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行贿罪辩护要点有哪些

[律师回复] 单位行贿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行为。对单位行贿罪辩护要根据其情节严重。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需要依据犯罪情节拟写，不存在适用所有单位行贿罪的辩护词。如果涉案人员已经被刑事拘留，那么家属应尽快携拘留通知书当面咨询律师，由律师携委托手续会见涉案人员，了解案情后到侦查机关、等阅卷，掌握侦查机关所掌握的证据情况，了解的意见等信息。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刑罚，需要根据会见、阅卷、与办案人员沟通后的结论来进行预估。在全面了解案情后，确定辩护方向，选择进行无罪辩护或罪轻辩护从而让犯罪嫌疑人摆脱刑罚或取得从轻、减轻刑罚的成果。如有需要请来电咨询或面谈。

[律师回复]
一、主体方面。单位受贿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
二、客观方面。单位受贿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单位集体利用职权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
三、客体方面。单位受贿罪侵犯的主要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和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四、主观方面。单位受贿罪是单位犯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这种故意，是经单位决策机构的授权或同意，由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故意收受或索取贿赂的行为表现出来的，是代表单位的整体意志体现.

[律师回复] 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下《刑事诉讼法》对宣告无罪的有关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法院审理，行贿罪无罪辩护应当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律师回复] 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事实的定性持有异议。
　　起诉书指控的第二起犯罪事实被告人张××也是在朱××的安排下被动给予于××8 万元。这一点得到了起诉书的认可，在张××和于××供述中也得到了证实。
　　被告人张××在其第一次讯问笔录中有这样的供述“2002年8 、9 月份的一天，在这之前朱××给我打电话说，于××买房子，你想法给他弄点，我当时也答应了。”在其随后的讯问笔录中也做了类似的供述。
　　证人于××在其第二次讯问笔录中有这样的供述“问：张××这一次为什么要给你这些钱?答：还是以工程款的名义给我的，是朱××安排好的。”于××在其他涉及到张××向其送钱的讯问笔录中都做了类似的供述。
　　从卷宗证据来看并没有证据证明张××在被动索贿的情况下实际获得了不正当利益。所以，辩护人认为张××在朱××的安排下被动给予于××8 万元认定为行贿证据不充分，应当不予认定。
　　(三)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第五起犯罪事实的定性持有异议。
　　在本案中，张××存在双重身份。一是自然人个人;二是土方公司的经理。张××安排财务以工程款的名义向朱××支付20万元现金，是以个人身份还是以负责人的身份。直接决定了本案涉嫌的罪名是行贿罪，还是单位行贿罪。同时适用的、承担责任的主体、承担责任的大小也会发生变化。
　　结合本案，张××是以支付工程款的名义安排单位会计从单位账上支付给朱××20万元。如果这种行为构成行贿，也应该定单位行贿，而不是单位行贿。

[律师回复] 什么是单位行贿罪
单位行贿罪是指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行为。单位行贿罪的主体是单位，所谓“单位”，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与单位受贿罪不同，并不仅仅局限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还包括集体所有制企业、中外合作企业、有限公司、外资公司、私营公司等等。 单位行贿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
刑法第393条规定，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389条规定的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390条规定的是“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律师回复] 单位受贿罪，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手续费的行为。单位受贿罪的主体是单位，而且只能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国有单位。

[律师回复] 单位行贿免予刑事处罚辩护词如下
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所指控被告人 所涉嫌的罪名，存在 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情况，理由如下：
一、本案关于被告人 有罪的几个主要证据均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问题
1、关于 公安局 分局交通支队出具的第 号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如下问题：
第
一、关于交通事故基本事实部分：
第
二、交通事故形成的原因分析错误：
第
三、适用法律错误：
《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第45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经过调查后，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逃逸是交通事故发生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
2、关于证人证言真实性存在如下问题：
3、关于 公安局 分局法医检验鉴定所出具的尸体检验鉴定书，存在如下问题：
首先，
其次，
二、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驾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
1、从主观方面看：被告人主观上既无故意也无过失
2、从客观方面看：被告人客观上无违法行为
3、从因果关系方面看：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害人死亡系被告人驾车拖带所致
根据我国《刑法》133条规定，交通肇事罪系过失犯罪，结果犯罪。本案现有证据不能证明被告人驾车辆与受害人接触致死的结果。也就是不存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必须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的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三、本案的其他主要情节
1、 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人主动报案
2、 被告人表现一惯良好，无违法违纪行为
3、 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告人积极对受害人家属进行民事赔偿
以上辩护意见，敬请合议庭结合本案证据及具体情节，查明舍取。

[律师回复]
一、刑法对于单位行贿罪的规定
第三百九十三条 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回扣、手续费，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取得的违法所得归个人所有的，依照本 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三百九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八十九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第三百九十条 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二、单位行贿罪中法定代表人量刑原则
在单位行贿罪中有一个“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概念。
所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在单位的生产经营行为中，有权直接策划、组织、指挥或批准犯罪活动的单位领导人员，通常情况下为本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但又有例外，如果法定代表人确实不知道，或不起决定作用的单位领导人，不能成为追究刑事责任的主管人员。特别是某些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是挂名的，或者是被冒用身份证的。
所谓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则指直接实施、积极参加犯罪活动，并起重要作用的人员。在一个单位里，实施单位行贿罪，从准备行贿，到财务同意付款，交付等整个过程，往往不是靠
一、二个自然人的行为来完成，该过程中涉及的人员可能较多。直接责任人员，可以是管理层的，也可以是普通的业务人员。
其中有的人确实不知真相;有的明知不对或可能有问题，但慑于权力而实施了行贿行为，比如，总经理安排司机将装有现金的皮包送到业务单位客户住的酒店;财务人员听从董事长指示，往某个个人帐户汇款等，对这些人员应与“直接责任人员”区别开来。
在单位行贿犯罪中，并非所有的直接责任人员都负有同等的责任。应根据他们在单位行贿犯罪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分为主要和次要责任人员。
所以当法定代表人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时，则其付主要责任，其次要作用则付次要责任，如果没有参与不知晓则不付责任。
但是在单位行贿罪中分主次不是很好分，有时候可能分不出来，根据司法实践一般按照这些原则分：
1、在单位中分配或实际掌握权力的大小。职责权限越大，应负的责任也就越大;
2、对整个行贿过程的支配、主导能力;
3、对整个行贿过程的态度，比如是否积极出谋划策、积极实施;
4、如果是索贿，谁直接应诺;如果是主动行贿，谁和对方提出并实施等。
所以对单位行贿罪中法定代表人的量刑原则应按其责任来进行。

[律师回复] 你好！下面就单位受贿无罪辩护词的问题回答如下:审判长、审判员：
我们接受王某本人的委托，参与其涉嫌受贿罪的二审开庭审理，经庭审示证、质证结合全案证据辩护人总体认为：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建议二审法院依法改判王某无罪！具体辩护意见分述如下，供合议庭参考：
一、王某未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峰公司担保
（一）王某无职务可供利用，无法也不可能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
1、一审证据体系能够稳定证明：财政所长和纪委书记职权均不包括经营担保公司。表现在：工商资料反映王某既不是法定代表人也不是聘用经理；相关政府文件或者会议纪要没有任命王某管理经营担保公司；无证据证实有关部门委托或授权实际经营管理担保公司。
2、担保公司工商登记明确登记潘某是法定代表人、孙某是经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则》第二十五条规定：“经登记主管机关核准登记注册的代表企业行使职权的主要负责人，是企业法人的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是代表企业法人根据章程行使职权的签字人”，不能因为吴某、潘某等人的猜测性证言认定其实际管理公司，谁也不能肯定吴某等人的证言就一定是真实的，他们的证言同样属于待证事实，并无相关的书证或者其他确定的事实加以证明，检察机关不能用待证事实来证明待证事实。
3、王某对内没有决策权、审批权。吴某、潘某等人证明王某受托经营管理担保公司，这只是他们的一种说法，其实质上是担保公司的办公地点设在财政所，担保公司财务核算由财政所会计杨某兼任，担保公司的资金绝大部分是财政资金，王某作为财政所长，按照领导决策办理相关经济业务事项，起到上传下达作用，王某并没有决策权，也没有审批权，这可以从沭城镇镇长吴某的证言中得到印证。吴某证言：“担保公司的资金使用要由镇领导批准，我任镇长时担保公司的业务都是经黄书记安排后由我签批，法人代表潘某也要签字的”。

4、至于王某在侦查机关供述“镇里安排自己负责担保公司的经营管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王某已在本次庭审中进行了辩解：“在某县检察院审查期间，检察人员已将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跟我讲了，在自己被宣布逮捕并被送到某县看守所的当天，由于我在检察院办案点被折磨了二个半月，又被突然宣布逮捕，精神几近崩溃，讲了我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其客观事实是：在检察人员没有跟我讲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250万元贷款一事之前，我一直以为我是以个人名义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并不知道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我是受检察人员的诱供。担保合同上的三个印章是丁某偷盖上去的，我在2015年6月30日某县法院第一次开庭时，我才看到担保合同上盖有担保公司的公章及潘某和我的私章”。
辩护人认为，王某的辩解，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得到印证：
①芮某当庭证言：担保贷款手续是我和丁某办理的；
②王某的私章作为银行印鉴章是丁某保管的；
③某银行于某违反规定，在明知王某不是法人代表，没有签字权的情况下，办理了担保贷款。
5、关于花某证人证言。花某找王某和丁某帮助某峰公司融资，花某只是说：“过了几天，王某给我打电话说250万元贷款在某银行已经办好了”。自始至终都没有说王某以担保公司名义担保贷款，这恰恰与王某所说的以个人名义担保贷款相互印证。

（二）担保公司公章、王某及潘某私章谁保管并私盖在担保合同上需要进一步查实。
1、王某证实自己只有一个私章是作为财务印鉴章，由丁某保管，丁某签发银行支票时都要加盖王某的私章。辩护人从丁某、吴从杨贪污案中了解到，吴从杨在讯问笔录中多次提到，丁某当场给其开银行支票，并没有需要找王某盖章，丁某在侦查机关的讯问笔录也反证了王某的私章是丁某自己保管的，从而证明了担保合同上的印章是丁某瞒着镇领导及王某偷盖上去的，也推翻了杨某证明王某的私章是王某自己保管的谎言。
2、王某任财政所长期间，不仅包村管账，还兼管开发区厂房建设工作，平时很少在财政所，为了方便办理业务，单位的印章是交由总账会计丁后银和出纳杨某负责保管的。这一做法和其他单位一样都是约定俗成的惯例，同时这样操作也不违反《会计法》的相关规定。
2、潘某证明其印鉴由财政所保管，但并未具体指明是王某还是丁某在实际保管，其仅仅是推测担保合同上印章可能系王某加盖。
3、某银行信贷员于某的证言不可信。
（1）审核贷款资料应发现王某并非法定代表人或经理，其无权决定以公司名义对外担保贷款事项；
（2）王某和于某并不相识，也没有业务往来，这点也得到了时任某银行分管信贷副行长王斌的确认。众所周知在当时贷款不易的情况下，银行不可能仅凭担保公司有存款就直接发放大额贷款。
4、从担保合同中保证人栏的签字来看，王某签在了“保证人”处，如果其利用管理担保公司的职务便利，应该签在“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处，另外，王某的印鉴章又盖在了法定代表人潘某的前面，显得那么的多余而又不协调。
5、芮某在庭审中也明确表示，当时某峰公司250万元贷款的事情系丁某帮忙办理的，而丁某曾在某银行总部所在地扎下任职，与王斌、于某等人熟识，如果说要利用职务便利，那么也只能是丁某。
因此，一审法院认定“王某利用管理担保公司职务上的便利，以担保公司为某峰公司在某银行贷款人民币250万元提供担保，并在担保合同上签字盖章，为某峰公司在某银行担保250万元贷款提供便利”，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没有事实依据，事实认定错误。王某对外没有签字权，对内没有决策权、审批权，王某是以个人名义在担保合同上签字，担保手续是丁某与芮某办理的，担保合同上的三个印章是丁某偷盖上去的，某银行信贷员于某与丁某合谋，违规办理了250万元担保贷款，王某并不知情。
二、王某收受的13万元系芮某所送。
一审法院根据蒋某峰、丁某、丁某波、芮某及贡某波的证言，证明王某收受了蒋某峰送其13万元钱，没有事实依据，蒋某峰、丁某等人的证言明显是虚构的谎言，且不难看出本案在侦查期间带有一定的诱导和暗示！。
1、芮某当庭证明：花某、丁某、王某每人13万元钱是自己和蒋某峰、丁某波在某江饭店停车场送的。辩护人姑且不论该证言中有多少是真实的，但至少能够说明蒋某峰带着丁某波在王某办公室送钱是存疑不可信的。王某的陈述，以及蒋某峰、花某的证言证明，都一同指向了送钱地点 — 某江饭店停车场。
2、蒋某峰带着丁某波在办公室送钱是存疑不可信的。根据蒋某峰及芮某的证言，蒋某峰跟王某只是认识，并不太熟悉，蒋某峰作为身价过亿的老板，竟然带着自己的下属，到时任沭城镇纪委书记的办公室，明目张胆地行贿，将钱放在王某办公桌上近一个小时，此时正值上午上班时间，就不怕被其他人发现？作为一个正常思维的人，蒋某峰给镇纪委书记行贿还带着一个证人，谁还敢收受，明显与常理不符。
3、丁某波证明2010年5月份陪蒋某峰到沭城镇财政所王某的办公室，送给王某和丁某26万元钱明显是编造的谎言，王某当庭陈述：当时我已经改任纪委书记半年多，财政所的办公室在7楼，我的办公室在9楼，且有门牌，门牌上清楚地标明了“纪委书记”办公室，且两办公室分别位于大楼电梯的两侧，如果蒋某峰真的送钱到办公室，他根本不需要经过丁某的办公室。
4、丁某的证言存在多处不能对应：
①先说不认识和蒋某峰一起去的那个人，后在检察院侦查人员的再次确认下，他还是坚持说不认识。但下次笔录时他又说是叫小丁的；
②丁某不可能看到蒋某峰向王某办公室送钱，即使蒋某峰经过丁某办公室，丁某也该会和蒋某峰打声招呼；
③丁某看到桌上摆着一个黑色塑料袋，就知道里面估计有30万元不符合常理。
④如果丁某对担保贷款一事全然不知，蒋某峰根本不需要送钱给他，即使按照丁某自己的说法，吃“喜面”也不可能给13万之多。
5、行贿、受贿一般发生在熟人之间，且具有一定的隐蔽性。本案中蒋某峰与王某并不熟悉（这点得到了芮某的确认），同时其还表示带司机丁某波到王某办公室送钱，显然更加不合常理。
辩护人认为：芮某的出庭，使得王某收受钱款的过程又多了一种说法且在时间、地点、行贿人、具体情形都做不到合理的排除。 这只能让辩护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即：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三、王某将13万元退给了芮某
一审法院以丁某、芮某等利害关系人的证言，证明王某没有将13万元钱退给芮某，没有事实依据，丁某、芮某的证言系编造的谎言，纯属子虚乌有，矛盾重重。
1、丁某的证言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丁某是重要的利害关系人，既是检举人，又是当事人，又是证人，辩护人从丁某、吴从杨贪污案中了解到，丁某冒充王某签字数额巨大。
2、芮某是利害关系人，如果芮某承认王某将13万元钱退给了他，而他没有将王某退给其13万元钱交给公司，那么，他将面临被以“职务侵占罪”而追究刑事责任。
3、蒋某峰、丁某等人，以王某提出自己有收条为分水岭前后证言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比如： 2015年1月20日蒋某峰说：“我记得当时王某好像还叫我打了一张什么条子的”；1月23日丁某跟着就说“我印象中记得王某在给我13万元钱时，对我说这钱已经叫蒋某峰打过收条了，不会出什么问题的”；在2月17日王某说钱退给了芮某，并有芮某打的收条之前，蒋某峰、丁某、芮某从没提到芮某打收条给王某一事。在2月17日王某说有芮某打的收条之后，突如其来地3月4日芮某、3月5日丁某的证言都变成了是芮某打给王某的收条，并且日期是朝前写的，王某并没有退钱。那么，蒋某峰、丁某在2月17日之前说王某叫蒋某峰打收条一事又怎么解释呢？
4、丁某在2015年1月23日第5次讯问笔录中说：“在开始吃饭前，我将芮总喊到一边，将13万元钱退给了他”。如果丁某有芮某打的收条，丁某为什么当时不对检察人员说自己有芮某打的退钱收条呢？而当王某拿出芮某打的收条后，他又说有芮某打的收条呢？明显不符合常理。
5、关于两张空白今到据的来源，丁某、芮某的所谓证言无法相互印证。
（1）2015年3月4日芮某说：“在吃饭前，王某和丁某把我叫到隔壁空的包间，王某说收13万元怕出事，让我给每人打一张收条，然后丁某拿出两张空白的今到据给我”。2015年12月10日的笔录中芮某再次确认是丁某拿出两张空白的今到据给他。
（2）2015年3月5日丁某说：“在饭前王某把芮某喊到旁边的房间，过一会儿王某才又过来叫我也过去，我就到旁边的那个空房间，当时芮某还在，王某递给我一张芮某打的收条，王某说现在有芮总打的收条，钱就可以放心用了”。

（3）、芮某在二审庭审中，一时说是王某拿两张空白今到据给自己，一时又说是丁某拿两张空白今到据给自己，一时又说以在检察院说的为准。
6、关于两张收条的书写工具。书写两张收条的笔来源于何处？是一支笔还是二支笔？一审法院没有查明事实真相。在二审庭审中，芮某证言：“笔是从饭店服务员处拿的，是墨水笔，只一支笔”。 而从王某及丁某提供的收条看，二张收条根本不是同一支笔打的，与芮某的证言相互矛盾。
7、关于丁某妻子李某娟时隔近一年找到了芮某打给丁某立据日期为2010年5月14日的13万元收条。
（1）、2015年3月5日丁某说芮某打给他的收条因为搬家找不到了，但时隔近一年李某娟又向检察院提供了该收据，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张收条的真实性，在丁某并未真退款的情形下，其收条作为护身符，怎么可能那么轻易的搬家丢失？在花某取保候审后毫无征兆的蹊跷出现且在没有指控丁后银受贿情况下而由其家属主动提交？莫名其妙之处令人百思不得其解！辩护人有理由怀疑丁某根本没有收条，这张收条有可能是花某的（当时李某娟是无法从花某处拿到收条），也有可能是芮某后打的。【花某证言：“（问：你把这13万元退还后，那张收条在哪？）答：应该在我家里，具体什么位置记不清了”】辩护人请求二审法院依法调取花某的收条以供控辩双方质证？
（2）按照芮某所说，是丁某拿二张空白今到据给他，时间是朝前打的，那么按常理，丁某拿出的二张空白今到据应该一模一样，可事实是这二张空白今到据从格式到字体以及纸张等无一处相同，并且不是用同一支笔写的，明显不符合常理。
（3）即便丁某的收条真是芮某打给他的，也只能证明丁某自己没有退钱而叫芮某打的假收条，但是并不能证明王某也没有退钱而叫芮某打的假收条，因为花某退钱，芮某也给花某打了收条。至于花某退钱芮某跟蒋某峰汇报，那是因为花某退钱有国税局二人证明，芮某不敢不汇报给蒋某峰。
8、关于杨某、杨某梅、贡某波对涉案今到据的证言。辩护人认为杨某、杨某梅、贡某波的证言不能证明空白今到据的来源。
（1）涉案的空白今到据是种类物，不是特定物，在沭阳的大小超市、文具店都可以随意买卖。
（2）杨某梅、贡某波证言涉案今到据某峰公司未使用过，那么，芮某打给花某的收条，是否也是用的涉案今到据？一审没有查明事实真相。
9、侦查机关问芮某：“花某的13万元是蒋某峰送的，为什么要退给你？”芮某答：“蒋某峰很少在沭阳，沭阳这边工作主要是我在负责，他们又对我熟悉，所以他们退给我的。”三个人中丁某自认未退，所以这里的“他们”应该包括王某，同时也符合谁送钱退回给谁的常理。
10、两张收条的格式、印刷字体、排版、书写习惯及笔迹的粗细程度均存在明显差异，而芮某在庭前、庭上证言前后矛盾，先说注意到差异后又说没有注意到，还坚持认为系用一支笔书写，该事实没有其他证据证实系几人“密谋”，那么就不能排除系两次书写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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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无法证实自己已将涉案13万元钱退还芮某。王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我自始至终都说已经将13万元退给了芮某，而且有芮某打的收条，这是铁证，请问还要我如何证明”？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没有将涉案13万元钱退还芮某，没有事实依据，利害关系人丁某、芮某的证言矛盾重重，不符合常理，不可采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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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一审法院认定王某拒不交待赃款去向致使该款无法追缴。王某在庭审中明确表示：“我没有‘拒绝’交待，我自始至终都说13万元已退给了芮某，而且有收条，难道还要让我再退一次”？ 辩护人认为，王某收受的13万元钱已及时退给了芮某，并不存在拒不交待赃款去向一说。
四、某鉴定中心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证据。
1、文书生成时间的是否可以鉴定不管是学理上还是司法实践中都持否定态度。
（1）、学理：鉴定意见使用的“挥发性成分测定法”和“气相色谱法”两种检验鉴定方法目前都属于学术研究阶段，是实验室方法，是建立在理想状态下的静态检验法，并没有运用到实际检案中。【《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年第4期和《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4年第8期】
（2）、实务：浙江省高院在浙高法鉴[2011]5号《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中指出：所谓文件形成时间的鉴定，目前除了用圆珠笔书写的文件，在以同样的圆珠笔书写的不同时间的样本比对时，可以用薄层分析实验效果较好外，其他材料形成的时间目前尚无国家或行业内认可、统一的检验、鉴定方法。-----尤其是要提交法庭作为证据使用更为不妥”
2、鉴定意见中鉴定标准不明确，且违反了国家禁止性规范。该鉴定意见中没有在附件说明其使用的是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专家认可的技术标准还是鉴定机构自行制定的技术性规范，但从鉴定文书的表述内容可以看出其使用的是自行制定的技术规范，但未作为附件提供，也未在附注中加以说明。即便如此，该鉴定也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司【2008】12号《关于对外委托文件制成时间鉴定有关事项的通知》第二项规定：“不能使用鉴定机构的自备样本进行文件制成时间的鉴定。”
3、鉴定意见本身存在若干重大疑点，必然导致该鉴定不能作为定案依据使用。表现在：
（1）浙江省高院[2011]5号《关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的意见》中例举了该鉴定机构历史上存在出具荒唐鉴定意见的劣迹；
（2）鉴定人员不具备文书鉴定资格专业，相关规范要求鉴定人员一般为2人，应当具备文书专业技术职称，同时第一鉴定人还应当具备文书鉴定专业中级技术职称[详见司法部司法鉴定管理局发布的《司法鉴定技术规范-文书鉴定通用规范》（SF/Z JD0201001-2010）第2部分〈文书鉴定通用程序〉（检验/鉴定程序）规定：文书鉴定的鉴定人应当具备文书鉴定专业技术职称；普通程序中鉴定组应当同时满足以下二个条件：
①鉴定人为2人；
②第一鉴定人应当具有文书鉴定专业中级技术职称]。本案的第一鉴定人孙建兰系助理工程师，系初级职称，而另一鉴定人王竟则无技术职称；
（3）鉴定的受理违规。
A、送检单位没有提供比对样本，鉴定材料不完整、不充分，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法司【2008】12号第一项规定：“对落款时间和怀疑时间超过六个月的，要求送检单位必须提供比对样本”和《司法鉴定程序通则》（2007）第十六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鉴定委托，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鉴定材料不真实、不完整、不充分或者取得方式不合法的。”的规定；
B、鉴定意见仅仅使用了20105月30日的自备样本一份，收集的样本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不能满足鉴定要求，违反了《司法鉴定技术规范》（2010）第四部分“文书鉴定样本的收集和制作要求”（样本的收集）规定：（C）“收集的样本应达到一定的数量，以能够充分反映文件的有关特性满足鉴定要求为限”的规定。
（4）鉴定意见不全面。
A、只出具了“司法鉴定意见书”而没有出具反映鉴定过程客观情况的 “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严重违反了《司法鉴定文书规范》（2007）第三条：司法鉴定文书分为司法鉴定意见书和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
B、鉴定意见的附注是“本次鉴定参照SF/ZJ0201002-2010《笔迹鉴定规范》”，附注是“检材复制件、样本复制件，特征对比表”，以上附注和附件都是针对“笔迹真伪鉴定”，对于“文件形成时间鉴定”没有任何附注和附件说明。严重违反了《司法鉴定文书规范》（2007）第七条：司法鉴定文书正文应当符合下列规范和要求：
（十）附注：对司法鉴定文书中需要解释的内容，可以在附注中作出说明。第八条：“司法鉴定文书附件应当包括与鉴定意见、检验报告有关的关键图表、照片等以及有关音像资料、参考文献等的目录。附件是司法鉴定文书的组成部分，应当附在司法鉴定的正文之后”。
4、鉴定前，某县人民检察院向鉴定机构当事人芮某2015年3月4日关于“收据日期是朝前打的”的询问笔录供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参考，暗示鉴定机构作出与芮某询问笔录一致的鉴定结论，违反了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249条之规定 。
综上，辩护人根据全案证据，大致可以推导出以下事实：被告人王某在花某介绍下，在担保合同上以个人名义签字担保，后丁某瞒着王某在担保合同上加盖了担保公司公章、法人代表潘某及王某的私章，丁某与某银行信贷员于某合谋，形成了担保公司担保的事实。王某在某江饭店停车场收受了芮某以送茶叶名义所送的13万元钱，王某发现后及时退给了芮某，并让芮某打了收条。
由此辩护人认为：一审法院在没有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认定王某利用职务之便为某峰公司担保贷款和王某没有退钱的证据不足且矛盾重重，加之南京某鉴定中心严重违法违规，出具的鉴定意见不能作为定案依据，检察机关本次庭审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了他人的财物而又未退还，多处存疑无法认定其构成受贿罪，请合议庭合议后依法判决撤销一审判决，改判王某无罪。

[律师回复] 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犯罪构成的关键问题：一是国家工作人员；二是利用职务之便；三是索取他人财物；四是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辩护律师应当在案件实体上围绕这四个方面做准备，分析嫌疑人是否构成了受贿罪。

[律师回复]
1、认真阅卷，捕捉疑点查阅案卷，是了解案情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受贿罪辩护工作的第一道工序，一定要认真细致。要熟知和掌握案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的整个情况。特别足熟知被告人确实具有哪个或哪几个无罪的事实或情节。只有这样，才能在特别熟知案情的基拙上进行分折和研究，决定为被告人作无罪辩护和如何作无罪辩护。要特别熟知案情，除了仔细查阅案卷，会见被告人询问案情以外，还应当进行调查取证，取得案卷中没有而又能证明告人无罪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或鉴定结论有利的证据。
2、重视对被告有利的酌定情节。相对于法定情节而言，酌定情节指的是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依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可以酌情考虑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情节。随着公诉人队伍素质的普遍提高，起诉书和公诉词的水平越来越高，有人甚至赞扬它是向罪犯宣战的檄文。起诉书和公诉词一般都能客观认定，公诉人还利用法庭辩论阶段先于律师发言的机会率先向法院提出，大有不让律师独做“好人”的趋势。遇到上述情况时，可以在简单表达认同公诉人(但千万不可讲向公诉人“致谢”的话)发表的有利于被告的法定情节的基础上，腾出更多辩护时间和篇幅多说有利于被告的酌定情节。
3、注重说服法官说服是辩护律师的一项基本功。辩护业务是一种最基本的诉讼业务，而诉讼的本质就是说服。刑辩律师出席法庭辩护的目的就是要说服审判的法官，而不是公诉人。公诉人是无法说服的，因为，他们坐在法庭时已事先设定你辩护人的观点是错误的。所以，刑辩律师不要把说服的对象搞错。否则只能是事倍功半，达不到辩护目的。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罪的量刑问题与罪基本相同。以数额和情节为标准，具体确定行为人的刑罚。 1、个人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个人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l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个人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矛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律师回复] 《工程结算定案书》系财政局委托中介机构制作，并非由司法机关委托的具有司法鉴定资格的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司法鉴定结论。《工程结算定案书》也不是伴随案件事实发展而产生的书证。因此，其不具备刑事证据的合法要件而不具有合法性。

[律师回复] 第
一，首先要认真查阅卷宗。
第
二，要认真分析起诉书。
第
三，审查案件定性。是否构罪？定性是否有问题等。
第
四，如果构成的话看有那些从轻的法定与酌定情节。
第
五，法庭辩论要完美。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当事人近亲属委托，指派我作为被告人王某的辩护人出庭参加诉讼，现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发表以下法律意见，请合议庭予以考虑。 一、关于罪 辩护人认为，就本案现有证据形成的法律事实，不能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就本案而言，认定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罪，至少应当同时具备两点：一是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二是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本案中，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也不能证明被告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 1、首先，被告人没有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书指控被告人收受的财物是君临天厦的房产及其配套设施。而这套房产的所有书面资料都可以证明房产的所有权人是赵某，而不是王某。从法律上，房产的所有权是以登记而不是以实际占有或者使用为标准的，所以被告人不是该房产的所有权人，也就不存在收受该财物的事实。 退一步讲，即使该房产是以赵某的名义登记，而实际上是被告人享有，公诉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房产是被告人非法收受的。从本案证据上，即没有行贿人的指证，也没有人的供述，房屋是以什么方式成为被告人所有无法得到确切的认定。从整体来看，被告人与李某关系很好，很有可能是情人关系(张某、崔某供述)，甚至人们认为他们之间是特别好的情人关系(张某供述)。在这种情况下，在李某有相当的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两人之间互赠财物(王某也经常给李某财物)，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法律上是完全允许的(纪律上另当别论)，不属于非法收受。 2、被告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 辩护人认为，从广义来讲，交流创造利益，而利益推动交流。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也是一种交流，所以利益的存在是一种自然。如果几个人，尤其是几个朋友之间在交往的过程中互相给对方带来一定的利益，那非但不违反法律规定，相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所以辩护人认为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应当是指为他人谋取不正当的、否定性的利益。而本案中，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被告人为李某谋取了不正当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二项利益是被告人找公安局交涉为李某平息欠款事宜。从案卷材料可知，当时因为经济纠纷，有人纠结带性质的人员，每天在东方之珠在酒店闹事，致使酒店无常营业。辩护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被告人协调各方面力量对此进行处理并最终给予平息是对良好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维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给李某谋取刑法意义上的“利益”。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三项利益是被告人为商业银行南环支行拉存款。很显然，被告人帮忙拉存款、以及打电话请求存款单位“少动这笔款”是为了银行或者说是为了张某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李某的利益。同时，拉存款在银行界是经营需要，各行都有存款任务，都需要动员各方面力量去拉存款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所以这一利益也不是刑法意义上的不正当的利益。当然，该笔存款后来被李某以犯罪的手段占有使用，但并没有证据证明被告人对此明知，且拉存款就是为了给李某实现犯罪目的。所以被告人在主观上并没有过错。 书指控被告人为李某谋取的第四项利益是帮助李某、崔某逃避处罚。这一点，将在以下观点中具体阐明。 二、关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 被告人是有查禁犯罪活动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没有疑义。这里，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本罪，必须要有足够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有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客观行为，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主观愿望。本案中，公诉机关并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本罪。 田某的证言可以说明被告人可能存在向犯罪分子通风报信的行为，但这仅仅是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证据能够印证田某的证言。在这种情况下，该证言属于单独证据，即使是采取“相对证据说”进行证据认定的民事诉讼也不能对该证言作出认定，更不要说采取“绝对证据说”的刑事诉讼。所以没有证据能够证实被告人实施了 “通风报信、提供便利”的犯罪行为。 被告人在主观上并不知道、至少也是并不一定知道李某、崔某、张某等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因此，被告人实施的一系列包括对有关举报进行立案侦查、调查取证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规定。客观上，被告人实施的上述行为可能会减轻某些人的罪责，但被告人的本意只是要追究犯罪，不能说为了追究犯罪，而该追究造成了他人责任的减轻就认为是为了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辩护人认为，在刑事诉讼中，首先适用的是 “无罪推定”的原则。在这一原则下，如果要认定被告人有罪，必须要有确切和充分的证据证明被告人具备适当的主体资格要求、有主观过错，实施了相关的行为并且其行为侵犯了相应的客体和应当受到刑罚处罚。而要得到这些证据必须依照法定程序、采取合法的方式取得;在认定这些证据时，要求必须是不存在任何合理怀疑、绝对可信赖的;所有这些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链条，通过这一证据链条能够得出一个完整的结论，这一结论必须是唯一的、没有其他任何可能存在的。而且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在运用证据上产生怀疑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进行认定;如果在认定事实上产生歧义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作出解释;如果在适用法律上产生困难时，应当从有利于被告人的方向进行选择。

[律师回复] 有关于贪污受贿刑事辩护质证意见的辩护如下，辩护人对《A涉嫌受贿罪的证据说明》（以下简称：《证据说明》）中关于被告人A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以下人员贿赂的事实认定部分有以下异议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罪的量刑问题与罪基本相同。以数额和情节为标准，具体确定行为人的刑罚。 1、个人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个人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l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个人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矛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