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林地承包转让辩护词是怎样的

[律师回复] 正是依照某县矿产资源管理办公室、某县WT镇人民政府于2003年4月1日联合制定下发的《关于蓝宝石矿区规范管理的具体实施意见》的文件，某村才从2003年夏天开始，按照上级政府要求对本村土地所储藏的蓝宝石矿产采矿权对外进行了招标拍卖，并向政府有关部门缴纳了办理各项审批手续所需缴纳的税费。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ＸＸＸＸ律师事务所受当事人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江某涉嫌滥伐林木罪的一审辩护人。根据《律师法》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本辩护律师依据案件的事实真相并结合相关的法律规定，行使律师的辩护权利，为本案被告人江某，向法院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关注并考虑采纳。
　　
一、辩护人认为县森林公安局的现场勘察报告存在不足之处，影响我方当事人的定罪。
　　在县森林公安局的现场勘察报告中，对采伐的蓄积采用平均地径与胸径计算，且从现场照片中发现树桩存在破损情况，由此测量得出的立木蓄积可能存在误差，即勘察报告中的１０．３５３立方米。我方认为县森林公安局对砍伐现场蓄积的勘察结果恰巧达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于滥发林木罪的量刑起点即第六条，以五十至一百立方米或者幼树二千五百至五千株为起点。我方认为这一勘察结论存在误差与疑点，勘察结论对被告人江某的行为定性起到决定性作用。现请求县森林公安局对现场再次进行勘察。
　　
二、本案中量刑标准变化幅度大恳请法院行使裁量权重新考虑量刑标准
　　根据《关于审理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的规定：以十至二十立方米或者幼树五百至一千株为起点，以及第十九条的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在本解释第四条、第六条规定的数量幅度内，确定本地区执行的具体数量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然而陕西省高院并没有确定的具体数量标准，而是采用解释中的的标准。我方辩护人认为考虑到当事人是个农民，受教育程度底，法律意识淡薄，如果将１０立方米作为量刑起点标准，对于我方当事人过于严厉，因此恳请法院行使裁量权提高认定标准，从而对我方当事人作出无罪判决。
　　
三、退而言之，即使江某的行为构成犯罪，本案中江某具有自首情节，且没有对社会造成重大危害结果，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是自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一步明确自动投案，是指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未被司法机关发觉，或者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尚未受到讯问，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时，主动、直接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人民法院投案。本案中，江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如实供述基本事实，应当被认定为自首。其次，本案中林角冲的村委会已经同意把树木的所有权转让给江某，江某的砍伐行为并未造成重大的社会危害。再者，江某常年在家务农，文化水平一般，法律意识较为淡薄，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构成犯罪。因此，辩护人恳请法院对江某从轻、减轻处罚。　辩护人恳请法院慎重审查全部证据，严格依据刑事证明标准，本着讲事实、讲证据、讲法律、讲责任的原则，确保办案质量，维护司法公正。
　　辩护人：ＸＸ律师
　　二〇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

[律师回复] 无罪辩护当然是对当事人最负责的选择,但是你必须想好你手的牌够不够,因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谁也不能脱离现实谈问题,就现在的现实情况,这个是很难的,而且你承担的风险也是非常大的,此点说的是你关于与当事人。无罪辩护 轻辩护辩护词的回答可以阅读以上资料。

[律师回复]
一、被告人构成滥伐林木罪，应当以滥伐林木罪追究刑事责任，辩护人对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滥伐林木罪不持异议。
二、犯罪事实部分，对第一次卖树所得赃款10600元，因证据不足，不宜作出认定。
被告人犯罪所得的赃款应当为31100元（第二次卖树得赃款14400元、第三次16700元）。对第一次卖树10600元赃款，在公安机关讯问笔录中，仅有第二次（18年1月26日）、第三次（4月24日）、第四次（4月28日）、第五次（5月22日）供述中有记载，第一次供述中没有记录，被告妻子的证言也未提过有该笔赃款的存在，也无打款记录、某县木材老板支付10600元的证据。根据《刑诉法》第五十三条 ，仅有供述，无其它证据印证，不足以证明有10600元赃款存在。
三、被告人具有以下法定从轻和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法庭在量刑时以予以考虑：
1、被告人具有坦白情节。被告人在公安机关对其调查过程中，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并配合公安机关指认犯罪现场、犯罪工具等。根据《刑法》第六十七条，可以对其从轻处罚。
2、被告人过去一惯表现良好，无违法犯罪前科。村委会证明，被告人在该村过去一惯表现良好，村民对此人评价好，之前没有违法犯罪记录，此次是初犯，偶犯。
3、被告人犯罪的主观恶性较轻。从犯罪的动机上看，是因为家庭贫困，没有收入来源，为解决家庭的生计问题才产生了伐木卖钱的念头，相比较一般的犯罪，犯罪的主观恶性较轻。
4被告人真诚悔罪，向林业部门写了检讨书。被告人等因滥伐林木受到公安机关的调查后，认识到自己的犯罪行为给林业资源造成的破坏，主动向镇政府、县林业局联名写了检讨书。
5、被告人主动消除犯罪的危害后果，补种树苗350株。被告人滥伐林木被林业局处以责令补种林树木280株的行政处罚后，被告实际补种数量达到了350株，超出70株，被告以自己的实际行为真诚悔罪，主动消除犯罪的危害后果。
四、被告人刚过滥伐林木罪“数额巨大”的起点，建议对被告人处以三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第
一、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　违反森林法的规定，滥伐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而根据刑法第九十九条，三年以上包括本数三年，判处三年有期徒刑，符合法律规定。
第
二、从被告犯罪数额看，而被告人的犯罪数额为59.53立方，刚过数额巨大的起点。根据陕西省林业厅、公安厅、检察院、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我省盗伐林木罪，滥伐林木罪数量起点的规定》滥伐林木“数量巨大”以50立方米为起点，刚过数额巨大的量刑起点。
被告具有坦白的一个法定从轻情节，具有其它酌定从轻情节，没有从重处罚的情节。
如果判处三年有期徒刑，被告人的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罪的危险、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的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根据刑法第七十二条规定，可以对其宣告缓刑。
辩护人综合本案犯罪事实、犯罪性质、犯罪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建议判处被告人3年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接受被告人张三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张三同意，指派律师作为张三涉嫌寻衅滋事罪一案的辩护人。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书指控被告人张三构成寻衅滋事罪定性错误，应当认定为故意伤害罪更为适当。
首先，犯罪动机上。
其次，犯罪起因上。
第三，犯罪对象上。
二、在量刑上，辩护人认为被告人的行为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在整个伤害过程中，作用较小，依法应当从轻处罚。
(二)受害人可以避免伤害的发生而没有主动避免，应该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三)被告人主观上不具有明显的犯意，主观恶性不大，可以从轻处罚。
(四)被告人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属于自首，可以酌定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积极赔偿受害人杨苏铁磊的经济损失，取得了受害人及家人的原谅，可以从轻处罚。
(六)被告人是初犯、偶犯，认罪态度良好，真诚悔过，不致再危害社会，可以从轻处罚。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刑法罪刑法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以及刑法的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本着改造犯罪分子与预防犯罪的刑罚目的。请求合议庭能够对被告人张三从轻处罚，让他有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
人民
律师事务所某某分所
2015年月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所谓辩护词是受被告人委托的律师为减轻或免除被告人罪行而写的文书.
　　法庭辩护词的主要结构：一般由前言、辩护理由、结束语三部分组成.
　 辩护理由（是辩护词的核心内容.是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要阐明的主旨,应该从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出发,对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应该予以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根据.因此,通常是要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何种罪名,有无从轻的法定条件以及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展开辩论和论述.）
　　结束语 （是对辩护词的归纳和小结.一般讲两个内容：一是辩护词的中心观点；二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
　 　辩护人：
　 　年 月 日

[律师回复] 根据《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1、陈某没有非法占有农用地的主观故意
本罪的主观故意 即明知占用农用地改作他用的行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而且对于占用农用地改作他用会造成大量农用地被毁坏的结果也是明知的。本案中，陈某所整改的河滩是某村村委会经全体村民同意，并经某乡政府及某县林业局批准同意的。其目的是与村委会合作将荒滩改良为可植种的土地，并非是故意造成所河滩地大量毁坏。

[律师回复] 在做滥伐林木罪有罪辩护词时，一般只能从罪轻这个方面来辩护了，你可以根据以下事项来辩护：
1、犯罪之后又及时投案自首
2、家里贫穷，减轻处罚，以促进家庭的和谐稳定
3、从被告人的动机看，其触犯刑法是情有可原的，希望法庭酌情对其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范本 尊敬的审判长： ……辩护人接受委托以后，会见了被告人，查阅了案卷材料，又参加了刚才的法庭调查，对案情有了详尽的了解，现依法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首先，辩护人对书指控×××犯盗窃罪的定性不持异议，但是对书认定×××本次犯罪具备“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以及盗窃数额的认定持有不同意见，具体如下： 第一，×××本次犯罪不属于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中规定的“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从×××本次犯罪的情节来看，其犯罪手段一般，被窃物品和被害人不具有特殊性，故×××的本次犯罪没有明显的特别严重的犯罪情节。公诉人指控×××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最主要因素在于认为×××属于累犯，实施盗窃的次数比较多。对此，辩护人认为，累犯和实施盗窃次数较多，都不能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我国刑法对于累犯的处理，有专门的规定，即应当从重处理，其含义是在本次犯罪的量刑范围内比照没有累犯的情节从重处罚。因此，刑法对于累犯因素的考虑是不能超越不考虑累犯情节而应当判处刑罚范围的。所以，公诉人把×××的累犯情节直接认定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使得×××的起刑点从三年以下直接跳跃至十年以上，这过分超越了×××应当获得的刑罚上限。这种认定，应该是违反了刑法三大原则之一的“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是不公正的。 如果累犯可以作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那么在××× 第二、三次犯罪的时候，其罪行已经构成了累犯，那么当时的审判法庭就应该认定他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而对其实施较长刑期的重刑。然而当时的审判法庭都没有因此认定××ד其他特别严重情节”，都是严格依据当时×××的涉案情节，相对从重处罚的。可见，本次×××虽然再一次面临累犯的认定，但累犯这一条应该和“其他特别严重情节”无关。 另外，盗窃次数较多也不能作为认定“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据。因为，书指控×××盗窃多次，涉案金额也只不过一万出头。从此可见，盗窃多次的后果仅仅是金额累计刚好达到了构成犯罪的数额要求，反过来说，如果不是盗窃次数较多，那么盗窃金额很可能达不到追诉下限，也就不构成盗窃罪了。所以，如果×××盗窃次数较多的法律后果，仅仅是拼凑到了需要判处三年以下刑罚的一个金额。故明显不能将其作为判处重刑的依据。如果被告人一次盗窃得手一万多元判处三年以下，而每次盗窃只能偷到一点点财物，多次盗窃才偷到一万多元却要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明显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更何况，书指控×××多次盗窃中有很多证据并不充分。 第二，书指控×××的多次犯罪中，有很多起缺乏必要的证据。辩护人认为，在被告人不承认的前提下，要证明被告人的盗窃罪行，仅凭借被害人的陈述、搜查笔录、被盗物品发票、物价鉴定书，是不充分的。因为这些证据只能证明被害人有失窃而被告人家里有被盗物品。虽然中国有古话叫作“捉贼要拿赃”，但是并不是在被告人家里找到被盗物品的，就能认定这些物品是被告人偷的。刑事审判的证据必须严密，证据锁链应当具有排他性。那么，被告人家里面搜查到赃物的，除了被告人偷窃以外，还存在被告人收赃或者捡到被盗物品等等其他可能性。要证明被告人就是盗窃者，至少还必须证明被告人确实到过失窃现场。故辩护人认为，书指控的失窃物品如果没有指纹鉴定和辨认笔录的，一概不能计算至盗窃金额之内。 第三，×××虽然多次犯罪，但是他无法犯罪泥潭中自拔，也有不可归责于他本人的一面，他也有值得同情和宽容的一面。据辩护人了解，×××身体很不健康，患有多种疾病，由于长期服刑，没有得到很好的治疗。病魔的折磨使得他丧失了劳动能力。没有劳动能力而又要生存，也是×××一次又一次犯侵犯财产的罪行的一大原因。所以辩护人呼吁，对于×××这种多次改造均没有良好效果的，国家对他们不要仅考虑施以重刑，把他们逼上绝路，也应该从人性化的角度考虑一下他们的最终出路，否则，×××恐怕永远不会改造好了，最可怕的结果将是病死在狱中。我想，这不应该是法治提倡的司法目标吧。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对于×××的定罪量刑，应该坚守罪行法定原则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严格掌握对证据的把握，坚守疑罪从无的原则，证据环节缺失的坚决否定，最终在三年以下对×××量刑。 此致 ××××人民

[律师回复] 在土地行政执法过程中,经常会遇到非法开垦土地的行为。基层国土部门也常常根据《土地管理法》第二条第三款、第三十九条对非法开垦行为进行制止,禁止毁坏森林、草原开垦耕地,禁止围湖造田和侵占江河滩地。但是,现行《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对非法开垦土地行为应该如何进行行政处罚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这是因为《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不同地类的非法开垦行为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行政处罚规定,应当依照以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给予处罚。关于毁林开荒。《森林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禁止毁林开垦和毁林采石、采砂、采土以及其他毁林行为。同时,该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非法开垦、采石、采砂、采土、采种、采脂和其他活动,致使森林、林木受到毁坏的,依法赔偿损失;由林业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补种毁坏株数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树木,可以处毁坏林木价值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关于毁草开荒。

[律师回复]
1、首部。首行要写明标题。
2、正文。在具体制作法庭辩护词时，分两段。
(
1)向法庭说明出庭行使辩护权的根据。
第二，向法庭讲明辩护发言的根据。
第三，简要但明确地概述辩护人对案件的基本看法。
(
2)从控诉方对犯罪事实的认定方面来辩护。第二，从法律适用方面进行辩护。第三，从情理方面进行辩护。前言：主要有三项内容：一是申明辩护人的合法地位二是讲辩护人在出庭前进行了哪些工作三是讲辩护人对全案的基本看法。辩护理由：是辩护词的核心内容。是辩护人为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所要阐明的主旨，应该从被告人的行为事实出发，对照有关的法律规定，论证被告人无罪、罪轻或应该予以减轻甚至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意见和根据。因此，通常是要围绕是否构成犯罪、属于何种罪名、有列轻的法定条件，以及诉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上展开辩论和论述。结束语：是对辩护词的归纳和小结，一船讲两个内容：一是辩护词的中心观点二是向法庭提出对被告人的处理建议。辩护人：某某某年月日

[律师回复] 辩 护 词


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某某事务所指派我作为陈某某的辩护人参加诉讼，经过阅卷，会见当事人，必要的调查和取证，并和承办法官进行了必要的沟通之后，发表辩护词如下：
一、本案应该确定为单位犯罪，被告主体应该是单位。
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滥伐林木罪”里，已经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此罪。

（二）依据司法解释，排除以下情形的非单位犯罪，余下的皆为单位犯罪：【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之盗用单位名义】“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本案不在其列，故应该确定为单位犯罪，以个人犯罪进行审理和处罚是适用法律错误。
二 、 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处罚标准不一样，单位犯罪的被处罚标准设定较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都针对自然人与单位不同的犯罪主体确定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因此，本案对于犯罪主体的正确认定，一方面是严格遵守法律的应然态势，另一方面对于被告人的处罚具有现实意义。
三 、 本案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询有违法律的规定。
根据本案的判决情况来看，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是海南省林业公安局技术鉴定中心出具的“调查评估报告”及补充说明，而该文书内容具有重大瑕疵：
（1）和法庭认定的其他证据既不能相互印证，却存有众多的相互矛盾之处。
（2）被告人和辩护人对于此报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具有严重的质疑。

（3）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这样的“鉴定结论”鉴定人应该出庭接受询问。
可是一审法庭却违背上述规定，没有传鉴定人出庭，是为程序上的严重过错，并且有可能产生认定事实错误的后果，
四 被告人的行为应该得到宽容和谅解。
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人起初套种珍贵树木的种植方法不科学、不可行。如果坚持这样栽种，最后的结果恐怕是会造成严重的亏损甚至破产。于是，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始使用平台种植和间苗除草的办法种植，其虽然也许会伤害的一些林木，但情势所迫，犹可原谅。
五、 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可罚性。
（1）一个屡遭破坏的、已经没有经营价值的林地，上手两位承办人由于丧失了信心，请求把其改为经济林进行种植，并且已经获得了政府批准，被告人将其改造为种植珍贵树种的林地，符合规定，此举在程序上合法。
（2）一个成功的珍贵树种林地，它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比之于一个半死不活的公益林，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此举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其行为不是刑法范畴的应受处罚性。
六 、一审法院错误地免除了公诉机关的证明义务，将证明责任加在被告一方的判决违法。
判决书第15页第6行：“被告人陈某某承包的林地虽曾经被砍伐，但被告人及辩护人均无法证实曾被砍伐的林地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毁林地内，因此”·····判决书完全的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意见，采纳了“调查评估报告”认定的全部事实。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机关证明犯罪的证据标准应该达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2）举证责任在公诉机关，而不是在被告人。
七、 对污点证人的证言应该提高警惕，防止他们为了洗清自己而转嫁危机。
从本案来看，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之一，即证明被告人砍伐林木的证言，主要来源于被告人雇佣的挖机司机等前期“参与毁林的人员”。据悉这些个人员一开始是被作为嫌疑人传讯的，并且侦查人员的询问方法有些问题，最后获得的证据缺乏客观性。
八 、现场勘察没有提取到一些“必有得，无法毁灭的”实物证据，使得毁林事实是否存在出现严重的质疑。
砍伐林木不是连根拔掉，就是从根部锯掉。而无论“连根拔掉”还是“根部锯掉”，那么主要证据“根”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本案的“根”在哪里？我们讲究命案侦破必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毁林案是不是也需要提取必要的证物？而现在是被毁的林木“活不见树死不见根”，甚至连“灰”都提取不到，毁林的事实是否存在，辩护人对此存在严重的质疑。
九 被告人面对“从宽处理”的缓刑结果不依不饶，花费用到北京请律师的行为是不是最好的无罪证据？
根据辩护人的经验，如果此案的被告人实施了毁坏林木的行为，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大的株数，判缓刑真是非常的便宜他了。然而本案判决以后，被告人情绪激动，托人在北京请到本律师，坚称自己被冤枉了，首先在辩护人这里形成了“自由心证”并“内心确信”被告人是无辜的，故辩护人辩护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心理障碍。
十 、最后结论。
鉴于此，辩护人在起草的上诉状的基础上，并综合上诉后了解到的其他情形，对本案一审判决得出以下结论：
一审法院没有把案件涉及的主要事实查明，案件各种证据相互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没有排除，出现了没有排除的合理怀疑，判决达不到刑事诉讼所要求的证据标准。因此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能够以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布上诉人无罪。
此致
以上就是滥伐林木罪二审辩护词范文内容。

[律师回复] 被告人zw盗窃罪案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上海张太顺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zw的委托，指派我担任被告人zw的辩护人。开庭前辩护人详细地查阅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被告人zw，今天又参加了法庭调查。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人zw犯盗窃罪，这一基本事实没有异议。辩护人仅就被告人量刑问题提出以下几点辩护意见，供法庭参考。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盗窃数额巨大，辩护人对此不能认同。
辩护人认为，被告人zw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根本没有达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本市办理盗窃犯罪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沪高法[1998]242号）规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标准，仅符合盗窃数额较大的量刑标准。
本案是入户盗窃，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入户盗窃只是与盗窃数额较大、多次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并列的定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八》对《刑法》二百六十四条的修正仅仅是降低了盗窃罪的入刑标准，扩大了盗窃罪客观构成要件范围，但是在刑罚方面仍然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入户盗窃也只是盗窃罪的一般处罚情节，不是盗窃罪的加重处罚情节。只要入户盗窃数额没有达到盗窃罪规定的数额巨大的起点的情况下，任然应当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不能仅仅因为被告人是入户盗窃，就以数额巨大来量刑处罚。
二、仅仅因为被告人系累犯，就对被告人加重处罚，辩护人认为量刑过重，有悖于《刑法》的规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但该《解释》使用的是“可以”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并非是应当作为加重处罚的情节。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应当加重处罚，而应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通常只有当累犯的盗窃数额接近数额巨大的标准，且没有其他从轻处罚的情节时，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如果累犯盗窃数额刚刚达到较大的起点标准，或者离数额较大的上限额还相差较大时，则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沪高法[2005]83号）第九条也明确规定适用加重处罚情节时，应当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盗窃罪，同时具有累犯等情节，依法需升格至上一个法定刑幅度量刑的，应当遵守两个限制性条件，其中的一个限制性条件就是“基础危害行为所对应的刑罚量应当接近上一个法定刑幅度，否则，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内从重处罚”。本案被告人盗窃数额只有7000元，远远没有达到2万元的数额巨大的标准，且被告人有多个从轻情节。因此，被告人虽系累犯，也不应当加重处罚，而只能从重处罚。
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条明确规定对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也就是说，对于累犯应当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而不应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处罚。这也是刑法遵循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一个体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4号）第六条第三项是对盗窃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处，不是从重处罚，而是加重处罚，其结果是直接违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条和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再次，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司法解释不能违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规定，更不能作扩大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规定累犯系盗窃罪中加重处罚的情形这一规定明显超越了现行《刑法》第六十五条对累犯处罚的原则性规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第(三)项中将累犯作为加重处罚情节之一予以规定是明显违法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上海高院相关规定中也明确了本案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明确对累犯是可以增加基准刑的10%-40%，再次明确了累犯只能从重处罚而不能加重处罚。也就是说，对累犯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内从重处罚。
其次，上海高院2007年施行的《上海法院盗窃罪量刑指南（试行）》（沪高法[2007]197号）第五条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财物价值8000元以上不满一万元且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处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次，上海高院2010年施行的《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span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试行)》第六节也明确规定了入户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并具有累犯情节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量刑起点为有期徒刑三年。
由此可见，目前上海法院倾向性的规定了只有在盗窃数额达到8000元且累犯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加重处罚。在本案中，被告人盗窃数额为7000元，没有达到上述规定的8000元加重处罚标准。因此，对被告人zw不应当适用加重处罚，不应当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量刑处罚，而应当在法定刑三年以下量刑处罚。
四、被告人有从轻情节，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在既没有被侦查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也没有被讯问前，接受侦查机关询问时如实供述了公安机关尚未掌握的入户盗窃的犯罪事实，依法应当以自首论，可以对被告人予以从轻、减轻处罚。
其次，被告人在到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且前后供述一致，没有反复。被告人也自愿当庭认罪，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
再次，被告人zw的姐姐zp主动为被告人zw积极退赃7000元，赔偿了失主的全部损失，可视为被告人退赃较好，可以酌情从宽处罚，依据《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减少基准刑的30%以下。
因此，对被告人zw应当予以从轻处罚。
五、被告人zw再次犯罪是一个社会悲剧。
被告人zw在1995年因盗窃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在服刑期间被告人zw积极接受改造，因表现出色被数次减刑，终于在2011年5月25日刑满释放回家。刑满后被告人zw对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是充满了希望，决心重新做人、融入社会。然而像zw这样一个经过长期服刑改造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谋生的一技之长，更没有就业所需的学历。残酷的现实是因被告人zw有多次盗窃前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工作，zw面临的是有劳动能力却无法自食其力的窘境。被告人zw就这样没有工作、没有医保，仅靠每个月500余元的低保和姐姐zp的接济维持生活。被告人zw患有心脏病、胃溃疡，就连摔伤了脚去看病也不得不用姐姐zp的医保卡。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工作，是被告人zw再次犯罪的根源之一，就像被告人zw在接受侦查机关讯问时所说的，再次犯罪是因“生活拮据”。因此，只有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帮教，使他们真正融入社会中，才能有效减少类似zw这样的刑满释放人员再次实施犯罪行为。
综上，恳请法庭在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起因、犯罪事实、犯罪情节、悔罪表现后，对被告人zw能够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予以从轻处罚。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根据法律规定，律师事务所接受了被告人李某某的委托，并派我担任本案被告李某某的辩护人。现辩护人就公诉机关对其指控的罪名及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发表以下辩护观点，请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在合议时充分考虑并采纳：首先，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指控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某的行为构成盗伐林木罪。理由如下：根据《刑法》第345条第1款和《森林法》的有关规定，所谓盗伐林木罪，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擅自砍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和其他林木，擅自砍伐本单位或本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或者在林木采伐许可证规定的地点以外采伐国家、集体、他人所有或者他人承包经营管理的森林或者其他林木，数量较大的行为。要构成盗伐林木罪，还必须具备四个构成要件：
第
一，主体一般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
第
二，主观态度必须是故意
第
三，侵犯的客体是国家的森林管理制度和国家、集体、或他人林木所有权

[律师回复]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商某某的委托，指派本律师作为被告人二审的辩护人。开庭前我们查阅了案卷，详细了解了本案案情，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并参与本次庭审。结合相关事实及法律，我们认为
1、被告人行为到底是盗伐？还是滥伐？依照现有证据不能达到内心确信（换个说法为排除合理怀疑）的刑事审判所要求的证据证明程度排除是滥伐，如果二审法院再查不清楚则应依照罪刑法定原则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处罚——即定为滥伐林木行为；
2、有了行为，但是否构成犯罪还需要看所砍林木数量，然而本案所伐林木数量认定依据的关键性证据仅为一般书证《核查报告》，而非鉴定意见，又因被告人当庭提交证据证明该证据存在若干合理疑点，理应重新鉴定，应依据合法的《鉴定意见》，去判断被告人所砍林木是否达到犯罪所要求的数量，又是否达到“数量巨大”。
3、在查清上诉1和2的基础上，如果被告人商某某确实构成犯罪，那么商某某也存在自首的法定量刑情节，及存在若干酌定量刑情节，被告人对于犯罪成立与否，此罪彼罪，罪轻罪重的自我辩护不影响这些量刑情节的成立。具体辩护意见如下，供法庭参考：

[律师回复] 接受当事人的委托，律师事务所指派我作为的辩护人参加诉讼，经过阅卷，会见当事人，必要的调查和取证，并和承办法官进行了必要的沟通之后，发表辩护词如下：
一、本案应该确定为单位犯罪，被告主体应该是单位。
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刑法第三百四十五条“滥伐林木罪”里，已经规定单位可以构成此罪。

（二）依据司法解释，排除以下情形的非单位犯罪，余下的皆为单位犯罪：【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 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之盗用单位名义】“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三）本案不在其列，故应该确定为单位犯罪，以个人犯罪进行审理和处罚是适用法律错误。
二 、 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的处罚标准不一样，单位犯罪的被处罚标准设定较高。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走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出版物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知识产权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都针对自然人与单位不同的犯罪主体确定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因此，本案对于犯罪主体的正确认定，一方面是严格遵守法律的应然态势，另一方面对于被告人的处罚具有现实意义。
三 、 本案鉴定人不出庭接受质询有违法律的规定。
根据本案的判决情况来看，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是海南省林业公安局技术鉴定中心出具的“调查评估报告”及补充说明，而该文书内容具有重大瑕疵：
（1）和法庭认定的其他证据既不能相互印证，却存有众多的相互矛盾之处。
（2）被告人和辩护人对于此报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具有严重的质疑。

（3）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这样的“鉴定结论”鉴定人应该出庭接受询问。
可是一审法庭却违背上述规定，没有传鉴定人出庭，是为程序上的严重过错，并且有可能产生认定事实错误的后果，
四 被告人的行为应该得到宽容和谅解。
从本案已经查明的事实来看，被告人起初套种珍贵树木的种植方法不科学、不可行。如果坚持这样栽种，最后的结果恐怕是会造成严重的亏损甚至破产。于是，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始使用平台种植和间苗除草的办法种植，其虽然也许会伤害的一些林木，但情势所迫，犹可原谅。
五、 被告人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不具有刑事可罚性。
（1）一个屡遭破坏的、已经没有经营价值的林地，上手两位承办人由于丧失了信心，请求把其改为经济林进行种植，并且已经获得了政府批准，被告人将其改造为种植珍贵树种的林地，符合规定，此举在程序上合法。
（2）一个成功的珍贵树种林地，它所产生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比之于一个半死不活的公益林，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此举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其行为不是刑法范畴的应受处罚性。
六 、一审法院错误地免除了公诉机关的证明义务，将证明责任加在被告一方的判决违法。
判决书第15页第6行：“被告人陈国坚承包的林地虽曾经被砍伐，但被告人及辩护人均无法证实曾被砍伐的林地在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所毁林地内，因此”·····判决书完全的采纳了公诉机关的意见，采纳了“调查评估报告”认定的全部事实。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公诉机关证明犯罪的证据标准应该达到：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
（2）举证责任在公诉机关，而不是在被告人。
七、 对污点证人的证言应该提高警惕，防止他们为了洗清自己而转嫁危机。
从本案来看，作为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之一，即证明被告人砍伐林木的证言，主要来源于被告人雇佣的挖机司机等前期“参与毁林的人员”。据悉这些个人员一开始是被作为嫌疑人传讯的，并且侦查人员的询问方法有些问题，最后获得的证据缺乏客观性。
八 、现场勘察没有提取到一些“必有得，无法毁灭的”实物证据，使得毁林事实是否存在出现严重的质疑。
砍伐林木不是连根拔掉，就是从根部锯掉。而无论“连根拔掉”还是“根部锯掉”，那么主要证据“根”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本案的“根”在哪里？我们讲究命案侦破必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毁林案是不是也需要提取必要的证物？而现在是被毁的林木“活不见树死不见根”，甚至连“灰”都提取不到，毁林的事实是否存在，辩护人对此存在严重的质疑。
九 被告人面对“从宽处理”的缓刑结果不依不饶，花费用到北京请律师的行为是不是最好的无罪证据？
根据辩护人的经验，如果此案的被告人实施了毁坏林木的行为，这么大的面积，这么大的株数，判缓刑真是非常的便宜他了。然而本案判决以后，被告人情绪激动，托人在北京请到本律师，坚称自己被冤枉了，首先在辩护人这里形成了“自由心证”并“内心确信”被告人是无辜的，故辩护人辩护的时候并没有出现任何的心理障碍。
十 、最后结论。
鉴于此，辩护人在起草的上诉状的基础上，并综合上诉后了解到的其他情形，对本案一审判决得出以下结论：
一审法院没有把案件涉及的主要事实查明，案件各种证据相互矛盾，而这种矛盾又没有排除，出现了没有排除的合理怀疑，判决达不到刑事诉讼所要求的证据标准。因此上诉人希望二审法院能够以疑罪从无的原则宣布上诉人无罪。
此致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法庭上自行辩护的，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对处理，没有可以通行的准则或规范。 在法庭自行辩护时，可以从是否构成犯罪、实施行为时的主观想法、是否属于从犯、是否属于自首、是否主动认罪、有无悔罪表现、产生损害结果的轻重、有无被害人谅解、能否适用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通常实务中，涉及刑事案件的开庭辩护，尽量还是建议专业的律师进行辩护，更有助于从轻、缓刑等方面提出辩护意见。 1、自行辩护和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身份是同生同灭的。任何一个公民只要依法被确定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那么他就同时取得了自我辩护的权利。这个权利不需要别人来授权，直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消失为止。可以说它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过程。 诉讼参与人包括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辩护权，辩护权的重要行使方式之一就是自己为自己辩护，因此自行辩护应当得到办案人员、办案机关的尊重。对于办案人员、办案机关来讲，只有尊重、保障的义务，没有限制、侵犯的权利。 2、而委托辩护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委托别人来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辩护。 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在同一个时间里面，一个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最多可以委托两名辩护人。 这里特别强调“在同一个时间里面”是因为： （1）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不同的诉讼阶段可以委托不同的人来为他担任辩护人。 （2）即使在同一个辩护阶段，被告人可以通过拒绝辩护这种方式来更换辩护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在一个案件的整个诉讼过程中，一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委托的辩护人最终可能不只两个。 1、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辩护词必须有事实依据，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歪曲事实;辩护词中引用法律条文务必准确无误，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曲解法律。 2、辩护词作为针对性、辩驳性的法律文书，应当从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出发，全面提出无罪、罪轻或者从轻、减轻、免除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意见，不能把辩护词变成对被告人的控诉书。 3、辩护词中的论点要明确，论证应当充分、全面，提出重点。结构严谨，层次分明;用语应当流畅，用词准确、简洁，争取以理服人，以情感人。 组织辩护论点 辩护论点是在全面综合分析研究案件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为被告人进行辩护，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观点

[律师回复] 为了将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于司法全过程，建议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同时公布该案辩护律师或代理律师的辩护词、代理词等法律文书。这对规范、监督法官依法审判和提高律师队伍业务素质、监督律师严格遵守职业操守都有着重大意义。
辩护词、代理词的全面公开，是对审判法官的监督和对其自由裁量权的约束和规范，裁判文书对辩护词、代理词中提出的辩护意见、诉请、抗辩的理由、提供的证据是否采信，就有了参照依据。裁判文书中适用的法律是否准确、权利义务分配是否恰当，也就有了对照和评判依据。同时，律师辩护和代理意见得到充分表达，更有利于法官在审判中兼听则明。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之规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贺某某家属的委托，并经被告人贺某某本人同意，指派米宗周律师担任被告人贺某某的辩护人。辩护人在庭审前查阅了本案卷宗材料，会见了被告人。案件经过法庭调查，案件事实已经清楚，现根据本案的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贺某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不表示异议，但是认为被告人贺某某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请求合议庭在对被告人贺某某的行为量刑时予以考虑。具体辩护理由如下：
　　
一、本案受害人具有重大过错,被告人贺某某 从轻处罚。
　　起诉书指控“2006年 2月13日，被告人贺某某因琐事与本村村民张会仁发生争吵，引起撕打”。而当时发生打架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受害人当天因为自己家的麦杆垛被人点燃，然后在路边漫骂，而且漫骂的非常难听。最重要的是其语意所指就是怀疑本案被告人贺某某点燃了他家的麦杆垛。根据受害人骂的语言在现场的其他村民随便一想就会想到是骂被告人。被告人贺某某无奈才让受害人别不点名的骂，谁点他家麦杆垛他就骂谁。受害人极其无理欲与被告人动武，在发生争吵之后，双方引起撕打。可见，受害人对伤害案件的发生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鉴于受害人的过错行为，恳请法庭对被告人贺某某从轻处罚。
　　
二、案发后被告人贺某某悔改态度明显，且此次犯罪系初犯、偶犯。
　　案件的起因是受害人的漫骂，被告人贺某某一时冲动，加上对法律了解不深，根本就没有想到事情的严重性，不慎做出这样的事情。事后被告人感到非常后悔，悔罪态度明显。因此，被告人贺某某系初犯、偶犯，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
　　
三、本案被告人贺某某与受害方已经达成调解协议，取得的受害人的谅解。
　　案发后被告人贺某某的家属积极与受害方进行协商赔偿事宜，因为两家人本就是乡里乡亲，被告人的态度很快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并与被告人签定赔偿协议。受害人也不愿意再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既然被告人与受害方达成调解协议并取得受害人的谅解，恳请法庭对受害人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综上，被告人贺某某故意伤害他人，事实清楚，但被告人贺某某是初犯、偶犯，加之受害人具有重大的过错。因此，辩护人建议法庭考虑被告人贺某某从轻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