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如何认定及时退还

[律师回复] 一、收受财物后及时上交如何认定《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后，因自身或者与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内涵：一是行为人接受财物时的被动性和非自愿性，即不能是行为人主动索要财物。利用职务上便利索要财物的，在其收受财物后就既遂，不存在因及时退交而不成立的情况。如果行为人索贿后，基于内心醒悟、害怕等原因将财物及时退交，属于既遂后的财物返还问题，可酌情从轻处罚。二是退还和上交财物时的积极主动性。如果是因自身或者与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而退还或者上交的，即退还和上交财物是被迫的，则仍然成立。 二、罪与单位罪区别认定罪时，应正确区分单位罪与罪的界限。单位罪也是通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来实施的，很容易与罪相混淆。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单位罪中的收受的他人财物，要归单位整体所有，即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为单位带来了非法利益；而罪是收受的财物归被人个人非法占有。 2、单位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罪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自己个人意志支配下，为谋取私利而进行的。司法实践中，单位的意志是由主要领导决定形成的，只要该领导者决定后实施的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并且非法利益也归单位，就应认定为单位罪。如果是单位成员（主要是领导）假借单位名义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但把财物占为己有的，则应按个人罪处理。

[律师回复] 怎样界定与正常馈赠的界限，除正确把握罪构成要件之外，还应注意以下问题：
(1)从双方的关系看，双方是同学、同乡、亲友及其他私人关系，还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与主管人的关系。正常馈赠一般发生在有密切关系的个人之间，这种密切关系往往由来已久，且在馈赠发生之后仍保持和发展这种关系;而贿赂则是发生在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与主管人之间，双方的利害关系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而临时产生，且随贿赂目的得逞后而逐渐淡化。
(2)从行为的动机来看，正常馈赠是行为人基于亲情、友情而无偿将财物送与他人;而贿赂则是行贿人为使他人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已谋取利益而将财物给予他人，
(3)从行为的方式来看，正常馈赠一般是公开进行，为他人知悉;而贿赂则总是秘密进行，行为的双方都采取各种手段掩盖、隐匿、毁灭可能被查获的罪证，
(4)从行为的时间上看，馈赠发生的时间一般确定;而贿赂则必然发生在行贿人有求人利用职务为其谋取利益之时。
(5)从行为的标的物来看，正常馈赠的财物一般为私人财物;而用以贿赂的财物，既可能是国家、集体的，也可能是私人的，且标的物价值一般较大。

[律师回复] 一、收受财物后及时上交如何认定《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后，因自身或者与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内涵：一是行为人接受财物时的被动性和非自愿性，即不能是行为人主动索要财物。利用职务上便利索要财物的，在其收受财物后就既遂，不存在因及时退交而不成立的情况。如果行为人索贿后，基于内心醒悟、害怕等原因将财物及时退交，属于既遂后的财物返还问题，可酌情从轻处罚。二是退还和上交财物时的积极主动性。如果是因自身或者与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而退还或者上交的，即退还和上交财物是被迫的，则仍然成立。 二、罪与单位罪区别认定罪时，应正确区分单位罪与罪的界限。单位罪也是通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来实施的，很容易与罪相混淆。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单位罪中的收受的他人财物，要归单位整体所有，即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为单位带来了非法利益；而罪是收受的财物归被人个人非法占有。 2、单位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罪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自己个人意志支配下，为谋取私利而进行的。司法实践中，单位的意志是由主要领导决定形成的，只要该领导者决定后实施的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并且非法利益也归单位，就应认定为单位罪。如果是单位成员（主要是领导）假借单位名义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但把财物占为己有的，则应按个人罪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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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如何认定案中的“及时退还”:29:20|来源：广西高院|作者：彭文杰蒙天富【案情】被告人王胜原系广西上林县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在扶贫道路工程发包及工程款拨付过程中，利用职务便利，先后分三次收受该县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恒成送给的贿赂款5万元、2万元及10万元，共计17万元，并为李恒成谋取利益。在收受李恒成最后一笔10万元的贿赂后一个月，被告人王胜将该10万元以支付农民土地租金的形式退还给了李恒成。【分歧】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合议庭对被告人王胜在
第三次收受李恒成给予的10万元好处费后，在一个月内又退还给了李恒成，该10万元是否计算为数额，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观点认为，该10万元应不计入算犯罪的数额。理由是：被告人王胜的行为符合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情形，该10万元不应计入被告人王胜的犯罪数额。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10万元应计入算犯罪的数额。理由是：被告人王胜的行为不符合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情形。这里的“及时”应该理解为收到贿赂款的即时或者即日或者顶多不超过一个星期。【评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九条
第一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对于何谓“及时”，本司法解释中并没有明确的界定。正确地理解“及时”的含义是正确适用该条规定的前提，也是正确把控保障人权与打击犯罪的界限。笔者认为，对于行为人收受了行贿人的财物后又退还给行贿人或者上交给有关部门的，对于该部分财物的数额价值应不应该计入数额，应该先考量其退还给行贿人或者上交给有关部门的时间是不是及时，而要考量其是不是“及时”，不能简单、机械、片面地只看退还或者上交财物的时间节点，还要结合其退还或者上交财物的主观意识和行为表现加以综合、全面的判断。如果行为人一时思想糊涂收受了行贿人的财物，但是收下后经过思考又认为收钱的行为是国法的，然后主动通过电话、短信或者其他方式联系行贿人要求退钱，而且也在合理的区间内将钱退给了行贿人或者上交了有关部门的，体现了主动、积极退钱或者交钱的主观意识，只要时间不超过3个月，都应该认定为该条司法解释中的“及时”。相反，即使行为人在收受他人财物后不是的“即日”、“次日”、“3-5天”或者“一个星期内”退还或者上交，但是他不是出于自己的意愿，而是因为东窗事发或者因为自身或者与其有关联的人、事被揭发、被查处，为掩饰犯罪或者为逃避法律追究而不得不退还或者上交的，则不能认定为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不是，而应该以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此时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后的退还或者上交只是一种退赃方式，该退赃行为作为量刑时从轻处罚的一个情节考虑。也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的考虑，所以该司法解释在
第九条
第二款中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后，因自身或者与其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罪。本案中，被告人王胜于收到李恒成给予的10万元好处费后，其多次打电话给李恒成叫其去将该钱取回，但是李恒成均没有去。之后，被告人王胜将该10万元以支付农民土地租金的形式退还给了李恒成。被告人王胜虽然是在收钱后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将钱退还给行贿人，但是其退钱的行为是主动、积极的，其并不存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条第二款中规定的：“自身或相关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情形。【判决】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王胜以支付农民土地租金的形式退还给了李恒成10万元属于及时退还，不构成，依法对被告人王胜以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律师回复] 一、收受财物后及时上交如何认定《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后，因自身或者与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及时退还或上交”的内涵：一是行为人接受财物时的被动性和非自愿性，即不能是行为人主动索要财物。利用职务上便利索要财物的，在其收受财物后就既遂，不存在因及时退交而不成立的情况。如果行为人索贿后，基于内心醒悟、害怕等原因将财物及时退交，属于既遂后的财物返还问题，可酌情从轻处罚。二是退还和上交财物时的积极主动性。如果是因自身或者与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而退还或者上交的，即退还和上交财物是被迫的，则仍然成立。 二、罪与单位罪区别认定罪时，应正确区分单位罪与罪的界限。单位罪也是通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来实施的，很容易与罪相混淆。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单位罪中的收受的他人财物，要归单位整体所有，即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为单位带来了非法利益；而罪是收受的财物归被人个人非法占有。 2、单位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罪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自己个人意志支配下，为谋取私利而进行的。司法实践中，单位的意志是由主要领导决定形成的，只要该领导者决定后实施的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并且非法利益也归单位，就应认定为单位罪。如果是单位成员（主要是领导）假借单位名义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但把财物占为己有的，则应按个人罪处理。

[律师回复]
一、收受财物后及时上交算吗《纪委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后，因自身或者与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及时退还或上交”主要包含以下两方面的含义：
1、行为人接受财物时的被动性和非自愿性，即不能是行为人主动索要财物。利用职务上便利索要财物的，在其收受财物后就既遂，不存在因及时退交而不成立的情况。如果行为人索贿后，基于内心醒悟、害怕等原因将财物及时退交，属于既遂后的财物返还问题，可酌情从轻处罚。
2、退还和上交财物时的积极主动性。如果是因自身或者与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而退还或者上交的，即退还和上交财物是被迫的，则仍然成立。
二、罪与单位罪有何区别单位罪也是通过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来实施的，很容易与罪相混淆。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单位罪中的收受的他人财物，要归单位整体所有，即直接责任人员的行为为单位带来了非法利益；而罪是收受的财物归被人个人非法占有。
2、单位罪是在单位意志支配下，以单位名义实施的；罪则是国家工作人员在自己个人意志支配下，为谋取私利而进行的。司法实践中，单位的意志是由主要领导决定形成的，只要该领导者决定后实施的行为是以单位名义进行的，并且非法利益也归单位，就应认定为单位罪。如果是单位成员（主要是领导）假借单位名义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但把财物占为己有的，则应按个人罪处理。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罪严重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履行，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声誉，同时也侵犯了一定的财产关系。《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同时规定“对犯罪的，根据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可见，数额的认定对于行为人定罪处罚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数额的认定问题，分歧的原因在于本案被告人收受的是提货单这种特殊“财物”。提货单可以提取礼品，但与一般意义的财物有明显的区别。
一、罪既遂的要件目前，理论界对于罪既遂的要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要行为人接受他人财物，即可达成罪的既遂，另一种意见认为行为人需满足收受回贿赂，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两项要件方能完成罪。笔者认为，行为人的实质就是“”，即凭借自己的职位、职权地位产生的特定的制约关系或影响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其犯罪目的即已完成，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者接受财物的手段，是因为接受了他人财物而付出的相应的“对价”，并不影响犯罪的既遂，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犯罪的既遂是以实际取得财物为前提的，因为只有实际收受或索得了财物，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同时在行为人实际得到财物的前提下，行为人行为队伍职务廉洁造成了实际的侵犯，具有实际社会危害性，即可构成罪的既遂。
二、罪实际收取财物的认定如上文所述，实际收取财物对于罪的定罪及量刑均有影响，而实践中收取财物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理论界对于如何认定行为人实际得到了贿赂物存在着多种观点，一是转移说，认为应该以行为人是否已将索取或者收受的财物移离原处为标准。凡移离原处的为犯罪既遂，未移离原处的为犯罪未遂；二是控制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上取得或控制、占有索取或收受到的财物为标准。行为人已经实际取得或控制、占有索取或收受到的财物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三是失控说。认为应以财物是否脱离所有人的控制，并实际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为标准。被索取或收受的财物已脱离所有人的控制并实际至于人控制之下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第五十四条采用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方承认,行贿方不承认存在被刑事被拘留的可能，但是要有充足的证据。

[律师回复] 如果自己写贪污受贿罪辩护词，为了法官能从轻或减轻处罚，有这么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
一、如果证据确凿的话一定先认罪，态度很重要。
二、澄清自己有自首情节，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三、说明自己无前科，系初犯，愿意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律师回复] 您好！斡旋罪也有称间接罪，根据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罪论。对此种行为，理论上有称斡旋罪的，也有称间接罪的。构成斡旋罪必须符合下列构成要件：1．斡旋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2．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会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侵犯国家机关、单位正常的管理活动，却希望这一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本罪。3．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执和政府的。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行了斡旋行为。即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斡旋行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成立斡旋的前提。
其次，行为人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而不是直接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
第三，索取或者收受了请托人财物。
第四，为请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根据《[lw@]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lw]》第条，、将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
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
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
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嫌疑人在实施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案件中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事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一对一”案件，只是证明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在侦查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三、对所取得的证据，要善于甄别真伪。凡证据都存在真实和虚假两种可能，案件中的证人往往是嫌疑人的亲属、同学、朋友、或“恩人”，案件的结局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关系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故意指东为西，不如实提供证言，甚至故意捏造事实，提供假证、伪证，袒护、包庇嫌疑人，如果我们侦查人员不辨真伪，照单全收，就会背离正确的侦查方向，在寻找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方面，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侦查人员要查清证人是否受了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如:证人未证之前是否受到外界的引诱或威胁，是否已与嫌疑人串供，统一了口径等等。对收集到的每一个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的其它证据材料联系起来综合分析，看有无矛盾，证明方向是否一致。对嫌疑人的交代和辩解，不能不加分析一律全信，也不能一律不信，要仔细分析，确定其真实程度，在联系其他证据材料确定其真实性后，方可作为案件证据。总之，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虽然难，但只要发生了犯罪事实，就必然会留下可供获取的蛛丝马迹。只存在没有充分获取证据的案件，不存在没有证据的案件，只要我们仔细认真调查，深入细致取证，就一定能调查取证工作做好，从而有效地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行贿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九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律师回复] 你好，那个共同受贿罪数额认定 的事，以犯罪人犯罪故意所指向的、并为其犯罪行为侵害的总额为标准。比如，共同诈骗案的任何一个犯罪人犯意所指向的均是被害人的一定数额的钱财，且共同造成了被害人被骗的犯罪结果。其立案标准应以被骗总额计算，而不能以分赃所得计算。

[律师回复]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九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不是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受贿后，因自身或者与其受贿有关联的人、事被查处，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不影响认定受贿罪。”《意见》列举了案发前退还（上交）财物的两种情形：一种是“及时退还或者上交的”，可简称为“及时退还”：另一种是“为掩饰犯罪而退还或者上交的”，可简称为“被动退还”。
“及时退还”，行为入主观上没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表现为及时退还或者上交，不存在犯罪故意，故不构成犯罪。
除《意见》列举的两种退还情形外，在实践中还有一种情形，即行为人虽未及时退还或者上交，但在收受财物后至案发前的期间内主动退还或者上交的。此种情形可以简称为“主动退还”。在该情形下，行为人在接受财物时存在受贿的故意，但经过一定时间段后，因主客观原因等诸多因素的变化，自己主动退还或者上交收受的财物。从法理分析，行为人既具有受贿的故意，又具有受贿的行为，且犯罪过程已经完成，因此，应当构成受贿罪（既遂），至于后面的退还行为，应当视为犯罪后的“退赃”，可以作为处罚时的量刑情节，但不能改变已然犯罪的性质。实践中，“主动退还”的情况复杂多样，是否追究刑事责任司法机关把握的标准不一，故《意见》对此种情形未作规定。对于“主动退还”情形，可以结合收受财物的时间长短、数额大小以及是否牟利等具体情况，选择适用不以犯罪论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1)“主动退还”一般不会影响构成犯罪，但在少数情况下，行为人虽然接受财物时存在受贿故意，但在较短时间内即出现悔悟，且未为对方谋取利益即主动退还财物，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可不以犯罪论处。
(2)在构成犯罪的前提下，考虑到行为人“主动退还”虽然属于“退赃”情节，但表明其有悔罪表现，主观恶性较小，对职务廉洁性的损害也相应减小，故对其从宽处罚往往能获得民众认同。另对不同退赃行为比较分析，在实践中，被告人到案后的“积极退赃”行为尚可作为从轻处罚的情节，“主动退还”与“积极退赃”相比，行为人体现的主观恶性更小，社会危害更低，举重以明轻，对“主动退还”情形更应当从宽处罚。对案发前“主动退还”的行为从宽处罚有一定的法理基础、司法基础和民意基础。如果无视“主动退还”与“积极退赃”的区别，不利于激励行为人及时悔罪，也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背道而驰。
在具体案件中，对从宽处罚幅度的把握应当考虑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1)从退还的时间来看，“主动退还”一般介于“及时退还”和“被动退还”之间，退还时间的迟早反映了悔罪程度的大小，一般而言，越接近“及时退还”情形的，从宽处罚的幅度就越大：越接近“被动退还”情形，退还越晚的，从宽处罚的幅度就越小；
(2)从是否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来看，“主动退还”时已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尤其是非法利益的，从宽的幅度就越小，没有或者不愿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从宽的幅度就越大；
(3)收受财物数额的大小，也影响从宽的幅度。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因素，结合行为人到案后的认罪态度等情况，分别确定从轻、减轻或免予刑事处罚。对案发前“主动退还”的，首先应当考虑从轻处罚；对数额不大，且没有为他人牟利，退还时间早，犯罪情节轻微的，可免予刑事处罚；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如果在法律规定的幅度内处罚仍明显偏重的，可以依照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嫌疑人在实施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案件中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事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一对一”案件，只是证明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在侦查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三、对所取得的证据，要善于甄别真伪。凡证据都存在真实和虚假两种可能，案件中的证人往往是嫌疑人的亲属、同学、朋友、或“恩人”，案件的结局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关系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故意指东为西，不如实提供证言，甚至故意捏造事实，提供假证、伪证，袒护、包庇嫌疑人，如果我们侦查人员不辨真伪，照单全收，就会背离正确的侦查方向，在寻找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方面，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侦查人员要查清证人是否受了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如:证人未证之前是否受到外界的引诱或威胁，是否已与嫌疑人串供，统一了口径等等。对收集到的每一个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的其它证据材料联系起来综合分析，看有无矛盾，证明方向是否一致。对嫌疑人的交代和辩解，不能不加分析一律全信，也不能一律不信，要仔细分析，确定其真实程度，在联系其他证据材料确定其真实性后，方可作为案件证据。总之，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虽然难，但只要发生了犯罪事实，就必然会留下可供获取的蛛丝马迹。只存在没有充分获取证据的案件，不存在没有证据的案件，只要我们仔细认真调查，深入细致取证，就一定能调查取证工作做好，从而有效地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律师回复] 以受贿数额和受贿情节为标准，具体确定行为人的刑罚。
1、个人受贿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2、个人受贿数额在5万元以上不满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3、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5万元的，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7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受贿数额在5千元以上不满1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矛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4、个人受贿数额不满5千元，情节较重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情节较重，是指犯罪手段狡猾恶劣；行为人既贪赃又枉法；受贿行为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或者是累犯、共犯中的主犯；受贿后又参与、支持其他犯罪活动：订立攻守同盟，销毁罪证，拒不坦白退赃；在对外活动中，向外商索贿受贿等。情节较轻，一般是指为他人谋取的利益没有违反有关规定；行为没有给国家或集体造成严重损失；案发后坦白交待事实经过，并退了赃款；或者有自首、立功表现等。
5、对多次受贿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受贿数额处罚。以上是对本人对受贿错误的认识及量刑标准的相关做答，祝你好运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