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公布的十大行政不作为典型案例是哪些

[律师回复] 案件行政复议案例分析如下
【基本案情】
　　申请人：张某
　　被申请人：某省某县公安局
　　第三人：罗某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11年9月18日以殴打他人对罗某作出的某公(法)决字[2011]第××号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向行政复议机关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认为，被处罚人罗某先出口恶言辱骂并先出手伤人，后又喊来同伴几人对申请人及其母亲李某进行殴打，并于事后对其进行恐吓威胁，请求对罗某改处行政拘留。
　　被申请人认为，该治安案件系民间纠纷引起，罗某系初次违反治安管理并在公安机关受案查处后立即认错并改正，情节较轻，某县公安局以殴打他人对罗某作出罚款200元的处罚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量处适当，请求依法予以维持。
　　2011年9月17日12时许，张某与罗某在某风景区游玩时，因照相发生纠纷进而抓扯;罗某之母张某某见状，用雨伞先后对张某及其母李某进行殴打。双方被景点工作人员及游客劝开后，罗某再次冲上前欧打张某，同时张某某在张某身后再次用雨伞殴打张某，后双方再次被景区工作人员及游客拉开。随后，张某某冲上前殴打李某。2011年9月18日，某县公安局作出某公(法)决字[2011]第××、××号行政处罚决定，以殴打他人分别对张某某处行政拘留5日并处罚款200元，对罗某处罚款200元。
　　行政复议机关认为，某县公安局对罗某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量处适当，维持了被申请人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焦点问题评析】
　　
一、被侵害人是否有权申请行政复议
　　申请人资格的确定，是启动行政复议程序的重要环节。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才能提起行政复议申请，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才能纳入行政复议机关的监督范围。在对本案进行讨论时，对申请人是否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存在两种观点：
　　观点
一：张×不具有申请行政复议的资格。理由是：申请人必须是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管理相对人。具体到该案，某公(法)决字[2011]第××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人为被处罚人罗某，而被侵害人张某不是某公(法)决字[2011]第××号行政处罚决定的相对人，因此张某无权申请行政复议。
　　观点
二：张某有资格申请行政复议。理由是：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虽然张某不是被处罚人，但某县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样对其依法享有的权利造成了直接影响，因此张×对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服时，同样有权申请行政复议。
　　观点二是正确的。理由是：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行政复议申请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
1.必须本人权益受侵犯;
2.必须合法权益受侵犯;
3.必须与具体行政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案中，张某作为受害人，其依法享有的人身权益受到了不法侵害，而公安机关作出的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直接关系到张某的合法人身权益能否得到正确的维护和保障，因此张某也应是某公(法)决字[2011]第××号行政处罚决定的利害关系人。同时，根据《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之规定，治安案件的被侵害人认为公安机关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因此，本案被侵害人张某有权申请行政复议。
　　
二、对罗某单处罚款是否过轻?
　　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殴打他人、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在对本案进行讨论时，对罗某是否符合情节较轻，存在两种观点：
　　观点
一：本案起源，是罗某与张某因为争夺照相的位置而发生的纠纷，罗某母亲张某某也是听到罗某与张某抓扯后才赶来帮忙，在被他人劝开后，罗某仍情绪激动，试图再次冲向张某及其母亲。因为罗某在本案中起主要作用，且情节与其母亲张某某一样，应对其处行政拘留并处罚款。
　　观点
二：虽然罗某对于本案的发生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在全案中，罗某的具体行为只有与张某相互抓扯以及打了张某一巴掌，这与张某某用雨伞击打张某及其母亲多次相比较，不管从造成的伤害后果还是客观表现都相对较轻，因此在量处上应与张某某有所区别。
　　第二种观点最后获得采纳。从全案来看，罗某的情节比张某某轻;同时，该案起因为民间纠纷，同时罗某为初次违反治安管理法律规定且在案发后确有悔错表现(在其陈述中有体现)，此次殴打他人只是因一时情绪失控，主观恶意不大，根据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其单处罚款更能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办案体会】
　　
一、司法实践应注重对立法精神的准确把握
　　一部法律的立法精神是该部法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遵循的指导思想。准确地把握立法精神，对于正确理解和运用一部法律至关重要。在本案中，被侵害人张某具有行政复议申请的权利是毋庸置疑的。之所以出现错误的观点，关键就在于对《行政复议法》立法精神没有进行深入的剖析和正确的理解，片面认为只有被处罚人才是公安行政处罚的相对人。其实，在有被侵害人的治安案件中，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不仅仅会造成侵害人原享有权利的被削减、剥夺，或者本应履行义务的被增加或改变，同样对被侵害人依法享有的权利造成影响，因此治安案件的被侵害人也是公安行政处罚决定的利害关系人。如果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没有《公安机关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二)》，也应当清晰地意识到治安案件的被侵害人也有权申请行政复议。
　　
二、行政复议实践应注重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是一项“把法律效果作为社会效果的基础和实现途径，把社会效果作为法律效果的深化和最终归宿”的司法政策。这要求公安机关民警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同时，也要考虑到法律的裁判和运用对于普通民众的心理、情感、意识的影响和判断，以及对裁决结果的评价和认识。法律效果通过适用法律来发挥依法裁判的作用，社会效果通过裁判活动来实现法的基本价值和目的。法律效果以推理为主要内容，社会效果以正义为主要内容。法律效果倾向于法律规则的适用，侧重于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社会效果倾向于法律价值的实现，侧重于法律目的的突出实现。法律的根本价值在于正义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从不同方面反映正义的价值，对司法运用的结果进行评价，如果一个司法裁决既具有法律效果又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则法律运用的终极价值??正义就得到了体现。

[律师回复] 对于虚假起诉罪的典型判例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篇
一：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原告许红兵与泗洪县鑫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纠纷一案原审查明，某建设公司从该投资公司承包一建设项目，后因材料涨价、工程造价偏低，两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投资公司以30元每平米的标准补偿建设公司工程造价，合计79万余元。因该建设公司拖欠许红兵债务，经协商该建设公司将79万余元款项的债权转让给了许红兵，并通知了泗洪县鑫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案件受理后，泗洪缺席判决某投资公司支付许红兵79万余元。
后鑫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反映两公司的补充协议以及建设公司和许红兵的债权转让协议均系伪造。经院长决定提交审委会讨论，对该案再审。经再审查明，两公司之间的补充协议及建设公司和许红兵的债权转让协议确系伪造。其中补充协议系刘某提供，刘某原系该投资公司经理，后被公司开除。刘某利用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回广东治病的机会，与许红兵串通，通过伪造补充协议和及债权转让协议、伪造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私刻公章等手段利用作出判决，以达到其不法目的。
4月14日，依法撤销该案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许红兵的诉讼请求。因该案当事人涉嫌犯罪，现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篇
二：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2007年7月20日，项会敏以装修房屋为由向其借款人民币20万元，双方约定以年利率5%计息，期限为两年。当日，原告从家中保险柜中取出现金20万元，步行至项会敏经营的干洗店内向其交付借款，项会敏当场出具借条。2009年7月23日，项会敏在原告的催讨下支付利息2万元，并请求延长借款期限两年。7月27日，原告再次向项会敏催讨借款，但其仍未能还款。原告认为，因本案借款系项会敏向其所借，借条和催款通知单亦由项会敏签名确认，故其仅项会敏。至于被告何雪琴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不予表态。请求判令项会敏归还借款20万元，并以20万元为本金，支付自2009年7月2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
对原告赵俊诉称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其目前无力归还借款。至于涉案借款的用途，其中10万借款用于装修两被告名下房屋，另外10万元于2007年8月2日用于提前偿还购买该房屋时的银行贷款。因此，涉案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被告共同偿还。被告何雪琴辩称：
首先，原告赵俊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存在。两被告在2007年期间自有资金非常充裕，无举债之必要。原告提供的借条是项会敏事后伪造的，何雪琴原已申请对该借条的实际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无法进行。且原告当时并不具备出借20万元的经济能力，其也未提供任何借款交付证据。
其次，何雪琴对原告主张的借款始终不知情。两被告于2009年6月1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对外债务任何一方不确认则不成立。故该笔借款即使存在，也应当是项会敏的个人债务。再次，两被告于2005年9月20日结婚，2010年7月开始分居。何雪琴曾分别于2010年8月25日、201 1年5月12日向提起离婚诉讼。在这两次诉讼中，项会敏均未提及本案借款。目前，两被告的第三次离婚诉讼已在审理中。然而，除本案系争债务以外，另有两位债权人突然诉至要求归还借款。显然，本案是原告和项会敏通过恶意串通，企图转移财产的虚假诉讼，应追究两人的法律责任。
篇
三：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8月的一天，镇江昊天工业公司(国有企业，下称昊天公司)的负责人吴某对着的一张传票满头雾水，昊天公司被镇江鼎新建筑有限公司(下称鼎新公司)告上法庭索要赔偿款40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某百思不得其解，昊天公司和鼎新公司素无瓜葛，何来赔偿一说?吴某当即赶到了解情况，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月20日，镇江光华有限公司(下称光华公司)和鼎新公司在打了一场官司，光华公司以鼎新公司租赁合同违约，未能交付协议出租的土地造成损失为由，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及违约金合计40万元，有力的证据就是双方签字盖章的租赁合同及赔偿协议，诉讼中鼎新公司没有提出任何抗辩。由于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基本不存在争议，1月27日，审理后判决：鼎新公司赔偿光华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及违约金合计40万元。
这一切和昊天公司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鼎新公司出租给光华公司的土地，其使用权是从昊天公司处转让而来，但昊天公司未能如约向鼎新公司交付土地，构成违约在先，鼎新公司也只是这起连环案的“受害者”，这笔赔偿款的最终承担者将是国有企业昊天公司。为了下一步与昊天公司明明白白算账，光华公司和鼎新公司有必要先打一场官司。
随后，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鼎新公司在提讼，要求昊天公司赔偿40万元。9月28日，昊天公司的监管单位镇江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不服判决，以案件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向提出申诉。
检察院民行科受理申诉后，对这起有可能是蓄意侵害国有资产的案件高度重视，受理当日即立案展开审查。承办人员调阅案卷后，经过审慎分析，认为光华公司与鼎新公司之间租赁关系是否成立疑点重重，此案极可能是一起虚假诉讼案件。为了查明案情，承办人员多次调查已离职的涉案公司经办人员，发现光华公司与鼎新公司未实际签订租赁协议。
既然光华公司与鼎新公司并未实际签订租赁土地协议，光华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两份租赁、赔偿协议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承办人员了解到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具有印文形成相对时间鉴定资质。10月，东南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结论：落款时间相隔一年多的租赁协议与赔偿协议，其印文实际形成时间竟然一致，且其形成时间与光华公司状上印文形成时间极为接近。鉴定结论证实了承办人员的推测，原审认定的证据——该两份协议确系光华公司和鼎新公司于诉讼前临时伪造。至此，承办人员对案件的审查取得突破性进展，案件真相渐渐浮出水面：鼎新公司自昊天公司处收购涉案土地使用权后，确曾与光华公司初步达成出租涉案土地的意向，但因该地块不具备租赁使用条件，双方并未进一步正式签订租赁合同。时隔三年后，为向昊天公司主张所谓的“租赁经营损失”，鼎新公司与光华公司炮制了租赁协议、赔偿协议，并导演了一场“周瑜打黄盖”的诉讼闹剧。殊不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细心的民行干警从印文相对时间鉴定入手，发现了这起虚假诉讼案的破绽。
于是，鼎新公司撤回了对昊天公司的。至此，一起虚假民事诉讼被纠正，40万元的国有资产得到了依法的维护。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虚假诉讼罪的典型判例问题解答如下, 篇
一：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原告许红兵与泗洪县鑫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协议纠纷一案原审查明，某建设公司从该投资公司承包一建设项目，后因材料涨价、工程造价偏低，两公司签订补充协议，投资公司以30元每平米的标准补偿建设公司工程造价，合计79万余元。因该建设公司拖欠许红兵债务，经协商该建设公司将79万余元款项的债权转让给了许红兵，并通知了泗洪县鑫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案件受理后，泗洪缺席判决某投资公司支付许红兵79万余元。
后鑫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反映两公司的补充协议以及建设公司和许红兵的债权转让协议均系伪造。经院长决定提交审委会讨论，对该案再审。经再审查明，两公司之间的补充协议及建设公司和许红兵的债权转让协议确系伪造。其中补充协议系刘某提供，刘某原系该投资公司经理，后被公司开除。刘某利用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回广东治病的机会，与许红兵串通，通过伪造补充协议和及债权转让协议、伪造投资公司法定代表人签名、私刻公章等手段利用作出判决，以达到其不法目的。
4月14日，依法撤销该案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原审原告许红兵的诉讼请求。因该案当事人涉嫌犯罪，现已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篇
二：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2007年7月20日，项会敏以装修房屋为由向其借款人民币20万元，双方约定以年利率5%计息，期限为两年。当日，原告从家中保险柜中取出现金20万元，步行至项会敏经营的干洗店内向其交付借款，项会敏当场出具借条。2009年7月23日，项会敏在原告的催讨下支付利息2万元，并请求延长借款期限两年。7月27日，原告再次向项会敏催讨借款，但其仍未能还款。原告认为，因本案借款系项会敏向其所借，借条和催款通知单亦由项会敏签名确认，故其仅项会敏。至于被告何雪琴是否应当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其不予表态。请求判令项会敏归还借款20万元，并以20万元为本金，支付自2009年7月23日起至判决生效之日止按照年利率5%计算的利息。
对原告赵俊诉称的事实均无异议，但其目前无力归还借款。至于涉案借款的用途，其中10万借款用于装修两被告名下房屋，另外10万元于2007年8月2日用于提前偿还购买该房屋时的银行贷款。因此，涉案借款是夫妻共同债务，应由两被告共同偿还。被告何雪琴辩称：
首先，原告赵俊主张的借款事实不存在。两被告在2007年期间自有资金非常充裕，无举债之必要。原告提供的借条是项会敏事后伪造的，何雪琴原已申请对该借条的实际形成时间进行鉴定，但因不具备鉴定条件而无法进行。且原告当时并不具备出借20万元的经济能力，其也未提供任何借款交付证据。
其次，何雪琴对原告主张的借款始终不知情。两被告于2009年6月18日签订协议书，约定对外债务任何一方不确认则不成立。故该笔借款即使存在，也应当是项会敏的个人债务。再次，两被告于2005年9月20日结婚，2010年7月开始分居。何雪琴曾分别于2010年8月25日、201 1年5月12日向提起离婚诉讼。在这两次诉讼中，项会敏均未提及本案借款。目前，两被告的第三次离婚诉讼已在审理中。然而，除本案系争债务以外，另有两位债权人突然诉至要求归还借款。显然，本案是原告和项会敏通过恶意串通，企图转移财产的虚假诉讼，应追究两人的法律责任。
篇
三：虚假诉讼典型案例
8月的一天，镇江昊天工业公司(国有企业，下称昊天公司)的负责人吴某对着的一张传票满头雾水，昊天公司被镇江鼎新建筑有限公司(下称鼎新公司)告上法庭索要赔偿款40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吴某百思不得其解，昊天公司和鼎新公司素无瓜葛，何来赔偿一说?吴某当即赶到了解情况，事情原来是这样的：
1月20日，镇江光华有限公司(下称光华公司)和鼎新公司在打了一场官司，光华公司以鼎新公司租赁合同违约，未能交付协议出租的土地造成损失为由，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及违约金合计40万元，有力的证据就是双方签字盖章的租赁合同及赔偿协议，诉讼中鼎新公司没有提出任何抗辩。由于案件事实清楚，当事人基本不存在争议，1月27日，审理后判决：鼎新公司赔偿光华公司各项经济损失及违约金合计40万元。
这一切和昊天公司又有什么关系呢?原来，鼎新公司出租给光华公司的土地，其使用权是从昊天公司处转让而来，但昊天公司未能如约向鼎新公司交付土地，构成违约在先，鼎新公司也只是这起连环案的“受害者”，这笔赔偿款的最终承担者将是国有企业昊天公司。为了下一步与昊天公司明明白白算账，光华公司和鼎新公司有必要先打一场官司。
随后，出现了文章开头的一幕——鼎新公司在提讼，要求昊天公司赔偿40万元。9月28日，昊天公司的监管单位镇江市国有资产投资经营公司不服判决，以案件利害关系人的身份向提出申诉。
检察院民行科受理申诉后，对这起有可能是蓄意侵害国有资产的案件高度重视，受理当日即立案展开审查。承办人员调阅案卷后，经过审慎分析，认为光华公司与鼎新公司之间租赁关系是否成立疑点重重，此案极可能是一起虚假诉讼案件。为了查明案情，承办人员多次调查已离职的涉案公司经办人员，发现光华公司与鼎新公司未实际签订租赁协议。
既然光华公司与鼎新公司并未实际签订租赁土地协议，光华公司在庭审中提交的两份租赁、赔偿协议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承办人员了解到南京东南司法鉴定中心具有印文形成相对时间鉴定资质。10月，东南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结论：落款时间相隔一年多的租赁协议与赔偿协议，其印文实际形成时间竟然一致，且其形成时间与光华公司状上印文形成时间极为接近。鉴定结论证实了承办人员的推测，原审认定的证据——该两份协议确系光华公司和鼎新公司于诉讼前临时伪造。至此，承办人员对案件的审查取得突破性进展，案件真相渐渐浮出水面：鼎新公司自昊天公司处收购涉案土地使用权后，确曾与光华公司初步达成出租涉案土地的意向，但因该地块不具备租赁使用条件，双方并未进一步正式签订租赁合同。时隔三年后，为向昊天公司主张所谓的“租赁经营损失”，鼎新公司与光华公司炮制了租赁协议、赔偿协议，并导演了一场“周瑜打黄盖”的诉讼闹剧。殊不料，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细心的民行干警从印文相对时间鉴定入手，发现了这起虚假诉讼案的破绽。
于是，鼎新公司撤回了对昊天公司的。至此，一起虚假民事诉讼被纠正，40万元的国有资产得到了依法的维护。

[律师回复] （一）探索行政审判简易程序，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诉讼成本。对案情简单，事实清楚，争议标的较
行政审判
行政审判
小，适用法律明确，社会影响不大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可以积极探索行政案件简易审程序。
（二）继续实行和完善庭前准备程序。行政审判庭前准备程序对于化解矛盾，平息纠纷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通过庭前交换证据，有利于人民法院和各方当事人明确诉讼争议焦点，正确认识和理解对方的诉讼请求和目的，有针对性地进行诉讼活动。通过庭前双方当事人接触，加深各方当事人之间的理解和谅解，甚至无需开庭就能够直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
（三）加强诉讼指导，促进行政争议解决。针对中国行政诉讼中原告素质普遍不高的实际，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必须从公正的立场出发，本着有利于解决行政争议的目的，对诉讼当事人尤其是原告进行适当的诉讼指导。诉讼指导的方式可以通过谈话方式，也可以以书面方式；诉讼指导的内容包括释明有关法律条款的含义，告知当事人某些法定权利，明确争议事实等等，诉讼指导内容必须公开告知各方诉讼当事人，不得进行秘密指导。
（四）完善庭审程序，增加庭审的透明度。行政审判应当根据案件的不同审级和影响大小确定繁简适宜的庭审程序。一般而言，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通常可以采取较为简洁的庭审程序，例如，核对当事人身份程序由书记员完成，审判长只需询问各方当事人对其他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是否有异议，突出当事人争议焦点进行审查；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庭审程序应当更为正式，以体现法庭的威严。
（五）正确处理行政案件与民事、刑事案件的交叉问题。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时常会遇到与民事、刑事案件交织在一起的情形，如果遇到行政案件与民事案件相互交叉的情况，通常应当先行政后民事，如果行政案件的裁判结果要以民事纠纷的处理为前提的，应当先中止行政案件的审理，等待民事案件终审裁判后再恢复审理；如果出现行政与刑事案件相互交叉的情况，通常应当先刑事后行政，但是如果刑事案件要依赖于行政案件裁判结果的，应当中止刑事案件的审理，首先审理行政案件。

[律师回复] 　　留守儿童因为心理问题而犯罪的典型案件其实是个教育问题。父母作为第一教育人长期缺位转而依赖隔代的老人，这样的教育存在的问题和缺陷是很多的。金钱并不能解决道德问题，从而导致孩子出错或犯罪。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外出到外地打工，而自己留在农村生活的孩子们。他们一般与自己的父亲或母亲中的一人，或与隔辈亲人，甚至父母亲的其他亲戚、朋友一起生活。2021年9月，教育部公布义务教育随迁子女超1260万，义务教育阶段留守儿童2200万。近年来发生的一系列不好的“留守儿童”的事件，让人们对留守儿童问题心理的剖析深入，使得一部分留守儿童的成长压力增大。事实上，并非所有留守儿童都像报道的那样只有不好的一面。坚强乐观，自信懂事，天真活泼，爱玩爱闹也是大部分留守儿童真实生活的写照。[1]　　2021年07月，留守儿童正成流浪儿童新来源，或纵走向。　　心里问题也就是所谓的心理疾病，是指一个人由于精神上的紧张，干扰，而使自己思想上、情感上和行为上，发生了偏离社会生活规范轨道和现象。心理和行为上偏离社会生活规范程度越厉害，心理疾病也就愈严重。

[律师回复] 案例分析报告注意事项：1．有个人的见解。要防止单纯复述或罗列案例提供的事实，用所学过的管理理论和知识，发现经营管理中已经出现的或潜在的问题，并对这些问题加以逻辑排列，从中抓住主要矛盾。2．文字表达要开门见山，在案例分析中，为使论点突出，可以使用小标题，在各段落的开始，应突出该段的主题句子，紧接着可用陈述句支持主题句，这样分析，思路清晰、逻辑性强，便于他人理解和接受。3．提出的建议要有特色。首先是提出的建议要符合具体情况，有明确的针对性，防止出现空泛的口号和模棱两可的观点及含糊不清的语句。应当注意的是，管理的实际问题可能有多种解决办法，不会是唯一答案，关键是对问题的分析要符合逻辑，对所提出的观点和建议方案要有充分的信息支持和必要的论证，并进行合理的比较。4．要重视方案实施的步骤和可操作性。在分析案例时，对提出的解决问题方案，常能列出很多优点，有时却难以操作，这样就失去实际意义，也缺乏说服力。因此，需要对实现目标所需要的条件加以说明。5．对你的假设或虚拟的条件要作必要的说明。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拐卖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拐卖妇女、儿童集团的首要分子： (二)拐卖妇女、儿童三人以上的; (三)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 (四)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者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 (五)以出卖为目的，使用暴力、胁迫或者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的; (六)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 (七)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者其亲属重伤、死亡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八)将妇女、儿童卖往境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五十八条 【重婚罪】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律师回复] 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有时看自家的事情真是看不清道不明，只因身在其中，反而难以全面客观的分析和面对，而当你不夹杂个人的情感和利益等容易影响我们作出客观判断的因素去看问题，往往一眼便能看清症结所在，并找出有效的应对措施。所以，遭受婚姻生活波折的朋友们，或许可以从婚姻家庭调解案例成功的一些案例中获得一点启示。
男方从事个体经营，做一些建筑材料的生意。因为是个体经营，既是老板又是伙计，凡事亲力亲为早出晚归是家常便饭，收入也不错。女方在某商场从事收银工作，敢想敢说。婚初夫妻关系尚可，并有了一个女儿，物质生活相当不错。但不久二人的性格矛盾便凸现出来，因为男方早出晚归，一个星期两人都很难说几句话，这让女方觉得男方对她现在很不重视，以为男方在外边有了外遇，每次男方回家女方都会追问男方当天一天的行踪，与那些人在一起，并做了什么，甚至还会打电话询问男方的生意伙伴和朋友，让男方经常被生意伙伴和朋友的开玩笑，男方觉得很没面子，对于女方的质询很是厌烦，稍有不是便暴怒相向。终于有一天两人的怨气爆发出来，女方搬回父母家中居住，并于2011年7月17日相约到海安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协议离婚。
调解经过和总结：?
经过初步的男、女双方的谈话了解，双方的感情还是有的，而且都对女儿不舍，仍有和好的可能，故约来双方的父母到场调停，我们从如下观点入手对男、女双方经行说服开导：
?
最终男方认识的自己不能一味的工作，也把部分的精力放到妻子和女儿身上，对于女方的关心不够，以前的态度也不好，保证今后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和女方交流，对女方也要多加关心。女方也认识到先前的做法很不好，男方在外为了家庭劳累，回到家需要妻子的关心和安慰，自己多疑、絮叨反而不妥，保证今后做好贤内助的作用，和男方一起好好生活，共同抚养好婚生女。双方以和解结束。?
夫妻双方应坦诚以待，得到互相的谅解，保持宽松、愉悦的心情，才能更好的工作和生活，家庭才能和睦美满。

[律师回复] 案例
1：债中债张某和王某是好友。为了帮助张某经商，王某以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担保，向银行贷款30万，再转借给张某。到了银行还款期，张某却无钱还给王某。迫于无奈，王某和张某找李某借款25万还给银行，同时自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到了还款期限，张某却拿不出钱，为此，李某将二人同时告上法庭。
法院受理后，根据原告提供银行卡取款业务回单等证据，证明收款25万的人是王某。所以，法院根据合同相对性的原则，判决王某在期限内应还清25万元，张某则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案例
2：难分本息
吴某向陈某借款，陈某随即转账给吴某1
7.8万元。两个月后，吴某再次向陈某借款10万元并出具借条，期限两个月。此后，吴某再次向陈某借款10万元并出具借条，期限两个月。三笔借款到期后，吴某未还清。陈某诉至法院，要求吴某偿还借款本息。吴某认为第一笔借款是20万元口头约定利息1
1.其两个月后出具的借条是前面借款还款后的结算凭证，不是借款。
第二次借款10万元，已经先行扣掉当月利息
2.2万元(即本金的11)，只转账
7.8万元。陈某第三次又借给吴某10万，同样预先扣除利息
1.1万元后，转给吴某
8.9万元。
法院根据举证规则认定，三次借款总数为3
7.8万元。这才是吴某向陈某借款的具体数额。
案例
3：利息诱惑
总所周知，民间借贷的利息一般都较高，但追偿难道大。阿伟是某公司总经理，由于公司资金周转不灵，向从事民间贷款业务的阿林贷款100万元，并签订合同。合同规定阿伟在一个月内还清本息，利息按
2.5算，由某房产公司作担保。为了保险起见，阿林又找阿伟的妻子阿红再次签订了《共同还款承诺书》。有了这样的“双保险”,阿林一次性借给阿伟200万元。
然而，期限到了，阿伟拒绝还钱，房产公司也不负责。于是阿林把阿伟及其妻子阿红和房产公司告上法庭。
法院认定事先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阿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还了款，他的行为已经构成违约。此外，阿伟还应赔偿阿林本金和利息。某房产公司作为阿伟的连带责任担保方，依法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的案例，你可以到代理商业秘密案件的知名律所的官方网站上查找并参考一下的。

[律师回复] 继承权丧失，是指依被继承人遗嘱愿意取消法定继承人的继承资格，或是继承人因违反法律规定被人民法院取消继承资格的情形。《继承法》第7条规定，“继承权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丧失继承权：
（1）故意杀害被继承人的；
（2）为争夺遗产而杀害其他继承人的；
（3）遗弃被继承人的，或者虐待被继承人情节严重的；
（4）伪造、篡改或者销毁遗嘱，情节严重的。”确认继承人丧失继承权，非经人民法院审理确认，任何单位及个人均无权作出。即便是继承人有违反《继承法》第7条所规定之违法行为，并且继承人亦承认该违法行为的存在，其继承权也不会自动丧失，一定需要经过司法程序确认。

[律师回复] 刑讯逼供典型案例有很多，但是大多数是不允许随意传播的。你如果想了解更多的信息，可以给我私人留言。

[律师回复] 舒某某，24岁，初中文化，因抢劫罪、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2013年2月假释出来接受社区矫正，刚开始来司法所的时候，他情绪低落，自卑自闭，认为自己犯过罪回来之后被人歧视，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我争对他的状况为他制定了一个专门的矫正方案，社区矫正对象虽然是违法犯罪人员，但有部分人员自尊心极强，完全是因为一时糊涂，放松了警惕才导致犯罪，其主观恶性不大，并且在犯罪后都有悔过心理，而舒某某正是这种状况，因此我们不能将其等同恶性很大的罪犯看待，心存歧视，恶意训斥，践踏人格。这样容易造成对象丧失信心，重新犯罪。于是我对症下药的做他的思想工作，开导他正确对待现实，放下包袱，鼓励他悔过自新、自强自立。在司法所的帮助下，舒某某觉醒过来了，他积极接受社区矫正，主动向司法所汇报思想情况，面对着社会一些疑虑的目光和非议的话语，舒某某没有消沉，而是勇敢地正视现实，他说他要用行动向社会表明：“我不是以前的舒某某，而是自食其力的舒某某！”然而自食其力并不是一件说到就做到的事，他开始思考着自主创业路子，几经挫折，舒某某心中愈发自强自立，经过多次实地考察，设想开一个保健品店面。他把自己要自谋生路的想法告诉了我们，得到我们的大力支持，在此期间，他积极到贵阳参加专业培训班，认真听讲，通过培训学习他掌握了经营的方式方法，他说等找好门面后就准备开店了。现在每次到司法所来的时候，他对自己未成年时无知莽撞的犯罪行为都流露出了悔过之意，表现出对新生活的渴望，有一次来所谈话的时候他说到：“社区矫正改变了我对人生和生活的认识，让我对自己今后重新做人树立了信心，我一定努力工作，矫正自我，告别过去，创造美好的新生活。”

[律师回复] 此前交通运输部门对超限超载的处罚都是根据《公路法》来执行，各省市区也都根据《公路法》出台了处罚标准。比如一辆车货总重不能超过40吨的四轴车超载50%，广西之前的处罚标准是超载50%罚款2500元，超过50%罚款3500元。而按照新的处罚标准，四轴车超限超载20吨，每吨罚款500元，罚款金额就达到1万元。

[律师回复] 根据国家赔偿法第17条规定，公民申请刑事赔偿应当以“撤销案件、不起诉或者判决宣告无罪终止追究刑事责任”为前提。在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赔偿请求人是在刑事诉讼程序终结之后才提出赔偿申请，赔偿义务机关、复议机关和法院赔偿委员会一般也要求赔偿请求人提交司法机关撤销案件决定书、不起诉决定书或者无罪判决书，才受理赔偿申请。这可称之为受理刑事赔偿申请的实质要件。对赔偿请求人而言，则要依据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相关法律文书，提出赔偿申请才能获得受理。这可称之为受理刑事赔偿申请的形式要件。
司法实践中，有的司法机关不依法及时对案件作出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结论，案件悬而不决，导致国家赔偿程序因欠缺形式要件而无法启动。为解决这一突出问题，保障公民申请刑事赔偿的程序性权利，《解释》第2条对“终止追究刑事责任”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明确，将6种特殊情形认定为刑事赔偿中的“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即办案机关决定对犯罪嫌疑人终止侦查的;解除、撤销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措施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法定期限届满后，办案机关超过一年未移送起诉、作出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案件的;检察院撤回起诉超过30日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院决定按撤诉处理后超过30日，检察院未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法院准许刑事自诉案件自诉人撤诉的，或者法院决定对刑事自诉案件按撤诉处理的。上述规定实现了刑事赔偿申请的受理从形式要件向实质要件的重大转变，不仅保障赔偿请求人的赔偿权利，避免“救济无门”，而且较好地解决了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赔偿程序的衔接问题，能有效地规范刑事诉讼中公权力的使用，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疑罪从挂”侵犯当事人权利的情形，使国家赔偿法的权利救济保障功能得以发挥。

[律师回复] 法院婚姻家庭纠纷案件：于某某诉高某某离婚后财产纠纷案
　　
(一)基本案情
　　于某某与高某某于2001年11月11日登记结婚，婚后于2003年9月生育一子高某。因感情不和，双方于2009年9月2日在法院调解离婚。双方离婚时对于共同共有的位于北京市某小区59号房屋未予以分割，而是通过协议约定该房屋所有权在高某某付清贷款后归双方之子高某所有。2013年1月，于某某起诉至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称：59号房屋贷款尚未还清，房屋产权亦未变更至高某名下，即还未实际赠与给高某，目前还处于于某某、高某某共有财产状态，故不计划再将该房屋属于自己的部分赠给高某，主张撤销之前的赠与行为，由法院依法分割59号房屋。 　　高某某则认为：离婚时双方已经将房屋协议赠与高某，正是因为于某某同意将房屋赠与高某，我才同意离婚协议中其他加重我义务的条款，例如在离婚后单独偿还夫妻共同债务4.5万元。我认为离婚已经对孩子造成巨大伤害，出于对未成年人的考虑，不应该支持于某某的诉讼请求。
　　
(二)裁判结果
　　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均知悉59号房屋系夫妻共同财产，对于诉争房屋的处理，于某某与高某某早已达成约定，且该约定系双方在离婚时达成，即双方约定将59号房屋赠与其子是建立在双方夫妻身份关系解除的基础之上。在于某某与高某某离婚后，于某某不同意履行对诉争房屋的处理约定，并要求分割诉争房屋，其诉讼请求法律依据不足，亦有违诚信。故对于某某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法院于2013年4月24日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02551号民事判决：驳回于某某的诉讼请求。宣判后，于某某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7月11日作出(2013)二中民终字第09734号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典型意义
　　本案中双方争议的焦点是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将夫妻共同共有的房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离婚后一方在赠与房产变更登记之前是否有权予以撤销。在离婚协议中双方将共同财产赠与未成年子女的约定与解除婚姻关系、子女抚养、共同财产分割、共同债务清偿、离婚损害赔偿等内容互为前提、互为结果，构成了一个整体，是“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如果允许一方反悔，那么男女双方离婚协议的“整体性”将被破坏。在婚姻关系已经解除且不可逆的情况下如果允许当事人对于财产部分反悔将助长先离婚再恶意占有财产之有违诚实信用的行为，也不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因此，在离婚后一方欲根据《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单方撤销赠与时亦应取得双方合意，在未征得作为共同共有人的另一方同意的情况下，无权单方撤销赠与。

[律师回复] 现行婚姻法第7条第2项、第10条第3项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婚姻无效。然而，什么是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法律没有规定，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也没有权威的解释。目前一般是根据我国母婴保健法的规定，理解为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三类。那么，如果妻子婚前曾患有精神疾病，婚后也曾对所患精神疾病进行治疗，丈夫申请宣告婚姻无效是否就能够得到支持呢？7月29日，江苏省海安县法院对一起确认婚姻无效纠纷案作出的判决给予了诠释。
婚后生疑 对簿公堂
王某曾于1993年8月9日在扬州市某医院住院治疗，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未分化型），经对症治疗后明显好转，同年10月13日出院，医嘱坚持服药，定期复查，休息治疗。2000年3月28日，王某与钟某经人介绍相识后自愿登记结婚，婚前医学检查时未发现有异常情况。王某从1995年起至2004年1月均在海安某公司正常工作。2004年2月7日，王某受刺激后前往当地医院住院治疗，出院后身体一直未完全恢复正常，每日服药。2006年4月17日，钟某提起离婚诉讼，同年6月14日被法院驳回诉讼请求。钟某随后又向海安县法院申请宣告其与王某的婚姻无效。
钟某诉称：我与王某结婚后发现其常因琐事与我及家人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怀疑她有性格缺陷或者精神疾病，后在离婚诉讼中进一步发现其隐瞒婚前患有僻执型精神分裂症病史，骗取婚姻登记等。故申请宣告我与王某的婚姻无效。
王某辩称：我婚前曾患病，但已治愈并能正常工作。2004年，钟某与我发生纠纷导致我又生病，并非钟某所讲我隐瞒婚前病史。我与钟某早在2000年就缔结了婚姻，而婚姻无效制度系2001年婚姻法修订后才确立的制度，依照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应适用婚姻无效制度。钟某的申请既无事实依据又无法律依据，应当驳回。
举证不能 依法驳回
海安县法院审理后认为，合法的婚姻应受法律保护，但婚姻是否合法不能仅凭双方当事人是否领取了结婚证。一般来说，婚姻的双方当事人在没有违反婚姻法的实体规定的情况下，取得的结婚证是确认双方婚姻关系合法性的证明文书。但如果经过审查领取结婚证的双方当事人在实体上有违反婚姻登记有关规定的情形，依照现行婚姻法的规定，则应当依法确认为无效婚姻。本案双方当事人于2000年3月结婚登记，钟某以现行婚姻法第10条第3项为法律依据，并无不当。
探究现行婚姻法第10条第3项所确定的无效婚姻制度形成原因，一是符合民事行为的合法性要求，如出现上述情形将有可能发生婚姻当事人在缔结婚姻时为限制民事行为的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其缔结婚姻的行为从民事行为的效力角度考察，必然受到影响；二是婚姻关系不仅仅影响婚姻双方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还直接影响到与此相关的亲属关系以及其他社会关系，应予特别保护。在上述无效婚姻制度可以适用的大前提下，如要求具体适用法律以确认婚姻无效，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申请人应当举证证明双方当事人中至少有一方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该疾病为婚前即发生、婚后未治愈。结合本案实际，法院应当审查申请人钟某是否提供了充分、有效的证据证明被申请人王某存在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且婚后未治愈的事实。本案中，钟某提供了证据证明王某婚前曾患有精神疾病，而且婚后也曾对所患精神疾病进行治疗的事实，对此，王某并无异议，但认为钟某并未举证证明所患的精神疾病即属于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其婚前患病虽是事实，但结婚时已治愈，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与钟某缔结婚姻是其真实意思的表示，故王某认为婚姻效力应当有效。且王某举证证明自1995年起被招工一直至2004年1月均在海安某公司工作。而钟某一直未能举证王某所患的精神疾病就属于“医学上认为的不应当结婚的疾病”，该举证不能的责任依法应当对此负有举证责任的钟某承担。据此，海安县法院判决驳回了钟某宣告与王某婚姻无效的申请。
无效与否 正确理解
男女结婚组成家庭后，不仅开始了两个人的共同生活，夫妻互相依存、互相帮助、互相扶养，而且还承担着养育子女的义务。为了配偶及子女的身体健康，禁止患有严重疾病的男女双方结婚，其目的是防止当事人所患的疾病传染给对方特别是传染或遗传给下一代，保护下一代的健康，以利于家庭的和睦、幸福。
婚姻法第7条第2项对哪些是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未作明确的规定，主要考虑的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会随之治愈，同时还会发现新的不宜结婚的疾病，因此不宜明确具体的规定哪种疾病是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实际生活中，哪些是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可由行政法规或有关部门具体规定。根据我国母婴保健法的规定，目前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疾病可以理解为以下疾病：严重遗传性疾病、指定传染病、有关精神病。该法第9条规定，经婚前医学检查，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或者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医师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应当暂缓结婚。经婚前医学检查，对诊断患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的，医师应当向男女双方说明情况，提出医学意见；经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避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后不生育的，可以结婚。这里的指定传染病是指我国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艾滋病、淋病、梅毒以及医学上认为影响结婚和生育的其他传染病；严重遗传性疾病是指由于遗传因素先天形成，患者全部或者部分丧失自主生活能力，后代再现风险高，医学上认为不宜生育的遗传性疾病；有关精神病是指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
需要指出的是，导致婚姻无效的当事人所患的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应当是当事人结婚前患有的，而不是结婚后患上的。如果婚姻当事人是在婚后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或者在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在有关部门要确定其婚姻关系无效时，当事人的疾病已经治愈的，则不能确定其婚姻为无效婚姻。

[律师回复] 一是可操作性。第一编基本问题解答涉及的问题都是各级检察机关在工作中经常遇到并且操作上有一定困难的问题，在此我们尽量给出明确的解释;对相关文书的制作还附有样本，便于实际操作时正确掌握。 　
　　二是针对性。第二编典型案例分析选取的案件，全部是最高人民检察刑事申诉典型针对案件的关键问题进行评析，对基本概念一般不做阐述。在每个罪名后，还有针对性地提供了办案参考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三是服务性。针对申诉工作的特点，在第三编申诉实用法规中，对工作中常用的、难以查找的一些法律、法规、解释、规定，尽可能地收录于此，为大家提供方便。

[律师回复] 财产分割是离婚案件中的主要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杜万华曾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回答记者提问。对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典型问题进行了摘编，为法律人处理离婚案件中此类问题提供借鉴。
1、采用按揭方式购买房屋是当前房屋买卖的主要方式。请问，如果夫妻双方的住房是按揭房屋，按照《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的规定，离婚时应当如何进行分割?
答：在目前的离婚案件中，按揭房屋的分割是一个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一方婚前签订买卖合同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夫妻共同还贷这类房产，完全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一方的个人财产都不太公平，该房产实际是婚前个人财产(婚前个人支付首付及还贷部分)与婚后共同财产(婚后双方共同还贷部分)的混合体，离婚时处理的主导原则应当是既要保护个人婚前财产的权益，也要公平分割婚后共同共有部分的财产权益，同时还不能损害债权人银行的利益。如果仅仅机械地按照房屋产权证书取得的时间作为划分按揭房屋属于婚前个人财产或婚后夫妻共同财产的标准，则可能出现对一方显失公平的情况。房屋产权证书的取得与房屋实际交付的时间往往不同步，许多购房人由于其自身以外的原因，迟迟不能取得房屋产权证书。
不动产物权登记的立法目的在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离婚诉讼中按揭房屋的分割只在夫妻之间进行，并不存在与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冲突。一方在婚前已经通过银行贷款的方式向房地产公司支付了全部购房款，买卖房屋的合同义务已经履行完毕，即在婚前就取得了购房合同中购房者一方的全部债权，婚后获得房产的物权只是财产权利的自然转化，故离婚分割财产时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相对比较公平。对按揭房屋在婚后的增值，应考虑配偶一方参与还贷所做的贡献，对其做出公平合理的补偿。在将按揭房屋认定为一方所有的基础上，未还债务也应由其继续承担，这样处理不仅易于操作，也符合法律规定的合同相对性原理。婚前一方与银行签订抵押贷款合同，银行是在审查其资信及还款能力的基础上才同意贷款的，其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合同相对人，故离婚后应由其继续承担还款义务。
对于婚后参与还贷的一方来说，如果双方结婚时间较长，还贷的数额较大，离婚时获得的补偿数额也相应增大。我国实行的是法定夫妻共同财产制，除了双方约定实行分别财产制外，婚后即便支付首付款的一方用自己的工资收入支付房贷，也属于夫妻双方共同还贷。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因此，离婚时按照该条规定处理一方婚前贷款所购房屋，并不会损害广大妇女的合法权益。
2、夫妻之间赠与房产也需要像普通人一样办理过户手续吗?没过户可以撤销赠与吗?
答：夫妻在婚前或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将一方个人所有的房产赠与另一方，但没有办理房产过户手续，后双方感情破裂起诉离婚，赠与房产的一方翻悔主张撤销赠与，另一方主张继续履行赠与合同，请求法院判令赠与房产一方办理过户手续。对此问题应当如何处理呢?经反复研究论证后，我们认为，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三种夫妻财产约定的模式，即分别所有、共同共有和部分共同共有，并不包括将一方所有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的情形。将一方所有的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也就是夫妻之间的赠与行为，虽然双方达成了有效的协议，但因未办理房屋变更登记手续，依照物权法的规定，房屋所有权尚未转移，而依照合同法关于赠与一节的规定，赠与房产的一方可以撤销赠与。
合同法对赠与问题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如：“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赠与的财产依法需要办理登记等手续的，应当办理有关手续”;“具有救灾、扶贫等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或者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交付赠与的财产的，受赠人可以要求交付”。婚姻家庭领域的协议常常涉及财产权属的条款，对于此类协议的订立、生效、撤销、变更等并不排斥合同法的适用。在实际生活中，赠与往往发生在具有亲密关系或者血缘关系的人之间，合同法对赠与问题的规定并没有指明夫妻关系除外。一方赠与另一方不动产，在没有办理过户手续之前，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是完全可以撤销的，这与婚姻法的规定并不矛盾。我国采取的是不动产法定登记制度，无论基于何种原因发生的权属变动均需经登记才产生效力。
3、现在房价问题困扰着许多人，年轻人结婚时仅凭自己的收入，一般没有能力买房，只得依靠父母的资助。父母为了子女结婚买房，可能倾其所有，透支了准备养老的积蓄，如果房屋产权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离婚时另一方有权主张分割一半吗?
答：实际生活中，父母出资为子女结婚购房，可能没有考虑到以后子女婚姻解体的情况。按照国人的习惯一般也不会与子女签署书面协议，如果离婚时一概将房屋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势必违背了父母为子女购房的初衷和意愿，实际上也侵害了出资父母的利益。故房屋产权登记在出资父母子女名下的，视为父母明确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比较合情合理;如果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按照双方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制定司法解释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畸高房价和高离婚增长率并存，父母为子女结婚购房往往倾注毕生积蓄，从这次《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的情况来看，作为出资人的男方父母或女方父母均表示，他们担心因子女离婚而导致家庭财产流失一半。本条规定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将“产权登记主体”与“明确表示赠与一方”进行链接，可以使父母出资购房真实意图的判断依据客观化，便于司法认定及统一裁量尺度，也有利于均衡保护结婚的双方及其父母的权益，相对来说也比较公平。
4、不离婚时可以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吗?比如有的夫妻一方独揽财政大权，另一方急需用钱时，能否到法院起诉主张分割共同财产?
答：一方能否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主张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审判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一种观点认为，夫妻共同财产这种共有关系是最典型的共同共有关系，共同共有人在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一般不得请求分割共同财产，只要共有关系存在，共有人对共有财产就无法划分各自的份额，无法确定哪个部分属于哪个共有人所有。只有在共有关系终止，共有财产分割以后，才能确定各共有人的份额。因此，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应受理。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某些情形下，法律应当提供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保护自己财产权利的救济途径。如持有或控制夫妻共同财产的一方，私自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转移、变卖，为了赌博、吸毒而单独处分共同财产等，而另一方因种种复杂的因素不想离婚，或者在起诉离婚后被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如果绝对不允许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只能眼看着对方随意处分夫妻共同财产而无可奈何，其结果有悖公平原则。
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规定也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共有理论，即允许共同共有人在特殊情况下请求分割共有物，同时还要保持共有关系。但是，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前提下对夫妻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只能是一种例外，必须具有“重大理由”，否则其负面效应不可低估。另外，在夫妻一方需要履行法定扶养义务(比如一方父母患重病住院急需医疗费)，而另一方不同意给付时，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为保障一方有能力履行其法定义务，应准许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我们经过反复比较论证，同时借鉴国外相关的法律规定，最后采纳了后一种意见，即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
(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5、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比如一方婚前有10万元存在银行，婚后产生的利息应如何处理?
答：一般来讲，夫妻一方财产在婚后的收益主要包括孳息、投资经营收益及自然增值，婚姻法本身规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生产、经营收益及知识产权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已经明确规定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所得的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孳息和自然增值这两种情形在法律上和司法解释层面仍然是空白。有观点认为，配偶对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的孳息及增值是否作出了贡献，应作为一种判断标准，如果配偶一方对该财产投入时间和精力进行经营管理的，所产生的收益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比较公平。
但《婚姻法司法解释
(三)》公开征求意见后，多数观点认为，征求意见稿中的“贡献”一词不是法律用语，理解上也会产生歧义，是直接贡献还是间接贡献，是需要一定的贡献还是只要有贡献就行，审判实践中很难把握。经过反复讨论斟酌，最后明确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您刚才问到的银行存款就属于法定孳息，离婚时一方个人财产存入银行产生的利息，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至于自然增值，比如一方婚前有一套房子价格为100万元，离婚时因市场因素涨到400万元，其中300万元就属于自然增值，离婚时还是一方的个人财产。
6、丈夫瞒着妻子将夫妻共同所有的房产卖给第三人，如果已经办理房产过户手续，请问应保护无辜配偶的利益还是保护第三人的利益?
答：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棘手，既关系到夫妻财产制度的落实和婚姻法对夫妻双方利益的保护，也关系到交易秩序的稳定和安全，关键在于如何平衡无辜配偶一方与第三人之间的利益。近年来房产交易日趋频繁，纠纷也日益增多。当夫或妻一方与第三人发生不动产物权交易时，该不动产登记在夫妻一方名下但实际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如果第三人尽到了必要的审查与注意义务，支付合理的房屋价款且已经办理变更登记手续，为了保护交易安全，根据善意取得制度，第三人可以取得不动产物权。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
(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
(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
(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以上规定的三个构成要件是满足善意取得的前提。就第三人而言，要求其在房产交易中审查出卖人是否有配偶、处分的财产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是不现实的，也不利于财产流转。基于不动产登记的公示公信力，从社会诚信以及保护善意第三人的角度考虑，对配偶一方以不知情、不同意为由主张返还房屋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也有专家建议规定除外情形，即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唯一居住用房的除外。因生存是第一要素，夫妻一方擅自将家庭仅有的一套房屋出售，如果支持善意第三人的主张，会出现另一方无家可归的情况。从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的情况来看，多数意见认为，征求意见稿中的除外条款实际上否定了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原则上这种例外条款不应允许。如果善意第三人付出家庭全部积蓄购入的房屋也是其家庭唯一生活住房，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利益?另外，民事执行程序中已经规定，对于唯一住房不予执行，这就已经考虑到了生存权、居住问题，没必要在婚姻法解释中再专门规定;在房价高涨的现实情况下，担心这个条款可能会被卖房反悔的人利用，这样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经反复论证后我们采纳了多数人的意见，但同时规定了配偶一方的赔偿请求权，即“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共同共有的房屋造成另一方损失，离婚时另一方请求赔偿损失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律师回复] 贵州毕节一名普通农民张光祥因涉嫌一起抢劫杀人案被捕。在看守所，他遭到了连续数天的刑讯逼供，并被一审判处死缓。经三次上诉，最终无罪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