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辩护律师面临的风险有哪些？

[律师回复] 做无罪辩护有风险吗,无罪辩护不成功有什么后果 有风险。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 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构成另一罪名时，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以陉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出构成他罪，有充当公诉人之嫌；如果仅就指控的罪名做无罪辩护，可能对最终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律师要综合全案的情况，积极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将风险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做无罪辩护。 如果是辩护人辩护无罪，那没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辩护无罪，一旦判其有罪，那么会认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能会从重量刑。

[律师回复] 标题:写“关于×××(被告人姓名 ) ××案件的辩护词”或略写为“辩 护词” 。
称谓:一般写于“审判长” 、 “人民陪审员”或“审判长” 、 “审判员” 。 辩护引言:其主要内容有三:
写明自己出庭辩护的合法性:单位受人委托,本人受单位指派。 写明发言前的准备工作 (包括阅卷调查、会见被告人 ) 等 ;
写明对法庭调查及本案件性质的基本观点。正文即辩护理由。
这是辩护词的主体部分。其 主要内容:
从对犯罪事实的方面进行辩护。 通常有三种情况:
(1)起诉书指控的事实 根本不存在,或者部分不存在,可作无罪或罪轻的辩护 ;
(2)起诉书指控 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可作要求延期审理,退回补充侦查的辩护 ;
(3)起诉指控的事实虽然存在,但被告人具有不负刑事责任的法定条件,可 作不负刑事责任的辩护 ; 或者指控的事实确已作过处理,可作不应再予 判刑的辩护等等。
从适用法律方面辩护。辩护人针对起诉书所援引法律的不当之处, 进行 揭露和反驳。援引法律不当,或者导致确定罪名不当,或者导致量刑偏 重。被告人具有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未予考虑。辩护人应当阐 明怎样理解和援引法律才是正确的,并提出自己对援引法律的意见。
从情理上进行辩护。这可以联系被告人的一贯表现,犯罪起因、犯罪后 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等,紧紧抓住被告有利的情节和条件全面地分 析 ; 充分地说理,认真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以上所述辩护理由的三个方面,并不是辩护词的全部内容, 也不是每一 篇辩护词都必须具备的, 案件是千差万别的, 辩护词的内容也是灵活多

[律师回复] 做无罪辩护有风险吗,无罪辩护不成功有什么后果 有风险。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 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构成另一罪名时，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以陉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出构成他罪，有充当公诉人之嫌；如果仅就指控的罪名做无罪辩护，可能对最终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律师要综合全案的情况，积极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将风险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做无罪辩护。 如果是辩护人辩护无罪，那没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辩护无罪，一旦判其有罪，那么会认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能会从重量刑。

[律师回复] 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应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一)控诉方指控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
(二)控诉方或辩护方提供的证据，能证明属于下述情况，依据法律应当认定被告人无罪的：
1、被告人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
2、被告人行为系合法行为;
3、被告人没有实施控诉方指控的犯罪行为;
(三)其它依法认定被告人无罪的情况。
为被告人做有罪辩护，应着重从案件定性和对被告人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等方面进行。
在庭审过程中发现审判程序违法，律师应当向法庭指出并要求予以纠正。
辩护技巧：
1、有针对性，要针对指控的主要证据进行辩驳。
2、在法庭调查时埋下伏笔，到法庭辩护时引爆炸弹。
3、抓住公诉人的错误逻辑，适当引导，带他到阴沟里，并由此用他自己的理论导出无罪或罪轻的结论。
4、适当时机的“退一步讲”。
5、善于“察言观色”，要懂法官的表情，适当时加重解释，或一言带过。
6、不要制作完整的“辩护词”，但要有完整的辩护提纲，法庭辩论要随机应变，看辩护词“照本宣科”式辩论不足取。
7、抓住第二轮辩护，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有重点，不要纠缠细枝末节。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是为不应失去人身自由或者生存权的人依法争得人身自由或生存权而辩护。根据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的，可作无罪辩护：
　　(一)无刑事责任能力
　　刑事责任能力，是指行为人构成犯罪和承担刑事责任所必需的，行为人具备的刑法意义上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简言之，刑事责任能力就是行为人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
律师可以做无罪辩护的法定事由
　　
1、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
　　按照我国《刑法》第17条里对责任年龄作了较为集中的规定，把刑事责任年龄划分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与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三个年龄阶段。
　　
(1)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对不满14岁的人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概不追究刑事责任。
　　
(2)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是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只对实施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 “负刑事责任，如果实施的是上面八种犯罪以外的危害行为，并不负刑事责任。
　　
(3)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6周岁的人除需要其他特殊要求的外，原则上可以构成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要求他们对自己实施的刑法所禁止的一切危害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2、精神障碍
　　
(1)完全无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
　　我国《刑法》第18条第1款载明：“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根据这一规定，认定精神障碍者为无责任能力，必需同时具备两个标准;1医学标准。亦称生物学标准，简言之即实施危害行为者是精神病人。确切地讲，是指从医学上看，行为人是基于精神病理的作用而实施特定危害社会行为的精神病人。2心理学标准。亦称法学标准，是指从心理学、法学的角度看，患有精神病的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不但是由精神病理机制直接引起的，而且由于精神病里的作用，使其行为时丧失了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触犯刑法之行为的能力。
　　
①间歇性精神病人的犯罪问题。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②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律师回复] 做无罪辩护有风险吗,无罪辩护不成功有什么后果 有风险。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 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构成另一罪名时，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以陉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出构成他罪，有充当公诉人之嫌；如果仅就指控的罪名做无罪辩护，可能对最终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律师要综合全案的情况，积极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将风险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做无罪辩护。 如果是辩护人辩护无罪，那没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辩护无罪，一旦判其有罪，那么会认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能会从重量刑。

[律师回复] 做无罪辩护有风险吗,无罪辩护不成功有什么后果 有风险。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 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构成另一罪名时，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以陉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出构成他罪，有充当公诉人之嫌；如果仅就指控的罪名做无罪辩护，可能对最终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律师要综合全案的情况，积极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将风险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做无罪辩护。 如果是辩护人辩护无罪，那没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辩护无罪，一旦判其有罪，那么会认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能会从重量刑。

[律师回复] 做无罪辩护有风险吗,无罪辩护不成功有什么后果 有风险。 无罪辩护，就是犯罪嫌疑人拒绝承认犯罪行为，已经承认的，属于翻供，这样一来，无论是自首、坦白都不成立，也就不存在认罪态度较好。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 由于无罪辩护的成功率特别低，甚至带给被告人不利的法律后果，因此以下是总结的特别应当慎做无罪辩护的几种情形。 (一)死刑案件 死刑案件指根据法律规定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案件。由于死刑是最严厉的刑罚，人死不能复生，因此死刑案件的辩护一定要慎之又慎，不能给被告人带来任何不利，否则就是灭顶之灾。但正因为死刑的严重性，律师也一定要善于发现案件中的问题，而所发现的问题是否足以支持律师做无罪辩护，这是考量律师胆识的地方。法律规定的“疑罪从无”在司法实践中更多的是“疑罪从轻”。 我认为就通常而言，律师发现的问题或取得的证据并不足以完全推翻指控的基本事实时，根据我国的司法实情，还是以被告人认罪、律师做罪轻辩护为上。特别是被告人具备法定的可以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时，不能因为法官认为被告人拒不悔罪而未得到从轻，丧失了挽回生命的机会。我认为，任何事物都没有人的生命更重要，律师首先、必须尽到的职责是如何为被告人带来生机，实现法律的相对公正，除非被告人自己选择“杀身成仁”。 (二)有同案犯的案件 共同犯罪中如果被认定为从犯，其所获得的刑罚根据法律规定一般应当比主犯轻。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因为主犯认罪，从犯不认罪，律师为从犯做无罪辩护，导致从犯比主犯宣告刑重的案例也是时有发生。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律师的辩护效果有了直接的客观评价标准，轻者被告人及其家属不满，重者会被被告人家属投诉，因此在有同案犯的情况下，律师一定要慎重考虑是否做无罪辩护。 (三)可能构成其他罪名的案件 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能构成另一罪名时，律师是否做无罪辩护，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因为指控的罪名不成立，但可以陉行改判其他罪名，律师陷入两难境地，如果提出构成他罪，有充当公诉人之嫌；如果仅就指控的罪名做无罪辩护，可能对最终宣判的罪名的量刑不能发表任何意见。因此律师要综合全案的情况，积极和被告人及其家属沟通，将风险和后果告知被告人及其家属，在听取他们意见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做无罪辩护。 如果是辩护人辩护无罪，那没什么后果，如果是被告人自我辩护无罪，一旦判其有罪，那么会认为被告人不具有悔罪表现，在量刑时可能会从重量刑。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注意的风险有哪些 一、律师在递交手续时的风险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律师凭三证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不用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直接凭三证到会见? 实践中，根据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因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先将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证复印件，递交办案机关，之后再安排会见事宜。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了解嫌疑人关押的地点，如果不到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就无法了解这些情况。律师只要履行了递交手续义务，办案机关及就应当安排律师到会见。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可能会以律师没有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机关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时，存在被监听的风险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后果?所以，律师在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 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实际上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被会见人。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所产生的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遭到当事人的投诉。 三、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时存在风险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的。 实务中，在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过程中，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所涉罪名的实体、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让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而不可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陈述。如果律师教唆作虚假供述，律师将被投诉、处罚。 四、律师在会见时解答方面存在风险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时，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也就是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而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假辩解。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律师明确的回答去做而又造成不利影响，其会投诉律师;律师教唆、引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怎么辩解，也会遭到处罚。 五、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存在有风险著名刑辩律师王思鲁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像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疑是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之 一，也是许多律师对刑事辩护‘保持慎戒’的罪愧祸首”。 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作案工具提取而拒不提供?实务中，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除“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系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类情形”外，不得调查其他证据。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全面展开调查的话，那就与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存在冲突。律师取到定罪或罪重的证据，不交出来是隐匿证据，很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提供出来，那就是违反《律师法》中“律师的责任是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从轻、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是违反职业道德，也要遭受行业处罚。 六、传递家信中存在的风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话，哪些可以传递给，哪些不能传递?律师是否可以带“家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是不是与案情无关的都可以传递?是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让其签? 实务中，律师不得秘密夹带家属的信件、物品进入，不得传递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要带给对方的“暗语”，不得让犯罪嫌疑人签署与其定罪量刑有关的委托书、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刑诉法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同时对律师的约束也加强了，对律师进出的各种监控和检查会更加严格。有些规定律师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如果违反了，可能导致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处罚建议书。有些话有可能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律师也要注意，不得传递，否则有串供之嫌。有些法律文件，涉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财产，转移赃款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则不能签，否则可能涉嫌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七、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存在的风险作为委托人的家属，有权向受委托的律师了解工作情况。 律师是将所有了解到的案情都告诉家属呢，还是一点都不向家属透露?不可以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委托人，更不可以透露给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属国家秘密。律师如果将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泄露，可能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遭受处罚。同时，律师如果将案件细节告知委托人，可能会造成委托人因救人心切而去实施串供，伪造、毁灭、隐匿证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对诉讼造成妨害。一旦发生结果，律师难逃其责。 八、律师在案卷使用方面存在的风险当案件在审查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对这些材料，是否有使用规则?可否复制一套给委托人?可否全部给犯罪嫌疑人审阅?可否上网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公开? 律师可以通过复印、拍照方式复制案卷。原则上应当全卷复制。案卷材料在庭审公开前，不能通过上网等方式公开披露，不能复制给委托人;在庭审公开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仍需保密，不得给当事人，不能上网披露。在公开审判前，案卷应属国家秘密，复印给委托人，属泄密行为。在庭审公开后，方可公开。如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后仍不允许公开。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和情节，在解密前，不得公开。否则，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九、律师在核实证据方面存在风险如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否可以全部展示供其审阅?在实务中律师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可以直接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其核对。 对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就其中有异议的情节，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核实。对于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类证据，如果直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阅，可能使其产生不实辩解，一旦翻供，律师将有面临诱导之嫌疑。 十、律师出庭辩护存在的风险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意见很多时候会出现相互左的情况，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应当规范辩护行为，听从法官指挥，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在与法官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当在表明意见后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当场与审判长对抗。遇到审判程序违法情况，在庭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不听从法官指挥，可能会被视为扰庭秩序，导致被驱逐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建议进行行政处罚等结果。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注意的风险有哪些 一、律师在递交手续时的风险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律师凭三证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不用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直接凭三证到会见? 实践中，根据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因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先将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证复印件，递交办案机关，之后再安排会见事宜。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了解嫌疑人关押的地点，如果不到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就无法了解这些情况。律师只要履行了递交手续义务，办案机关及就应当安排律师到会见。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可能会以律师没有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机关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时，存在被监听的风险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后果?所以，律师在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 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实际上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被会见人。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所产生的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遭到当事人的投诉。 三、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时存在风险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的。 实务中，在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过程中，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所涉罪名的实体、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让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而不可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陈述。如果律师教唆作虚假供述，律师将被投诉、处罚。 四、律师在会见时解答方面存在风险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时，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也就是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而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假辩解。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律师明确的回答去做而又造成不利影响，其会投诉律师;律师教唆、引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怎么辩解，也会遭到处罚。 五、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存在有风险著名刑辩律师王思鲁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像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疑是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之 一，也是许多律师对刑事辩护‘保持慎戒’的罪愧祸首”。 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作案工具提取而拒不提供?实务中，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除“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系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类情形”外，不得调查其他证据。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全面展开调查的话，那就与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存在冲突。律师取到定罪或罪重的证据，不交出来是隐匿证据，很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提供出来，那就是违反《律师法》中“律师的责任是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从轻、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是违反职业道德，也要遭受行业处罚。 六、传递家信中存在的风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话，哪些可以传递给，哪些不能传递?律师是否可以带“家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是不是与案情无关的都可以传递?是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让其签? 实务中，律师不得秘密夹带家属的信件、物品进入，不得传递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要带给对方的“暗语”，不得让犯罪嫌疑人签署与其定罪量刑有关的委托书、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刑诉法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同时对律师的约束也加强了，对律师进出的各种监控和检查会更加严格。有些规定律师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如果违反了，可能导致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处罚建议书。有些话有可能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律师也要注意，不得传递，否则有串供之嫌。有些法律文件，涉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财产，转移赃款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则不能签，否则可能涉嫌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七、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存在的风险作为委托人的家属，有权向受委托的律师了解工作情况。 律师是将所有了解到的案情都告诉家属呢，还是一点都不向家属透露?不可以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委托人，更不可以透露给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属国家秘密。律师如果将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泄露，可能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遭受处罚。同时，律师如果将案件细节告知委托人，可能会造成委托人因救人心切而去实施串供，伪造、毁灭、隐匿证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对诉讼造成妨害。一旦发生结果，律师难逃其责。 八、律师在案卷使用方面存在的风险当案件在审查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对这些材料，是否有使用规则?可否复制一套给委托人?可否全部给犯罪嫌疑人审阅?可否上网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公开? 律师可以通过复印、拍照方式复制案卷。原则上应当全卷复制。案卷材料在庭审公开前，不能通过上网等方式公开披露，不能复制给委托人;在庭审公开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仍需保密，不得给当事人，不能上网披露。在公开审判前，案卷应属国家秘密，复印给委托人，属泄密行为。在庭审公开后，方可公开。如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后仍不允许公开。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和情节，在解密前，不得公开。否则，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九、律师在核实证据方面存在风险如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否可以全部展示供其审阅?在实务中律师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可以直接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其核对。 对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就其中有异议的情节，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核实。对于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类证据，如果直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阅，可能使其产生不实辩解，一旦翻供，律师将有面临诱导之嫌疑。 十、律师出庭辩护存在的风险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意见很多时候会出现相互左的情况，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应当规范辩护行为，听从法官指挥，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在与法官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当在表明意见后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当场与审判长对抗。遇到审判程序违法情况，在庭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不听从法官指挥，可能会被视为扰庭秩序，导致被驱逐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建议进行行政处罚等结果。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注意的风险有哪些 一、律师在递交手续时的风险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律师凭三证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不用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直接凭三证到会见? 实践中，根据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因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先将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证复印件，递交办案机关，之后再安排会见事宜。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了解嫌疑人关押的地点，如果不到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就无法了解这些情况。律师只要履行了递交手续义务，办案机关及就应当安排律师到会见。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可能会以律师没有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机关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时，存在被监听的风险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后果?所以，律师在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 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实际上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被会见人。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所产生的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遭到当事人的投诉。 三、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时存在风险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的。 实务中，在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过程中，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所涉罪名的实体、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让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而不可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陈述。如果律师教唆作虚假供述，律师将被投诉、处罚。 四、律师在会见时解答方面存在风险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时，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也就是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而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假辩解。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律师明确的回答去做而又造成不利影响，其会投诉律师;律师教唆、引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怎么辩解，也会遭到处罚。 五、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存在有风险著名刑辩律师王思鲁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像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疑是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之 一，也是许多律师对刑事辩护‘保持慎戒’的罪愧祸首”。 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作案工具提取而拒不提供?实务中，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除“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系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类情形”外，不得调查其他证据。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全面展开调查的话，那就与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存在冲突。律师取到定罪或罪重的证据，不交出来是隐匿证据，很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提供出来，那就是违反《律师法》中“律师的责任是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从轻、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是违反职业道德，也要遭受行业处罚。 六、传递家信中存在的风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话，哪些可以传递给，哪些不能传递?律师是否可以带“家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是不是与案情无关的都可以传递?是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让其签? 实务中，律师不得秘密夹带家属的信件、物品进入，不得传递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要带给对方的“暗语”，不得让犯罪嫌疑人签署与其定罪量刑有关的委托书、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刑诉法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同时对律师的约束也加强了，对律师进出的各种监控和检查会更加严格。有些规定律师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如果违反了，可能导致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处罚建议书。有些话有可能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律师也要注意，不得传递，否则有串供之嫌。有些法律文件，涉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财产，转移赃款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则不能签，否则可能涉嫌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七、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存在的风险作为委托人的家属，有权向受委托的律师了解工作情况。 律师是将所有了解到的案情都告诉家属呢，还是一点都不向家属透露?不可以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委托人，更不可以透露给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属国家秘密。律师如果将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泄露，可能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遭受处罚。同时，律师如果将案件细节告知委托人，可能会造成委托人因救人心切而去实施串供，伪造、毁灭、隐匿证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对诉讼造成妨害。一旦发生结果，律师难逃其责。 八、律师在案卷使用方面存在的风险当案件在审查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对这些材料，是否有使用规则?可否复制一套给委托人?可否全部给犯罪嫌疑人审阅?可否上网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公开? 律师可以通过复印、拍照方式复制案卷。原则上应当全卷复制。案卷材料在庭审公开前，不能通过上网等方式公开披露，不能复制给委托人;在庭审公开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仍需保密，不得给当事人，不能上网披露。在公开审判前，案卷应属国家秘密，复印给委托人，属泄密行为。在庭审公开后，方可公开。如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后仍不允许公开。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和情节，在解密前，不得公开。否则，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九、律师在核实证据方面存在风险如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否可以全部展示供其审阅?在实务中律师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可以直接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其核对。 对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就其中有异议的情节，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核实。对于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类证据，如果直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阅，可能使其产生不实辩解，一旦翻供，律师将有面临诱导之嫌疑。 十、律师出庭辩护存在的风险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意见很多时候会出现相互左的情况，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应当规范辩护行为，听从法官指挥，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在与法官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当在表明意见后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当场与审判长对抗。遇到审判程序违法情况，在庭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不听从法官指挥，可能会被视为扰庭秩序，导致被驱逐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建议进行行政处罚等结果。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刑事辩护人注意的风险有哪些 一、律师在递交手续时的风险法律规定，一般情况下，律师凭三证可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是否意味着律师可以不用向办案机关递交手续，直接凭三证到会见? 实践中，根据新刑诉法规定，律师接受委托后，应当及时告知办案机关。因此，律师在接受委托后，应当先将委托人签署的委托书、律师事务所公函及律师证复印件，递交办案机关，之后再安排会见事宜。根据法律规定，律师可以向侦查机关了解案情，了解嫌疑人关押的地点，如果不到办案机关递交手续，就无法了解这些情况。律师只要履行了递交手续义务，办案机关及就应当安排律师到会见。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可能会以律师没有将委托情况告知办案机关为由，拒绝律师会见。 二、律师会见时，存在被监听的风险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可以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而这些谈话是否可能引发不利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后果?所以，律师在会见时仍要有被监听的意识。 虽然法律规定“律师会见不被监听”，但实际上否有监听或监控，律师是无法把握的。因此，律师有义务在会见时把该情况如实地告知被会见人。律师提供咨询意见，要自觉地接受法律和职业道德的约束，同时也要告知当事人要谨慎地提出咨询问题。这其中存在的风险是律师与犯罪嫌疑人无话不谈所产生的弊端，当事人可能怀疑律师不遵守保密和忠诚的职业道德，从而遭到当事人的投诉。 三、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时存在风险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回答，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的。 实务中，在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询过程中，律师只能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讲清所涉罪名的实体、程序法律法规规定，应当让其根据法律的规定，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而不可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陈述。如果律师教唆作虚假供述，律师将被投诉、处罚。 四、律师在会见时解答方面存在风险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出明确的问题，比如“我可不可以这样讲”、“这个我要不要讲”、“我要不要交代”时，律师一般以这样的句式来回答较妥：“你这个问题是涉及主观方面的问题，关于主观方面，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对象是否适格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你这个问题，涉及到犯罪事实认定的原则，即排除合理怀疑原则的问题，关于这个原则，法律规定和实践掌握是这样的……”。也就是律师回答犯罪嫌疑人问题，要用法律条文及法律条文的解释、法律原则及法律原则的解释、基本法理、实践规则等。而不引导、不唆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虚假辩解。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按律师明确的回答去做而又造成不利影响，其会投诉律师;律师教唆、引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怎么辩解，也会遭到处罚。 五、律师在调查取证时存在有风险著名刑辩律师王思鲁说：“《刑法》第三百零六条像是悬在律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疑是刑辩律师执业风险的来源之 一，也是许多律师对刑事辩护‘保持慎戒’的罪愧祸首”。 在侦查阶段，律师作为辩护人，是否可以进行调查取证?是否有权将犯罪嫌疑人所提供的作案工具提取而拒不提供?实务中，在侦查阶段，辩护律师除“犯罪嫌疑人不在现场、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系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三类情形”外，不得调查其他证据。如果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也可以全面展开调查的话，那就与国家机关的侦查权存在冲突。律师取到定罪或罪重的证据，不交出来是隐匿证据，很可能涉嫌《刑法》第三百零六条规定的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严重的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如果将对犯罪嫌疑人不利的证据提供出来，那就是违反《律师法》中“律师的责任是提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和从轻、免除刑罚的材料和意见”的规定，是违反职业道德，也要遭受行业处罚。 六、传递家信中存在的风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近亲属的话，哪些可以传递给，哪些不能传递?律师是否可以带“家书”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看?是不是与案情无关的都可以传递?是不是什么材料都可以让其签? 实务中，律师不得秘密夹带家属的信件、物品进入，不得传递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要带给对方的“暗语”，不得让犯罪嫌疑人签署与其定罪量刑有关的委托书、授权书等法律文件。刑诉法扩大了律师会见权，同时对律师的约束也加强了，对律师进出的各种监控和检查会更加严格。有些规定律师不得向犯罪嫌疑人传递信件和物品，如果违反了，可能导致其向司法行政部门发出处罚建议书。有些话有可能是有特殊含义的暗语，律师也要注意，不得传递，否则有串供之嫌。有些法律文件，涉及犯罪嫌疑人可能转移财产，转移赃款赃物，隐匿、毁灭证据，则不能签，否则可能涉嫌帮助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七、律师在接待家属时存在的风险作为委托人的家属，有权向受委托的律师了解工作情况。 律师是将所有了解到的案情都告诉家属呢，还是一点都不向家属透露?不可以将案件细节透露给委托人，更不可以透露给委托人以外的其他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密法》规定，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属国家秘密。律师如果将国家侦查犯罪的活动泄露，可能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而遭受处罚。同时，律师如果将案件细节告知委托人，可能会造成委托人因救人心切而去实施串供，伪造、毁灭、隐匿证据等违法犯罪行为，从而对诉讼造成妨害。一旦发生结果，律师难逃其责。 八、律师在案卷使用方面存在的风险当案件在审查后，律师可以查阅、摘抄、复制全部案卷材料，对这些材料，是否有使用规则?可否复制一套给委托人?可否全部给犯罪嫌疑人审阅?可否上网披露或以其他方式公开? 律师可以通过复印、拍照方式复制案卷。原则上应当全卷复制。案卷材料在庭审公开前，不能通过上网等方式公开披露，不能复制给委托人;在庭审公开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部分，仍需保密，不得给当事人，不能上网披露。在公开审判前，案卷应属国家秘密，复印给委托人，属泄密行为。在庭审公开后，方可公开。如系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庭审后仍不允许公开。对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和情节，在解密前，不得公开。否则，轻则受到处罚，重则被追究刑事责任。 九、律师在核实证据方面存在风险如何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是否可以全部展示供其审阅?在实务中律师在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核实证据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书证、物证、鉴定意见可以直接展示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其核对。 对同案犯供述、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应就其中有异议的情节，通过口头方式进行核实。对于同案犯供述与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类证据，如果直接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审阅，可能使其产生不实辩解，一旦翻供，律师将有面临诱导之嫌疑。 十、律师出庭辩护存在的风险在庭审过程中，律师与法官意见很多时候会出现相互左的情况，律师在庭审过程中，应当规范辩护行为，听从法官指挥，以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 在与法官意见不一的情况下，应当在表明意见后服从审判长指挥，不当场与审判长对抗。遇到审判程序违法情况，在庭后以书面形式提出。如果不听从法官指挥，可能会被视为扰庭秩序，导致被驱逐出法庭、罚款、司法拘留、建议进行行政处罚等结果。

[律师回复] 辩护词基本内容应当从犯罪构成的四个要件，影响量刑的情节如：初犯、从犯、数额、分赃数额、危害后果、认罪态度、悔罪表现、被害人谅解等等方面。着重论述犯罪是否构成以及如果应当得到最轻的处罚等等。

[律师回复] 律师代理刑事案件风险很大，轻则能将办案律师推向违反职业道德或执业纪律的风口浪尖，遭到当事人的投诉，受到律师协会惩戒，遭遇执业过错赔偿等；重则能使一个优秀的刑事律师被吊销执业证，结束律师生涯，甚至能让一个成名的大律师沦为阶下囚，饱受牢狱之灾。所以，刑事律师若想避免使自己陷入不堪的境地，必须知道代理刑事案件存在哪些风险并注意防范。

[律师回复] 对于财产保全面临的法律风险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债权人在追收债务过程中，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在诉讼前或者在诉讼过程当中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债权人申请人民采取财产保全措施面临的风险主要有：
1.保全后未在法定期间致财产保全解除，引发赔偿诉讼。
2.保全措施不完备，致使财产保全落空。
3.申请财产保全过限，给被申请人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4.保全措施不当致使判后无法执行。
防范财产保全风险的主要措施
1.加强对被保全财产的监控，防止债务人转移、处分保全财产债权人应密切关注债务人的动向，判断债务人是否存在或可能存在转移被查封、扣押的财产的情况。如债务人有转移、隐匿、出卖或者毁损财产等行为，要及时向人民反映情况，积极采取措施制止，或者变更保全措施，防止标的物失控造成案件难执行。
2.合理确定申请财产保全范围
债权人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掌握债务人的财产状况，扩大保全财产的选择面，根据诉讼请求范围或案件实际，尽可能选择那些价值相对稳定的物品进行保全，以达到财产保全的效果，确保将来判决的有效执行。
3.督促人民确保财产保全符合法定程序手续通过人民加强对债务人财产的调查核实，防范债务人弄虚作假，转移财产而逃债，确保申请财产保全措施能够达到保全效果，顺利实现将来裁决的实体权利。提请办案法官完善必要的手续，对被采取查封、扣押等措施的保全财产，认真造具清单。及时提请做好相关续保工作，如对已冻结的款项要按法律规定及时申请续保冻结等。

[律师回复] 刑辩律师，最讲究专业水准、论辩技巧以及个人胆略，是难度以及风险最大，付出劳动最多的律师业务，是律师综合素质得以全面展示的一种重要方式。

[律师回复] 《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刑事诉讼案件、行政诉讼案件、国家赔偿案件以及群体性诉讼案件实行风险代理收费。
第十三条规定：实行风险代理收费，律师事务所应当与委托人签订风险代理收费合同，约定双方应承担的风险责任、收费方式、收费数额或比例。
实行风险代理收费，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因为风险代理的特殊性，即使可以适用风险代理的案件，也应该按照上述规定进行收费。以上就是有关刑事辩护风险代理的情况。

[律师回复]
一、影响律师收费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1、当地的经济状况
2、司法局关于收费的规定
3、所在律师事务所的收费标准
4、案件的复杂程度
5、刑事案件，律师还考虑面临的风险
6、律师个人的业务水平
二、上海市刑事案件律师收费标准
1、计件收费
(一)在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1500-10000元/件
(二)审查起诉阶段：2000-10000元/件
(三)一审阶段：3000-30000元/件。
代理刑事自诉案件或担任被害人代理人的，按照上述标准酌减收费。
2、计时收费
代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以及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的计时收费标准为200-3000元/小时。
3、收费说明
(一)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涉及数个罪名或数起犯罪事实，可按照所涉罪名或犯罪事实分别计件收费。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民事诉讼部分，按照民事诉讼案件标准收费。
(三)代理各类诉讼案件的申诉，按照一审阶段收费标准执行。
(四)重大、疑难、复杂诉讼案件经律师事务所与委托人协商一致，可以在不高于规定标准5倍之内协商确定收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认定标准及相关办法由市律师协会另行制定，报市价格主管部门和市司法行政部门备案。

[律师回复] 辩护律师人身权益易受侵害，律师执业风险、压力增加。辩护律师参与诉讼的程度某种程序上也是现代国家刑事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但是由于历史及观念的影响，律师往往会被人们视为“替坏人说话的人”，是“公检法的对手”。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侵犯律师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刑法》第306条“伪证罪”出台后，律师刑辩的职业风险更是加大，律师被指控涉嫌“伪造证据罪”“妨害作证罪”的案件占全国律师协会全部维权案件数量的大部分，其中“北海律师伪证案”等为社会广泛关注。
控辩失衡，辩护律师处于劣势地位。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构造是“三角鼎力”的基本构造。控辩双方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但在司法实践中，行使控诉职能的是检察机关，它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又代表国家提起公诉。其实际的诉讼地位是高于代表被追诉方的辩护律师。再加之部分司法人员程序意识薄弱，法官、公诉人等普遍存在的追诉犯罪的心理倾向，法官在听取意见和发言时更偏向于认可公诉方的观点，律师提出的于法有据的请求却经常得不到法庭支持，在法庭上甚至出现“你控你的，我辩我的”，完全违背了辩护制度设置的初衷，更无法发挥辩护应有的作用。
对律师权利行使限制多，律师辩护“难题”多。尽管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辩护律师享有阅卷、会见、调查取证等的权利，但律师要想真正行使这些权利时，却总是受到诸多的限制，且也无任何救济程序。
律师自身素质有待提高。律师素质良莠不齐，有的律师追逐利益，背弃公平正义和自己的良心，为了帮被告人逃脱法律的制裁，不惜知法犯法。有的律师为了规避《刑法》第306条所规定的法律制裁，怠于调查取证；知道会见难、取保候审难，就不会见、不为被羁押的当事人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律师回复] 根据坦白从宽原则，自首，坦白都可能作为法定量刑从轻的理由（是可以从轻，但不是一定），而做无罪辩护，意味着将可能失去这些条件，一旦认定有罪，该判多少年就判多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