及补充侦查卷中，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检察机关对本案延期审理的建议和恢复法庭审理的书面提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和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限以远远超过法定的最多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即使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也已超过100多天，应当对被告人孟某某应当予以释放，如果法庭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孟某某也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孟某某无罪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律师回复] 刑事诉讼被告方辩护书的辩护词如下
作为被告人孟某某的辩护人，我在第一次庭审过程中已经发表过辩护词和质证意见，现针对补充侦查卷及补充公诉意见发表以下质证意见及辩护词。
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人提交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主体是严重违法的。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七条 “在审判过程中,对于需要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的,人民检察院应当自行收集证据和进行侦查,必要时可以要求侦查机关提供协助;也可以书面 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规定，在本案的审判过程中，要补充侦查的主体是商丘市人民检察院，而不是作为侦查机关的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同时辩护人也没有在卷中看见检察院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提供证据的任何书面文件。但补充侦查卷的立卷单位和侦查人员全部是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补充侦查卷中看不到任何检察院和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参与了此次补充提供法庭审判所必需的证据或者补充侦查。因此，此次补充侦查行为的主体没有侦查权，是严重违法行为。
其次，本案的补充侦查卷的侦查行为严重违法甚至已构成犯罪。本案已经到了审判阶段，因此，如果法庭对已交的证人证言、被告人的供述或辩解有疑问或不清楚的完全可以传唤证人开庭重新展开庭审调查，但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在审判阶段没有侦查权的情况下违法提审已处于审判阶段的四名被告人，并针对辩护人的辩护意见，重新询问证言已在法庭调查阶段质证过的部分证人，甚至包括曾经旁听过过法庭庭审的证人(还将证人旁听过庭审的事实堂而皇之的记录在笔录里)，侦查机关的行为不仅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和有关看守所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其行为已经涉嫌构陷被告人、滥用职权的犯罪行为，作为刑事诉讼程序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不但不行使监督权，反而将侦查机关的所谓补充侦查卷当做证据提交给法院，则更是违法的。因此，辩护人认为此补充侦查卷的所有证据都是非法证据予以排除，并建议法庭将此案卷转交人民检察院启动反渎职调查。
第三，本案补充侦查的程序和过程严重违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在现场进行，也可以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在现场询问证人，应当出示工作证件，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的规定，
1、除了现场询问和传唤到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外，对证人询问应该在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进行，但本案补充侦查卷中新的证人询问地点大都是在三个酒店中，同时卷中也没有证明这三个酒店是证人们共同提出的;
2、 询问证人也不是个别进行，甚至在笔录的记载中就可以看到在2013年7月23日20时11分到2013年7月23日20时43分证人秦耀忠和证人李新民竟然同时在所谓侦查人员侯士勋、姚凯面前做笔录。
3、调查取证人员根本没有按照规定出示相关法律手续，在所有的调查笔录中，调查人员均只出示工作证件，但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到证人所在单位、住处或者证人提出的地点询问证人，应当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而不仅仅是出示工作证件，因此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判断本案的侦查机关永城市公安局经侦大队是未经批准的私自调查行为，根本没有取得“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
第四，针对辩护人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关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辩护意见，补充侦查卷特意调取了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同事也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母亲李新英和第一被告人的部分亲戚、朋友、邻居的证言，以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就很熟悉。但这些所谓的证人不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亲属就是朋友、邻居。在庭审辩论结束已经明确各被告人的观点和辩护人辩护意见的前提下，其证言的可信性极低，即使其证言本身也不符合事实，第一被告人蔺某某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小了整整一代，而且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在1995年就离开原单位，当时第一被告人蔺子仅仅十一二岁，两人没有任何可以接触的环境，怎么可能能相互熟悉?再有一点，即使调查人员再调取100个证人也无法反驳的一个重要的证人证言，在第一次开庭审理时辩护人提出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原先并不熟悉甚至不知道对方名字的依据时有意没有提到的一个关键证人证言，就是第一被告人蔺某某的父亲蔺建兴在2012年5月29日的证言：“我们一直都知道这个人，但没有来往”这一证据完全证明第一被告人的父母一辈也仅仅是知道有孟某某这个人，但没有来往，也就是不熟悉，那其他人证明能证明第一被告人和第四被告人很熟悉并知道对方名字呢?因此这些试图证明第一被告人蔺某某和第四被告人孟某某熟悉并互相知道对方姓名的所谓证人证言不但程序违法，内容显然也是不真实的。
综上，公诉人将侦查主体、侦查行为、侦查程序严重违法甚至可能构成犯罪的所谓补充侦查卷作为补充侦查证据提交，既不能证明被告人孟某某犯有合同诈骗罪，同时其行为也是违法的。在此辩护人也提醒法庭注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一百九十八条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遇有下列情形之一，影响审判进行的，可以延期审理：(二)检察人员发现提起公诉的案件需要补充侦查，提出建议的;”以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四百五十六条 “法庭宣布延期审理后,人民检察院应当在补充侦查的期限内提请人民法院恢复法庭审理或者撤回起诉。”的规定，在此次延期审理过程中，以及补充侦查卷中，辩护人没有看到任何检察机关对本案延期审理的建议和恢复法庭审理的书面提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第九十六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羁押的案件，不能在本法规定的侦查羁押、审查起诉、一审、二审期限内办结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予以释放;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和第二百零二条 “人民法院审理公诉案件，应当在受理后二个月以内宣判，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或者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以及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规定情形之一的，经上一级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三个月;因特殊情况还需要延长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的规定，本案审理期限以远远超过法定的最多三个月的审理期限，即使从第一次开庭到现在也已超过100多天，应当对被告人孟某某应当予以释放，如果法庭需要继续查证、审理的，对被告人孟某某也可以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因此，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孟某某无罪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

[律师回复] 辩护词是辩护人（一般是律师）向法庭开庭时，当庭发表的辩护意见。
辩护意见书一般是在事后向法庭提交的补充辩护意见。辩护词是即时发表的。

[律师回复] 你好，其实刑事辩护词（非法采矿罪）这个状况，回答很简单，你要知道的是：为依法惩处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审理这类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违反矿产资源法的规定非法采矿，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经责令停止开采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照刑法
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以非法采矿罪定罪处罚：
（一）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
（二）擅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
（三）擅自开采国家规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
第二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本解释第一条第（一）项规定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一）无采矿许可证开采矿产资源的；（二）采矿许可证被注销、吊销后继续开采矿产资源的；（三）超越采矿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开采矿产资源的；
（四）未按采矿许可证规定的矿种开采矿产资源的（共生、伴生矿种除外）；
（五）其他未取得采矿许可证开采矿产资源的情形。
第三条非法采矿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价值，数额在５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
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矿产资源破坏”；数额在３０万元以上的，属于刑法
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
第四条刑法
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破坏性采矿罪中“采取破坏性的开采方法开采矿产资源”，是指行为人违反地质矿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开采矿产资源，并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的行为。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为了将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司法全过程，建议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同时公布该案辩护律师或代理律师的辩护词、代理词等法律文书。这对规范、监督法官依法审判和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监督律师严格遵守职业操守都有着重大意义。
辩护词、代理词的全面公开，是对审判法官的监督和对其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规范，裁判文书对辩护词、代理词中提出的辩护意见、诉请、抗辩的理由、提供的证据是否采信，就有了参照依据。裁判文书中适用的法律是否准确、权利义务分配是否恰当，也就有了对照和评判依据。同时，律师辩护和代理意见得到充分表达，更有利于法官在审判中兼听则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