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对商业受贿罪进行认定？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原则上不是。如果商业机会明确指向特定的个人或单位，且机会等同于明确数额的金钱利益，则可以认定为财产性利益，否则，机会只是机会而已，对此两高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对此不宜作扩大解释。（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原则上不是。如果商业机会明确指向特定的个人或单位，且机会等同于明确数额的金钱利益，则可以认定为财产性利益，否则，机会只是机会而已，对此两高有明确的司法解释，对此不宜作扩大解释。（2016年）两高《关于办理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后者的犯罪数额，以实际支付或者应当支付的数额计算。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罪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及公私财物所有权。罪严重影响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履行，损害国家机关的形象、声誉，同时也侵犯了一定的财产关系。《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同时规定“对犯罪的，根据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可见，数额的认定对于行为人定罪处罚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案争议的焦点就是数额的认定问题，分歧的原因在于本案被告人收受的是提货单这种特殊“财物”。提货单可以提取礼品，但与一般意义的财物有明显的区别。
一、罪既遂的要件目前，理论界对于罪既遂的要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只要行为人接受他人财物，即可达成罪的既遂，另一种意见认为行为人需满足收受回贿赂，同时为他人谋取利益两项要件方能完成罪。笔者认为，行为人的实质就是“”，即凭借自己的职位、职权地位产生的特定的制约关系或影响力，为自己谋取私利。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其犯罪目的即已完成，而为他人谋取利益，是者接受财物的手段，是因为接受了他人财物而付出的相应的“对价”，并不影响犯罪的既遂，将“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犯罪的主观要件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因此，犯罪的既遂是以实际取得财物为前提的，因为只有实际收受或索得了财物，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同时在行为人实际得到财物的前提下，行为人行为队伍职务廉洁造成了实际的侵犯，具有实际社会危害性，即可构成罪的既遂。
二、罪实际收取财物的认定如上文所述，实际收取财物对于罪的定罪及量刑均有影响，而实践中收取财物的表现形式复杂多样。理论界对于如何认定行为人实际得到了贿赂物存在着多种观点，一是转移说，认为应该以行为人是否已将索取或者收受的财物移离原处为标准。凡移离原处的为犯罪既遂，未移离原处的为犯罪未遂；二是控制说。认为应以行为人是否实际上取得或控制、占有索取或收受到的财物为标准。行为人已经实际取得或控制、占有索取或收受到的财物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三是失控说。认为应以财物是否脱离所有人的控制，并实际置于行为人的控制为标准。被索取或收受的财物已脱离所有人的控制并实际至于人控制之下的为既遂，反之则为未遂。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第五十四条采用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方承认,行贿方不承认存在被刑事被拘留的可能，但是要有充足的证据。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 商业贿赂包括行贿和，是由行贿与双方相互勾结成立的犯罪，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双向行为，其犯罪主体相应的也包括行贿罪主体和罪主体。 1.商业行贿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的都可构成商业行贿罪。在商业行贿中，如果提供贿赂是以经营者法人单位的名义，执行的是该法人的意志，则应由该法人承担责任，成为商业行贿罪的主体。如果经营者的代理人为了个人多推销商品或拉回货源，以自己的名义，自己以各种手段行贿，代理人个人是行贿罪主体。 2.商业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六)将其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表明在实践中如其主体只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尚不足以涵盖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商业行为主体范围，如在医疗、教育、工程建筑、产权交易等领域的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收受回扣，本质上也是商业贿赂行为，原刑法对之规定并不明确，无法对其工作人员的危害行为作处罚，影响到对这类行为的打击效果。所以，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才能共同构成犯罪的自然人主体的完整外延。因此立法上将商业犯罪的主体范围予以一定程度拓宽，使其涵盖面趋向全面性、完整性，体现了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进步。

[律师回复] 您好！斡旋罪也有称间接罪，根据我国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罪论。对此种行为，理论上有称斡旋罪的，也有称间接罪的。构成斡旋罪必须符合下列构成要件：1．斡旋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2．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会损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侵犯国家机关、单位正常的管理活动，却希望这一结果的发生。间接故意和过失均不能构成本罪。3．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以及执和政府的。4．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行了斡旋行为。即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斡旋行为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首先，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成立斡旋的前提。
其次，行为人是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而不是直接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
第三，索取或者收受了请托人财物。
第四，为请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根据《[lw@]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lw]》第条，、将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
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
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
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律师回复] 国家工作人员向请托人放款并收取高息是一种新型受贿方式，以借贷为名，行受贿之实。
双方地位是否具有平等性。一般而言，民间借贷是以双方彼此信任为基础、以意思自治为前提建立的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不以一方对另一方具有管理、制约关系为前提，双方地位平等。在受贿型借贷中，放款方是国家工作人员，借款方往往在项目审批、业务拓展、款项划拨等方面受制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对国家工作人员存在依赖关系。
　　主观上是否具有自愿性。民间借贷的双方法律地位平等，是否借款、借款金额和时间均由双方协商确定，体现了主体的自愿性。在受贿型借贷中，由于借款方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存在依赖，为了使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利益，往往在并不缺钱甚至资金充足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国家工作人员的借款，具有不自愿性或被迫性。
　　风险是否具有对称性。在民间借贷中，借贷双方往往均有风险，一旦借方发生资金困难，就无法偿还借款。在受贿型借贷中，国家工作人员凭借其优势地位，常常在放款时就扣除利息，因此与民间借贷相比，受贿型借贷的行为人很少承担甚至不承担所谓的投资风险，在风险承担上具有不对称性。
　　回报是否成比例。民间借贷中，借款方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不会与贷款方约定很高的利息，否则资金产生的收益不足以支付利息就会亏损，如果约定了较高的利息，往往是借款方为了一时急需，约定时间较短。在受贿型借贷中，国家工作人员和请托人为了实现各自的非法目的，往往约定高额的利息，达到银行利率几倍甚至数十倍之多，获取的利息与资金正常产生的收益严重不成比例。
　　时间是否正常。正常的民间借贷发生在借款方资金短缺的时间段内，而在受贿型借贷中，国家工作人员和请托人往往只有一面之交，借贷行为发生在请托人具有具体请托事项的时间段内。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行贿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九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在经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罪”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罪”的犯罪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 1、所侵犯的客体不同。 非国家工作人员罪侵犯的是国家对公司、企业以及非国有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职务活动的管理制度。 而罪所侵犯的是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2、主体不同。 非国家工作人员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是指在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中从事领导、组织、管理工作的人员，如公司的董事、监事以及公司、企业的经理、厂长、财会人员以及其他受公司、企业聘用从事管理事务的人员。“其他单位的人员”包括非国有事业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如教育、科研、医疗、体育、出版等单位的从事组织领导以及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 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包括当然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拟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3、立案标准不同。 非国家工作人员罪必须数额较大才构成犯罪。 罪中数额5000元以下，情节较重的，也可以构成犯罪。 4、法定最高刑不同。 非国家工作人员罪最高处15年有期徒刑；我国《刑法》第163条规定，犯公司、企业、其他单位人员罪，数额较大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而罪最高可以判处死刑。个人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由于两罪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主体的不同，因此，要区分两罪的不同点，准确把握犯罪主体就显得特别重要。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商业贿赂犯罪主体 商业贿赂包括行贿和，是由行贿与双方相互勾结成立的犯罪，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双向行为，其犯罪主体相应的也包括行贿罪主体和罪主体。 1.商业行贿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的都可构成商业行贿罪。在商业行贿中，如果提供贿赂是以经营者法人单位的名义，执行的是该法人的意志，则应由该法人承担责任，成为商业行贿罪的主体。如果经营者的代理人为了个人多推销商品或拉回货源，以自己的名义，自己以各种手段行贿，代理人个人是行贿罪主体。 2.商业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六)将其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表明在实践中如其主体只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尚不足以涵盖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商业行为主体范围，如在医疗、教育、工程建筑、产权交易等领域的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收受回扣，本质上也是商业贿赂行为，原刑法对之规定并不明确，无法对其工作人员的危害行为作处罚，影响到对这类行为的打击效果。所以，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才能共同构成犯罪的自然人主体的完整外延。因此立法上将商业犯罪的主体范围予以一定程度拓宽，使其涵盖面趋向全面性、完整性，体现了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进步。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1、运用法律手段，迅速及时取证。犯罪固有的特征，决定了它具有一定的侦查难度。嫌疑人在实施行为后或察觉司法机关追查时，往往会想方设法破坏、转移、伪造乃至毁灭证据，也往往会利用延长时间编造假情况、假情节，或与行贿人、知情人串通，订立攻守同盟。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证人也可能受到外界的压力，使证言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不善于运用法律赋予的手段，则无以打开案件侦查的局面。案件进入侦查程序，必须充分运用必要的法定手段和法律措施，如依据刑事诉讼法第83条中的“发现犯罪事实”以事立案，控制犯罪嫌疑人，对嫌疑人采取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在嫌疑人与行贿人或知情人之间没有串供或订立攻守同盟之前，迅速及收集证据、固定证据、分析判断证据，从而通过合法获取的证据去指证犯罪嫌疑人和证实犯罪，在大量的事实和证据面前，嫌疑人能做的也只能是俯首认罪，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了。这样做有利于提高所立案件的质量和准确度，并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侦查的广度和深度。 2、克服“口供情节”，拓宽思路，跳出证据“一对一”的误区。长期以来，在实践中口供一直担任着“证据之王”的角色，不少人认为，案件中事实的证据，主要靠嫌疑人的口供，再以供取证，获得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除此之外，别无它证，如果没有知情人而只有嫌疑人的交代和行贿人的证言，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在这个证据的链条上，任一端出了问题，就难以认定事实。事实上，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任何犯罪的发生，必然会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只要这些事实能够证明案件的客观真实情况，就是证据。“一对一”案件，只是证明犯罪过程中某一阶段直接证据的“一对一”，因为任何一个犯罪事实，都包括若干个具有连续性的阶段，而不仅是一个阶段，而每个阶段都会发生相应的案件事实，如犯罪时间、地点、赃款赃物等等，由此必然会产生大量的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证据，这是不依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以，我们在侦查案件过程中，除注意收集嫌疑人的口供、行贿人或知情人的证言等直接证据之外，还要注意收集犯罪每个阶段发生案件事实而产生的大量的间接证据，这些客观存在的，与案件事实有联系的，经司法机关依法收集的证据，只要相互外印证、相互证明、形成锁链，达到说明某一事实的真实性和唯一性，否定其他可能，就能保证整个证据体系的证明力，就能据以证明案件的真实情况，从而真正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3、善于发现翻供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并合理加以利用。案件中作证后又翻供的证人，大多是出于觉得嫌疑人有恩于己或受到胁迫、说情，产生顾虑从而翻供，证人翻供后所作的证言，往往已经和嫌疑人抵赖的事实情况达成一致。在这种情况下，证人翻供后的证言在大的方面肯定已与嫌疑人的口径统一起来，但那毕竟不是事实，所以在小的细节方面不可能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因此侦查人员在与证人的谈话中要敏锐地抓住证人证言中的矛盾点，选择好时机，在证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还没来得及在细节上与嫌疑人统一口径的情况下，深追细问，狠“抠”细节，使其不能自圆其说，从而暴露出破绽，然后再有的放矢地做好证人的思想教育工作，使其回到如实作证的正确轨道上来。 4、强化指挥作用，将办案人员整合成高速协调运转的整体。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充分掌握全面，科学统筹安排，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和主观能动性，以最快的速度获取确实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三、对所取得的证据，要善于甄别真伪。凡证据都存在真实和虚假两种可能，案件中的证人往往是嫌疑人的亲属、同学、朋友、或“恩人”，案件的结局可能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关系和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有可能故意指东为西，不如实提供证言，甚至故意捏造事实，提供假证、伪证，袒护、包庇嫌疑人，如果我们侦查人员不辨真伪，照单全收，就会背离正确的侦查方向，在寻找证据证明犯罪事实方面，就会事倍功半。因此，侦查人员要查清证人是否受了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如:证人未证之前是否受到外界的引诱或威胁，是否已与嫌疑人串供，统一了口径等等。对收集到的每一个证据材料与案件事实的其它证据材料联系起来综合分析，看有无矛盾，证明方向是否一致。对嫌疑人的交代和辩解，不能不加分析一律全信，也不能一律不信，要仔细分析，确定其真实程度，在联系其他证据材料确定其真实性后，方可作为案件证据。总之，案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虽然难，但只要发生了犯罪事实，就必然会留下可供获取的蛛丝马迹。只存在没有充分获取证据的案件，不存在没有证据的案件，只要我们仔细认真调查，深入细致取证，就一定能调查取证工作做好，从而有效地打击犯罪，切实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刑法修正案九
第四十四条
第一款修改了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即删去刑法对罪(含罪)规定的具体数额,代之以抽象数额和犯罪情节相结合的选择性标准：原则规定数额较大或者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者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或者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
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或者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
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或者数额在三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根据《[lw@]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lw]》第条,、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修改为：“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
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律师回复] 1、犯罪客体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2、客观方面 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或者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权利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受贿罪的行为方式有两种： 一是索贿。即行为人在公务活动中主动向他人索取财物。 二是收受贿赂。即行为人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谋取的利益可以是不正当利益，也可以是正当利益。主动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比被动受贿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因此《刑法》规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就构成受贿，而不要求行为人有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条件。 受贿罪在客观方面除了有索贿和收受贿赂这两种基本行为形态外，还包括以下两种表现形式：①收受回扣、手续费。如《刑法》第385条第二款规定。②斡旋受贿。如《刑法》第388条规定。 3、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 4、主观方面：故意 【相关法条】 《刑法》 第三百八十二条　【贪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八十三条　【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贪污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二）贪污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大，并使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一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生，有第一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一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单位内部的职能部门及其经办人员以部门名义收受回扣归个人的，不是单位，但个人以单位名义收受回扣数额较大且情节恶劣的，要以罪查处。单位收受商家“明扣”、未如实入帐而转入“小金库”的行为，要视情况做出处理：如果单位收受回扣后用于集体福利开支的，不宜认定为犯罪；如果在小范围内以各种名义私分的，要重点追究决策者、直接实施者的刑事责任。个人接受回扣后又上交单位入账，经领导决定将其上交款的一部分作为对其的奖励，以资鼓动，同时教育他人的，应视为个人合法收入；个人为捞取回扣而与卖方勾结定价或购买伪劣商品，损害单位利益的，应认定为个人。 《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罪的处罚规定】对犯罪的，根据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罪的处罚规定】对犯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单位内部的职能部门及其经办人员以部门名义收受回扣归个人的，不是单位，但个人以单位名义收受回扣数额较大且情节恶劣的，要以罪查处。单位收受商家“明扣”、未如实入帐而转入“小金库”的行为，要视情况做出处理：如果单位收受回扣后用于集体福利开支的，不宜认定为犯罪；如果在小范围内以各种名义私分的，要重点追究决策者、直接实施者的刑事责任。个人接受回扣后又上交单位入账，经领导决定将其上交款的一部分作为对其的奖励，以资鼓动，同时教育他人的，应视为个人合法收入；个人为捞取回扣而与卖方勾结定价或购买伪劣商品，损害单位利益的，应认定为个人。 《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罪的处罚规定】对犯罪的，根据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罪的处罚规定】对犯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律师回复] 第388条规定：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也就是说，根据这2条的规定，“为他人谋取利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构成犯罪的必要要件之一。 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承诺、实施和实现三个阶段的行为。只要具有其中一个阶段的行为，如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时，根据他人提出的具体请托事项，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就具备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要件。明知他人有具体请托事项而收受其财物的，视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就是一种行为，所以符合刑法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规定为客观要件的表述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一种许诺，不要求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具体行为与结果。而这种许诺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暗示的。当他人主动行贿并提出为自己谋取利益的请托后，国家工作人员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肯定回答，但不予拒绝时，就应当认为是一种暗示的许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已经认识到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文可以收买，并丧失了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因而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已经荡然无存了只有当国家工作人员拒绝贿赂时，才维护了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许诺既可以是直接对行贿人作出，也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达给行贿人。因为不管是直接许诺还是间接许诺，都使得财物与国家工作人员所许诺的职务行为之间形成明显的对价关系，从而使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受到侵害。许诺既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虚假的，所谓虚假许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具有为他人谋取利于的职权或职权条件，在他人有求于自己的职务行为时，并不打算为他人谋取利益，却又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仍然给人们认为职务行为是可以收买的印象，导致人们丧失了对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的信赖。当然，虚假许诺构成罪是有条件的：其一，收受财物后作虚假许诺，成立罪。在这种情况下，客观上约定了以其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已经受到侵犯。其二，事先作虚假许诺并要求他人交付财物的，则是索取贿赂或者诈骗罪，不属于的问题。其三，许诺的内容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有关联。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根本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权与职务条件，却谎称为他人谋取利益，原则上构成诈骗罪。其四，许诺行为导致财物与所承诺的职务行为之间形成了对价关系，使财物成为国家工作人员所承诺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不正当报酬。但是，只要他人有求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而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时，国家工作人员做了明示或者暗示的，就应当认定财物与所承诺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 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类型 1、作为、型。国家工作人员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职务行为，从外在的表现形式上可以表现为作为或。所谓作为，就是国家工作人员对请托人所要取得的合法或非法的利益，利用自己的职务积极地去争取。所谓，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为了行贿人的利益，按国家规定应履行职责去禁止，而有意放弃职守，睁只眼闭只眼不去禁止，即表现为。如海关人员不进行海关检查司法人员不追捕逃犯等等。 2、集体职务行为型。一般地说，国家工作人员单个人的职务行为就可以为请托人谋取某种利益。有的虽然这种利益最终没有实现，但在权力的运用中，只要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为其出了力即可。在有的情况下，请托人所请托的国家工作人员是某部门的领导之一，不负责具体事项，请托人所请托的事必须通过会议研究决定。只要人参加了会议，不管他是发言极力为请托人的争取，还是不发言默认有利于请托人的意见，形成有利请托人的决议，或者会议决议虽不利于请托人，但人没有反对或者支持不利于请托人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人仍然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只不过请托人的利益只有在集体职务行为基本一致的情况下才能取得。 3、时空分离型。贿赂前或者贿赂后为他人谋取利益。一般情况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和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有一个过程，往往在时间上、空间上发生分离。如有的请托人为了谋取长远利益不惜向国家工作人员进行长期感情投资，甚至向仕途前途远大，有望提拔到更高职务上的国家工作人员送钱送物，长期经营，建立和加深感情，俗称先烧香有的在为其谋取利益后向国家工作人员送钱送物，表示感谢，俗称后敬佛。 4、当场兑现型。国家工作人员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就为他人谋取利益。如见诸报端的某地招生办负责人将大中专录取书拿到家里，被录取学生家长交一定数量的现金才能发给录取通知书有的在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后紧接着就打电话为请托人办事等等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商业贿赂罪如何认定 一、商业贿赂犯罪主体 商业贿赂包括行贿和，是由行贿与双方相互勾结成立的犯罪，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双向行为，其犯罪主体相应的也包括行贿罪主体和罪主体。 1、商业行贿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的都可构成商业行贿罪。在商业行贿中，如果提供贿赂是以经营者法人单位的名义，执行的是该法人的意志，则应由该法人承担责任，成为商业行贿罪的主体。如果经营者的代理人为了个人多推销商品或拉回货源，以自己的名义，自己以各种手段行贿，代理人个人是行贿罪主体。 2、商业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六)将其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表明在实践中如其主体只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尚不足以涵盖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商业行为主体范围，如在医疗、教育、工程建筑、产权交易等领域的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收受回扣，本质上也是商业贿赂行为，原刑法对之规定并不明确，无法对其工作人员的危害行为作处罚，影响到对这类行为的打击效果。所以，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才能共同构成犯罪的自然人主体的完整外延。因此立法上将商业犯罪的主体范围予以一定程度拓宽，使其涵盖面趋向全面性、完整性，体现了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进步。 二、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方面 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方面应该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积极追求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同时，本罪的行为人应当具有索取或者，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以此作为向他人的回报，至于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利益是否正当，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即既包括他人应当得到的利益，也包括他人不应当得到的不当利益;既包括已为他人谋取的利益，也包括意图谋取或者正在谋取，但尚未谋取到的利益。但如果行为人确实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承诺和事实，不构成该罪。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立法规定的商业犯罪的构成要件，由于商业贿赂主要侵犯的是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而行为是否侵犯了这种法益，关键在于收受财物行为是否与其已经实施的、正在实施的、将来实施的或许诺实施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因此，刑法条文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之后，添加了 “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旨在说明行为人收受的财物与其具体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 三、商业贿赂犯罪客体 商业贿赂所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它所侵犯的不仅是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同时还侵犯了市场经济中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不可收买性与廉洁性。 市场竞争是一种以公平竞争为主导的经济，通过商业贿赂达到获得利益的目的，必然会通过破坏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作为企业的一员，在依合同行使职权的同时，就有义务廉洁奉公，严守法纪，努力为所在单位工作，并有权获得合理合法的劳动报酬。职权不得滥用，更不能作为某些人暗中交易的筹码，谋取私利，贪赃枉法。显然，贿赂行为又侵犯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廉洁性。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客观方面 1、商业行贿罪的客观方面是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但不包括回扣、手续费。 2、商业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及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 五、注意事项 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自己主管、经手或者参与某种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业务的便利条件，是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 ①关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间接是否构成犯罪问题。公司的董事、监事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左右、影响被利用者利益的制约关系，通过公司企业的其他人员或公司企业以外的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利，自己索贿或，是间接。这种情况司法解释至今未有明确规定，因此依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就不能类推为本罪。 ②关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人员罪是否要把“利用职务之便”作为必要的条件。这在我国刑法学界一直有争论。我认为：就人来说，之所以能够索取或者收受他人的财物，是因为他所享有的职权或者所处的地位能够对行贿人的某种需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就行贿人来说，之所以要送财物给行为人，是因为需要通过行为人手中的权力的行使来获得某种利益。可见，行贿与人双方各取所需的基础就在于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即本质是。 刑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①间接型利益贿赂的性质认定与数额计算 间接型利益贿赂，意指行贿方付出了金钱等财产，但仍然没有直接交付方，而是将金钱等财产周转成通过其他载体表现的现实利益或者享受资格。由于利益型贿赂具有间接性、周转性、隐蔽性、复杂性的特征，是否完全符合《意见》规定的“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以及如何认定“实际支付的资费”，实践中有一定困难。 (—)礼券。礼券等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商业贿赂范围以及如何计算贿赂数额，应当区分情况分别认定。 第一，应当从人是否得到行贿人所付出的财产利益角度来考虑。有些商业行贿人所付出的财产性利益并没有完全为人所得到，缺失部分不能以商业贿赂犯罪论处。某些礼券虽然在载体表面上标价为1000元，行贿人也确实付出了1000元来购买该礼券，但其使用伴有特定限制，例如，不可参与商家整体打折等优惠活动，相对于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消费的客户来说，实际上也许只能够享受到不到1000元的货物或者服务，故在计算商业贿赂数额时，应当将没有现实获取的利益进行相应扣除。 第二，能够确定市场价值的财产性利益，可以认定为贿赂。例如，交通卡、一卡通等礼券，其市场价值明确具有可计算性，直接可以按照礼券内预先充值的价格认定商业贿赂数额。对于司法机关难以明确认定市场价值的礼券，笔者建议在司法内部设立专门机构，为司法机关计算特定财产性利益商业贿赂形式的市场价格。引入以专门机构为核心的价格评估机制，不仅能够为涉嫌商业贿赂犯罪的被告人提供实质性的法律技术保障，而且能够为司法机关认定商业贿赂以及计算犯罪数额提供重要参考。 第三，必须正确分析礼尚往来的本质。正常礼尚往来赠送的小额礼券不应认定为商业贿赂，相关数额应当予以扣除。但是，有的行为人向交易对方提供“中奖月饼”(精美月饼礼盒，内附预先设定的豪宅礼券、进口汽车礼券或高档酒店消费卡等奖品)，以庆祝佳节名义掩盖商业贿赂实质的，由于此类财产性利益已经远远超越礼尚往来、节日馈赠的界限，礼券数额确定，完全为人享有，属于商业贿赂。 (二)免费旅游、免费装修、提供学费等形式的利益资助。《意见》将免费旅游界定为商业贿赂，并不意味着与免费旅游相关的所有费用一概认定为商业贿赂犯罪数额。 第一，行贿人出资购买全程往返机票、酒店食宿费用、旅游景点门票，人单独享有旅游服务的，属于个人全部取得的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贿赂。 第二，在行贿人陪同人旅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证据确定人在旅游中财产性支出比例，就不能将该次旅游认定为贿赂。如果有证据证明旅游中的某项费用主要或完全由行贿人支付，可以认定为贿赂。目前实践中出现的行贿人与人共同出游，以推定平分旅游费用方式计算额，从严厉惩治商业贿赂犯罪角度而言是必要的，但在证据层面显然存在瑕疵。笔者主张，应当按照证据表明的人实际得到的服务费用计算商业贿赂犯罪数额。 第三，家属、情妇(夫)等特定关系人与人一同享受他人提供的旅游消费的，应当将共同享受旅游的消费数额视为商业人个人享有的财产性利益，全部计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 (三)性贿赂。惩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面对的另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处理性贿赂。笔者认为，《意见》将商业贿赂范围拓展至“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之后，司法机关应当运用刑法自身具备的解释功能解决性贿赂的实践难题。 如果进行静态的文义解释，性本身属于非财产性的，显然无法纳入商业贿赂范围。性贿赂虽然有请托人给付金钱的特点，但对于受托人而言根本未曾接受任何金钱或财产利益。然而，当我们以更为广阔的视角考察性贿赂，就不难发现性贿赂与免费旅游等请托人资助受托人的行为具有相同的刑法意义。司法实践中的性贿赂大多是行贿人支付钱款雇佣他人提供，以使受托人在权力运作过程中为其谋取利益。在金钱———性贿赂———谋取利益的整个行为流程内部，的本质完全没有变化:行贿人付出的是金钱，得到的是受托人通过职务行为赋予的交易机会;人付出的是利用职务便利后的帮助行为，得到的是请托人提供的以一定金钱为代价的。对于请托人代替受托人支付、情妇(情夫)费用的，更属于直接的典型贿赂。 实践中有的单位的女性职员，为了占有具有稀缺性的商业交易机会而在本单位获得职务提升或者高额业务提成，主动向相对方投怀送抱，由于请托人付出性贿赂不属于财产利益型的传统不正当竞争方式，没有金钱依托，而是本人对身体的非道德性处分，本质上是权色交易而非，故在法益实质解释层面不具有以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刑法介入的正当性。请托人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或者受托人为其谋取的利益构成经济犯罪或者犯罪的，可以其他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不应通过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刑事归责。 因此，笔者认为，除了请托人自己为受托人提供难以通过归入商业贿赂犯罪对象范围之外，将以金钱为背景、体现贿赂犯罪权钱关系交易本质的性贿赂认定为刑法中的贿赂，并不具有解释论上的障碍。 ②期待性盈利贿赂的性质认定与数额计算 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给予受托人优惠购买货物机会或者低价提供投资渠道，使交易对方可能从中盈利，以便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案例，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难以判断其商业贿赂性质与数额。《意见》出台后，提供期待性盈利是否可以认定为商业贿赂?笔者认为，对于期待性盈利的贿赂性质认定问题应当慎重，不能将所有的期待性盈利都认定为商业贿赂。 首先，提供有商业风险的期待性盈利不能被认定为“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不属于商业贿赂。例如，行为人凭借敏锐的证券市场基本面判断能力、技术面分析能力，囤积大量市值极其低廉却具有较大升值空间的股票、期货，在较低的价位转让给商业交易对象，为其日后高价脱手提供盈利机会。人获得此项经济利益或者规避财产损失也有风险，需要借助自己的商业运作，因此不能将具有高度风险性的投资等盈利机会认定为贿赂。 其次，提供没有风险的盈利机会给人，应当认定为“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属于商业贿赂。因为该盈利机会的风险为商业行贿人所直接控制和承担，无须商业人进行管理或者承担亏损。例如，请托人将自己开发的楼盘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低于成本)的“内部价”转让给交易方，后其抛盘兑现，盈利丰厚。这就是请托人主动让利或故意亏本，属于商业贿赂。 再次，受托人是否进行初始投资决定了商业贿赂数额的计算。期待性盈利的现实取得需要一定的初始投资基础。部分期待性盈利的获得者自己承担了初始投资的份额，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就只能限定在其通过该盈利机会运作而成的收益。部分期待性盈利的获得者根本就没有进行任何初始投资，完全由请托人垫付出资投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就应当包括请托人的投资部分与受托人的实际获利部分。

[律师回复] 你好，对于商业受贿罪多少判刑，我国刑法有以下两条规定：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单位内部的职能部门及其经办人员以部门名义收受回扣归个人的，不是单位，但个人以单位名义收受回扣数额较大且情节恶劣的，要以罪查处。单位收受商家“明扣”、未如实入帐而转入“小金库”的行为，要视情况做出处理：如果单位收受回扣后用于集体福利开支的，不宜认定为犯罪；如果在小范围内以各种名义私分的，要重点追究决策者、直接实施者的刑事责任。个人接受回扣后又上交单位入账，经领导决定将其上交款的一部分作为对其的奖励，以资鼓动，同时教育他人的，应视为个人合法收入；个人为捞取回扣而与卖方勾结定价或购买伪劣商品，损害单位利益的，应认定为个人。 《刑法》 第三百八十五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第三百八十六条【对犯罪的处罚规定】对犯罪的，根据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八十三条【对犯罪的处罚规定】对犯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一)个人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二)个人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 (三)个人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四)个人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第三百八十八条【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第九十三条本法所称国家工作人员，是指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商业贿赂罪如何认定 一、商业贿赂犯罪主体 商业贿赂包括行贿和，是由行贿与双方相互勾结成立的犯罪，是一种不可分割的双向行为，其犯罪主体相应的也包括行贿罪主体和罪主体。 1、商业行贿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只要是“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的都可构成商业行贿罪。在商业行贿中，如果提供贿赂是以经营者法人单位的名义，执行的是该法人的意志，则应由该法人承担责任，成为商业行贿罪的主体。如果经营者的代理人为了个人多推销商品或拉回货源，以自己的名义，自己以各种手段行贿，代理人个人是行贿罪主体。 2、商业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新通过的刑法修正案 (六)将其扩大到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表明在实践中如其主体只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尚不足以涵盖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商业行为主体范围，如在医疗、教育、工程建筑、产权交易等领域的事业单位中的工作人员收受回扣，本质上也是商业贿赂行为，原刑法对之规定并不明确，无法对其工作人员的危害行为作处罚，影响到对这类行为的打击效果。所以，只有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其他单位工作人员这三类人员才能共同构成犯罪的自然人主体的完整外延。因此立法上将商业犯罪的主体范围予以一定程度拓宽，使其涵盖面趋向全面性、完整性，体现了我国刑事法律关于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进步。 二、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方面 商业贿赂犯罪的主观方面应该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积极追求了犯罪结果的发生。同时，本罪的行为人应当具有索取或者，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目的。“为他人谋取利益”以此作为向他人的回报，至于谋取的利益是否实现，利益是否正当，均不影响本罪的成立，即既包括他人应当得到的利益，也包括他人不应当得到的不当利益;既包括已为他人谋取的利益，也包括意图谋取或者正在谋取，但尚未谋取到的利益。但如果行为人确实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承诺和事实，不构成该罪。 “为他人谋取利益”是立法规定的商业犯罪的构成要件，由于商业贿赂主要侵犯的是公平的市场交易秩序，而行为是否侵犯了这种法益，关键在于收受财物行为是否与其已经实施的、正在实施的、将来实施的或许诺实施的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因此，刑法条文在“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之后，添加了 “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旨在说明行为人收受的财物与其具体职务行为之间具有对价关系。 三、商业贿赂犯罪客体 商业贿赂所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它所侵犯的不仅是商品经济的正常运行秩序，同时还侵犯了市场经济中公司、企业或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不可收买性与廉洁性。 市场竞争是一种以公平竞争为主导的经济，通过商业贿赂达到获得利益的目的，必然会通过破坏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进一步破坏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作为企业的一员，在依合同行使职权的同时，就有义务廉洁奉公，严守法纪，努力为所在单位工作，并有权获得合理合法的劳动报酬。职权不得滥用，更不能作为某些人暗中交易的筹码，谋取私利，贪赃枉法。显然，贿赂行为又侵犯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廉洁性。 四、商业贿赂犯罪的客观方面 1、商业行贿罪的客观方面是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但不包括回扣、手续费。 2、商业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实施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及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行为。 五、注意事项 所谓“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自己主管、经手或者参与某种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业务的便利条件，是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 ①关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间接是否构成犯罪问题。公司的董事、监事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形成的左右、影响被利用者利益的制约关系，通过公司企业的其他人员或公司企业以外的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利，自己索贿或，是间接。这种情况司法解释至今未有明确规定，因此依据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就不能类推为本罪。 ②关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人员罪是否要把“利用职务之便”作为必要的条件。这在我国刑法学界一直有争论。我认为：就人来说，之所以能够索取或者收受他人的财物，是因为他所享有的职权或者所处的地位能够对行贿人的某种需要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就行贿人来说，之所以要送财物给行为人，是因为需要通过行为人手中的权力的行使来获得某种利益。可见，行贿与人双方各取所需的基础就在于行为人具有一定的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即本质是。 刑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①间接型利益贿赂的性质认定与数额计算 间接型利益贿赂，意指行贿方付出了金钱等财产，但仍然没有直接交付方，而是将金钱等财产周转成通过其他载体表现的现实利益或者享受资格。由于利益型贿赂具有间接性、周转性、隐蔽性、复杂性的特征，是否完全符合《意见》规定的“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以及如何认定“实际支付的资费”，实践中有一定困难。 (—)礼券。礼券等财产性利益是否属于商业贿赂范围以及如何计算贿赂数额，应当区分情况分别认定。 第一，应当从人是否得到行贿人所付出的财产利益角度来考虑。有些商业行贿人所付出的财产性利益并没有完全为人所得到，缺失部分不能以商业贿赂犯罪论处。某些礼券虽然在载体表面上标价为1000元，行贿人也确实付出了1000元来购买该礼券，但其使用伴有特定限制，例如，不可参与商家整体打折等优惠活动，相对于用现金或信用卡支付消费的客户来说，实际上也许只能够享受到不到1000元的货物或者服务，故在计算商业贿赂数额时，应当将没有现实获取的利益进行相应扣除。 第二，能够确定市场价值的财产性利益，可以认定为贿赂。例如，交通卡、一卡通等礼券，其市场价值明确具有可计算性，直接可以按照礼券内预先充值的价格认定商业贿赂数额。对于司法机关难以明确认定市场价值的礼券，笔者建议在司法内部设立专门机构，为司法机关计算特定财产性利益商业贿赂形式的市场价格。引入以专门机构为核心的价格评估机制，不仅能够为涉嫌商业贿赂犯罪的被告人提供实质性的法律技术保障，而且能够为司法机关认定商业贿赂以及计算犯罪数额提供重要参考。 第三，必须正确分析礼尚往来的本质。正常礼尚往来赠送的小额礼券不应认定为商业贿赂，相关数额应当予以扣除。但是，有的行为人向交易对方提供“中奖月饼”(精美月饼礼盒，内附预先设定的豪宅礼券、进口汽车礼券或高档酒店消费卡等奖品)，以庆祝佳节名义掩盖商业贿赂实质的，由于此类财产性利益已经远远超越礼尚往来、节日馈赠的界限，礼券数额确定，完全为人享有，属于商业贿赂。 (二)免费旅游、免费装修、提供学费等形式的利益资助。《意见》将免费旅游界定为商业贿赂，并不意味着与免费旅游相关的所有费用一概认定为商业贿赂犯罪数额。 第一，行贿人出资购买全程往返机票、酒店食宿费用、旅游景点门票，人单独享有旅游服务的，属于个人全部取得的财产性利益，应当认定为贿赂。 第二，在行贿人陪同人旅游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证据确定人在旅游中财产性支出比例，就不能将该次旅游认定为贿赂。如果有证据证明旅游中的某项费用主要或完全由行贿人支付，可以认定为贿赂。目前实践中出现的行贿人与人共同出游，以推定平分旅游费用方式计算额，从严厉惩治商业贿赂犯罪角度而言是必要的，但在证据层面显然存在瑕疵。笔者主张，应当按照证据表明的人实际得到的服务费用计算商业贿赂犯罪数额。 第三，家属、情妇(夫)等特定关系人与人一同享受他人提供的旅游消费的，应当将共同享受旅游的消费数额视为商业人个人享有的财产性利益，全部计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 (三)性贿赂。惩治商业贿赂犯罪专项工作面对的另一大难题就是如何处理性贿赂。笔者认为，《意见》将商业贿赂范围拓展至“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之后，司法机关应当运用刑法自身具备的解释功能解决性贿赂的实践难题。 如果进行静态的文义解释，性本身属于非财产性的，显然无法纳入商业贿赂范围。性贿赂虽然有请托人给付金钱的特点，但对于受托人而言根本未曾接受任何金钱或财产利益。然而，当我们以更为广阔的视角考察性贿赂，就不难发现性贿赂与免费旅游等请托人资助受托人的行为具有相同的刑法意义。司法实践中的性贿赂大多是行贿人支付钱款雇佣他人提供，以使受托人在权力运作过程中为其谋取利益。在金钱———性贿赂———谋取利益的整个行为流程内部，的本质完全没有变化:行贿人付出的是金钱，得到的是受托人通过职务行为赋予的交易机会;人付出的是利用职务便利后的帮助行为，得到的是请托人提供的以一定金钱为代价的。对于请托人代替受托人支付、情妇(情夫)费用的，更属于直接的典型贿赂。 实践中有的单位的女性职员，为了占有具有稀缺性的商业交易机会而在本单位获得职务提升或者高额业务提成，主动向相对方投怀送抱，由于请托人付出性贿赂不属于财产利益型的传统不正当竞争方式，没有金钱依托，而是本人对身体的非道德性处分，本质上是权色交易而非，故在法益实质解释层面不具有以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刑法介入的正当性。请托人谋取的不正当利益或者受托人为其谋取的利益构成经济犯罪或者犯罪的，可以其他罪名追究刑事责任，不应通过商业贿赂犯罪进行刑事归责。 因此，笔者认为，除了请托人自己为受托人提供难以通过归入商业贿赂犯罪对象范围之外，将以金钱为背景、体现贿赂犯罪权钱关系交易本质的性贿赂认定为刑法中的贿赂，并不具有解释论上的障碍。 ②期待性盈利贿赂的性质认定与数额计算 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给予受托人优惠购买货物机会或者低价提供投资渠道，使交易对方可能从中盈利，以便获取不正当利益的案例，司法实践中分歧较大，难以判断其商业贿赂性质与数额。《意见》出台后，提供期待性盈利是否可以认定为商业贿赂?笔者认为，对于期待性盈利的贿赂性质认定问题应当慎重，不能将所有的期待性盈利都认定为商业贿赂。 首先，提供有商业风险的期待性盈利不能被认定为“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不属于商业贿赂。例如，行为人凭借敏锐的证券市场基本面判断能力、技术面分析能力，囤积大量市值极其低廉却具有较大升值空间的股票、期货，在较低的价位转让给商业交易对象，为其日后高价脱手提供盈利机会。人获得此项经济利益或者规避财产损失也有风险，需要借助自己的商业运作，因此不能将具有高度风险性的投资等盈利机会认定为贿赂。 其次，提供没有风险的盈利机会给人，应当认定为“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属于商业贿赂。因为该盈利机会的风险为商业行贿人所直接控制和承担，无须商业人进行管理或者承担亏损。例如，请托人将自己开发的楼盘以远低于市场价格(甚至低于成本)的“内部价”转让给交易方，后其抛盘兑现，盈利丰厚。这就是请托人主动让利或故意亏本，属于商业贿赂。 再次，受托人是否进行初始投资决定了商业贿赂数额的计算。期待性盈利的现实取得需要一定的初始投资基础。部分期待性盈利的获得者自己承担了初始投资的份额，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就只能限定在其通过该盈利机会运作而成的收益。部分期待性盈利的获得者根本就没有进行任何初始投资，完全由请托人垫付出资投入，商业贿赂犯罪数额就应当包括请托人的投资部分与受托人的实际获利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