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认定为无效后还需要解除吗

[律师回复] 不能。合同解除和合同无效是两个概念，合同解除不代表合同无效，合同解除时约定的违约责任，以及争议解决条款还是有效的，意思是合同解除时，根据原合同约定，有义务要履行的还是要履行完毕。【法律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 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一、无效合同怎么确认无效合同的认定不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科学判断问题。司法实务中的合同形形，涉及方方面面，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无效，具有相当难度。况且在不同时期的立法中，对之也有不同的语言表述。目前对无效合同的认定和处理，存在尺度不一、处理混乱等问题，导致大量不应无效的合同被认定无效。笔者认为，当前对合同效力认定的标准应是《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一兜底条款的规定可以认为是对无效合同标准的高度概括，是判断一个合同是否有效的法定标准。因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是合同无效的根本性原因，从广义上来看，《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等规定都可以看作是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这里如何把握违反“强制性规定”的规范意旨是正确认定无效合同的关键。判断某一法律条款是否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虽然强制性规定通常使用“必须”、“不得”、“禁止”、“应当”等措辞，但是，由于《合同法》颁布较晚，此前的许多法律、行政法规带有一定的计划经济的成分，使用了大量“必须”、“不得”、“禁止”、“应当”，其中有许多并非合同法立法本意上的“强制性规定”，如果仅以条文存在上述措辞就认为属强制性规定，显然不符合合同法的立法本意。笔者认为，判断某一法律条款是否强制性规定，应从该部法律的立法目的，违反该条款对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程度等方面进行考量。法律授权由法官依照法律规定行使自由裁量权，具体确认是否违反强制性规定。二、无效合同怎么处理无效合同的无效是绝对的、当然的、自始的无效。无效合同经主张无效或诉请确认无效之后，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一条及《合同法》第五十八条、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当事人应当承担的责任类型主要有：①返还财产（包含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时的折价补偿这一特殊方式）。当事人因该无效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②赔偿损失。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③收归国有或返还集体、第三人。前两种是对内法律效果，后一种为对外的法律效果。尽管我国法律对合同无效后的处理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但现实中的无效情形要复杂得多，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要按法律原则性规定意旨具体情况具体处理。一是返还财产应适用恢复原状的原则。对于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绝大部分已经履行完毕，标的物又符合行业标准或约定标准可供利用的，该合同无效后处理就不应再适用返还原则，而应当折价返还。对于返还标的物导致显失公平的，应将此情形视为不能返还财产，须对标的物损耗的价值或价格降低的价值进行补偿。而对于如标的物已经被使用，不再能反映原貌或者原价值的，可采用返还原物基础上，由加害一方赔偿其他损失；或者由有过错一方继续使用，适用金钱返还（赔偿）的做法，以此弥补受损害方的经济损失。二是对主体不适格等无效合同应按有效处理。对因主体资格不合格而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已经全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完毕的，应当无效合同按有效合同的原则进行处理。主要原因在于主体资格的无效与合同履行后果的损失并无因果关系。合同履行只要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就不能因为合同无效而否认交易的真实性，不能人为地否定交易基本规律。对于合同双方的轻微违法情节可能导致合同无效的；对于双方当事人的违法情节导致合同继续履行不可能，导致合同无效，但合同已经绝大部分履行完毕的；对于双方当事人虽有违法情节，但合同已经履行完毕的，以及其它类似情况存在的，应当按有效合同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并根据双方当事人在签订、履行合同中存在的过错、过失，合理分担双方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总之，无效合同制度体现了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妥协。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才能成为认定无效合同的依据，不同强制性规定对合同效力的规范力不同，违反合同而产生的法律效果也不同。故此，司法上要强调与时俱进地适用法律，在当代尤须坚持公私利益兼顾、私权优先和鼓励交易原则，尽可能多地考虑认定和处理的社会效果，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因违反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合同产生。

[律师回复] (1) 从适用诉讼时效的客体来看。诉讼时效的客体应当为请求权，请求权是指民事主体基于司私法得请求他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其于的支配权（物权、人身权）、形成权（撤销权、解除权、催告权、及确认权）、抗辩权（同时履行抗辩权、保证人先诉抗辩权、不安抗辩权）都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因此诉讼时效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诉讼时效的功能主要为：避免举证困难，有利于查清事实并提高司法效率；尊重长期存在的事实状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督促权利人及早行使权利，消除权利模糊状态的长期存在，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根据诉讼时效制度的保护交易安全、维护社会正常流转秩序之功能，对于请求权最为适当。本案中确认合同无效的显然属于确认之诉，确认权是一种形成权，故不适用于诉讼时效来限制。 (2) 从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来分析。根据《民法通则》第137条的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是以权利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或者从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在司法实践中，案件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只有法院确认了合同有效还是无效后，当事人才知道自己权利是否收到侵害。针对基于合同无效后而主张的请求权才能开始计算诉讼时效。 (3) 从无效合同法律后果来看。根据法律的规定，合同无效是因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其本身引起的法律后果是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因此，不管合同是否履行完毕，也不管当事人何时提起确认之诉，人民法院都应根据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作出确认判决，而不能以请求确认之诉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请求，否则，岂不是使无效合同产生了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 (4) 从诉讼时效法律功能来看。诉讼时效是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期间规定，其保护的对象是合法民事权利，而无效合同本身具有违法性，不应受到保护。由于无效合同本质上具有违法性，从维护合法秩序的需要出发，当事人应有权在任何时候针对违法的无效合同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无效。如果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受时效限制，则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无效合同不能得到无效确认，违法合同将可能变成合法的合同，违法利益也将可能变成合法利益，这显然是不符合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的，也与法律秩序的形成相矛盾。 综上笔者认为确认合同无效之诉不应当适用诉讼时效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