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斥期间和诉讼时效的区别是什么？

[律师回复] 对于交通事故调解除斥期限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权利人、义务人一致请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损害赔偿的，可以在收到交通事故认定书之日起十日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出书面调解申请，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予调解。并于八日内制作调解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与当事人约定调解的时间、地点，并于调解时间三日前通知当事人。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期限为十日(1)造成人员死亡的，从规定的办理丧葬事宜时间结束之日起开始(2)造成人员受伤的，从治疗终结之日起开始(3)因伤致残的，从定残之日起开始(4)造成财产损失的，从确定损失之日起开始。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一、当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其撤销权也随之消灭，是无法救济的。二、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相关法律规定：《民法通则》、《合同法》、《破产法》共规定了三种类型撤销权的除斥期间：1、相对人的撤销权与除斥期间。民法通则规定的撤销权，是指意思表示有瑕疵的，表意人依法可以主张撤销其民事行为的权利。《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规定了两种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即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合同法》第五十四条增加了一种，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相对人撤销权提起的主体限制在发生民事行为的当事人之间，除斥期间为一年，按照新法优于旧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涉及合同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未行使的，撤销权消灭。2、债权人的撤销权与除斥期间。合同法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是债权人的撤销权，属于债的保全的范围。一般来说，债权为相对权，其效力仅及于特定的债权人和债务人，对第三人不发生效力，债权人不得依其债权对任何第三人主张权利，第三人也不得对债权进行干涉。但是债权人的撤销权突破了合同相对性原理，使债权的效力得以扩张，属于债的保全范围。债权人的撤销权规定了两种除斥期间，一是一年的除斥期间，自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二是五年的除斥期间，从债务人的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债权人行使撤销权要同时满足两个除斥期间的要求。3、破产撤销权与除斥期间。破产法规定的是破产撤销权，指破产管理人(包括财产接管人、重整执行人、清算人等)对债务人即破产人在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定期限内所为的有损于债务人财产从而损害人利益的行为，有权请求予以撤销，使其归于无效的权利破产撤销权与债的保全中的债权人撤销权更相似，在本质上是债权人撤销权在破产这一特别程序中的扩张或者延伸，二者都是债权人以第三人的身份，将债务人所实施的有害行为最终归于无效，并使依该行为所导致的财产变动恢复原状，旨在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在行使后果上没有根本区别。。撤销权的行使，可以带来两个后果：一是破产人所实施的有害于全体债权人的行为归于无效;二是使破产人转让或放弃的财产被依法追回，增加总量，提高破产债权清偿率。破产撤销权除斥期间的计算比较特殊，从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前推一年。根据上述内容，我们不难发现，我国法律中对于撤销权虽然有详细分类，并根据撤销权种类除斥期间有所不同，但当撤销权已过除斥期间，撤销权都是消灭的。所以的问题也提示我们，要注意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并在除斥期间内行使权力，避免因为错过除斥期间导致权利消灭的后果。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有什么规定问题解答如下, 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有什么规定一、解除权产生之日的认定标准 权利的行使不能毫无限制，是民法上的一个基本认识。权利行使应当有一定期限的限制，是这一认识的体现之一。由于合同解除权的性质属于形成权，而请求合同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权利属于请求权，二者在性质上不同，因此，在权利行使的期限规定上也应有所不同。一般认为，请求权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而形成权则适用除斥期间的规定。民法通则及其他法律对请求权时效的规定相对较多，而对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则没有规定。合同法对于解除权的行使期间同样也没有强制规定，而是委之于当事人自己的约定，或者由当事人经过催告来确定(合同法第九十一、第九十四条)。这种规定虽然充分顾及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但对于催告后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以及当事人没有约定解除权行使期限时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应当如何确定，还是没有规定。这些立法上存在的不圆满之处，显然构成法律漏洞，应进行必要的漏洞补充，以保证法律体系的圆满性。那么，这些法律漏洞应当如何补充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五条的规定，实际上部分弥补了这一立法漏洞。该条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经催告后在三个月的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当事人一方请求解除合同的，应予支持，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第1款)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经对方当事人催告后，解除权行使的合理期限为三个月。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第2款)实践中，对于解释第十五条第2款后半段规定的一年除斥期间，其起算点解除权发生之日应如何确定有不同理解。之所以会产生这个问题，是因为合同无论是约定解除还是法定解除，只要不是约定或者法定的情况一经发生，合同就当然立即解除(如协议解除)，就会存在合同解除原因产生和解除行为生效之间的时间差。比如，一方当事人迟延履行合同的主要债务，对方就可以催告其履行，并在催告期过后相对方仍未履行时解除合同。那么，这里的解除权发生之日是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之时，还是催告履行期过后呢?这是两种观点。如果是以相对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时为准，则此时因解除权人尚未履行法定的催告义务，解除权的行使是否会因条件还没有具备，而被认为是尚未发生呢?如果是以催告期过后为准，解除权要产生，就必须先经过催告程序，否则，就不能说解除权已经产生。则假设解除权人自相对方迟延履行2年以后，合同履行请求权已经因超过诉讼时效而失去强制力时，才催告相对方继续履行，并待催告履行期过后对方仍未履行时要求解除合同的，是否还可以呢?应以合同解除事由发生之日作为解除权产生之日，即第一种观点更为正确。主要理由在于：第一，合同解除权的产生并不一定就等于解除权生效。合同解除权的产生可以基于当事人的约定，也可以基于合同法的规定，如一方当事人根本违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约定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等。但此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还不能当然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而是还要经过通知对方等程序，才能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而通知以及催告违约方继续履行等，实际上可以说是解除权发生效力的条件，也可以说是解除权产生与解除权生效之间的桥梁。因此，第二种观点实际上就是将二者混为一谈了。如果按照第二种观点，合同解除权只有在发生效力以后才产生，而解除权生效的直接后果就是合同关系消灭，一旦合同消灭，就是恢复原状或者赔偿损失等涉及到请求权的问题，而请求权是不适用考虑除斥期间的。第二，为合同解除权设定除斥期间的立法本意，就是为了督促解除权人及时表明是否行使解除权的态度，从而使合同双方处于不稳定状态的关系确定下来，即要么解除合同，要么使合同继续有效。如果以第二种观点的看法为准，则解除权人在明知存在解除事由后，只要不通知对方解除合同或者催告对方赶快履行，就可以使自己的权利永远不会消灭，而将对方始终置于不稳定状态之中，也使除斥期间的设置丧失其意义。第三，以第二种观点的看法为准，就会出现如前面所举的例子一样，违约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过2年的诉讼时效，已经可以不再承担违约责任或者履行合同义务，而守约方竟可以以解除合同的方式，要求其返还财产或者赔偿损失，以至于在实际上使诉讼时效制度也失去作用。反之，如果以出现产生解除权事由时作为解除权产生的起算点，则解除权的除斥期间为1年，而履行或者违约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是2年，除斥期间永远也不会超过诉讼时效，二者之间也不会产生矛盾。因此，即使退一步，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也应当以第一种观点为准，以避免法律体系内的冲突。除这两种观点外，还有一种观点，即在债务人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的情况下，解除权应当自解除权人履行催告义务之日才能起算，即解除权应当自催告时产生。对此，也不恰当。因为：第一，催告行为的行使在实际上会发生形成权一样的效力，催告人只要向相对方发出催告的意思表示，即当然发生催告的法律后果。因此，其行使应当有一定的权利基础，而不能凭空产生。当催告的后果是促使解除权发生效力的条件逐渐具备时，其合理的权利基础只能是解除权。也就是说，催告行为是依据已经产生的解除权而行使的，否则，这种要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催告行为就没有合法的基础。第二，如果从催告之日起计算一年的除斥期间，就会出现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与法律规定之间的冲突和矛盾，即解除权人给予对方的继续履行期限超过一年时，该继续履行期限是否还有效?如果有效，就意味着除斥期间的规定失效;如果无效，就意味着解除权人不能给迟延履行一方更长的继续履行期限。但这种强制性否定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做法又明显缺乏法理基础。因为当事人连自己的权利都可以自由放弃，为什么却不能允许对方再迟延一段时间履行债务呢?由于存在前面例举的这几点难以圆满解释的问题，所以，即使存在这种解释的可能性，也不如采纳以导致解除权发生的事由产生之日为解除权产生之日的观点更为恰当合理。当然，如果仅仅是从导致解除权产生事由发生之日的事实，来确定解除权产生之日，也会存在不恰当之处。若解除权人确实不知道相对方存在违约事由等情况的，这样确定就不够公平。因此，解除权产生之日固然要以导致解除权产生的事由发生之日起算，但还应当是在解除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事由发生的前提之下起算。二、一年除斥期间与相对方催告后三个月除斥期间的冲突与协调。此外，还有人认为，这里所称的权利行使的除斥期间，是有条件的除斥期间，并不是解除权消灭的绝对期间。例如，相对方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1年内催告，如在第11个月催告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的，则解除权行使的期限向后再推3个月，成为14个月。这种有条件的除斥期间的看法值得商榷。实际上，一年的除斥期间不会也不应该因为三个月除斥期间的起算而有所改变，而是应该继续计算。首先，除斥期间是不变期间，它的期限是不能变更的，即使存在不可抗力也同样如此，不存在既是除斥期间又允许延长的可能。其次，这两种除斥期间在计算上各自，不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这两种除斥期间的限制，实际上是对解除权人的双重限制：一方面，他的解除权会因相对方催告后经三个月期间不行使而消灭;另一方面，即使没有相对方的催告，他的解除权也会因为一年除斥期间的经过而消灭。这两个限制中的任何一个发生作用，就足以使解除权人的解除权消灭。因此，对于前面的例子来说，即使开始起算三个月的除斥期间，则在一个月后，解除权也会因一年的除斥期间已经完成而消灭，从而没有继续计算下去的必要了。如果依照前述观点所称的那样，适用出于限制解除权人目的而作出的规定，相对方依据本规定催告解除权人及时行使权利的结果，竟是放宽了对解除权人行使权利的限制，岂不是违背了立法的本来目的吗?因此，这种显然违背立法本意的解释是不可取的。三、其他情形类推适用本司法解释规定的解除权除斥期间的可能性。对于形成权行使的除斥期间，法律一般不作统一的规定，而是针对各个形成权分别作出规定。例如，针对欺诈、胁迫订立的合同，被欺诈、胁迫方行使合同撤销权的除斥期间就是半年。那么，对于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都没有明确的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是否可以类推适用本司法解释规定的三个月以及一年的除斥期间呢?笔者认为，除斥期间的规定虽然原则上说是应该由法律来直接规定的，不能随意扩大解释，但是，解除权作为形成权本身确实应该有一个明确的除斥期间规定;同时，商品房买卖合同与其他买卖合同也仅在标的物的形态上有所差别，在法律性质上并没有多少差别，类推适用应当也是可以的。而对于其他类型的合同来说，虽然在合同的权利义务上会与买卖合同有所不同，会使人产生是否能够类推适用上的顾虑，但实际上各国立法对于除斥期间的规定，多数是在总则部分出现的，而不是针对某类合同规定的，其目的就是要使这种规定能够得到一体适用。在我国实际上也应当是如此，即合同解除权除斥期间的规定，应当是对所有类型的合同都可以适用的。如果仅仅适用于买卖合同，而不能适用于租赁、借贷、承揽等合同，只会在不同合同类型之间造成歧视或者说差别待遇，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因此，笔者认为，本司法解释确定的合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规定，可以类推适用于所有合同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