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卡诈骗辩护词该怎么写？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诈骗罪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辩护人认真地研究了一审判决书，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现辩护人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及其定性本身没有异议。
二、被告人犯罪情节并不严重
根据刑法学理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
6.
12.16 法发[1996〕32号)
第一条的精神，认定诈骗罪情节是否严重主要从诈骗所得数额、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等方面来衡量。从公诉机关查明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来看，被告人的行为够不上情节严重：
1、涉案金额较少。
2、不是惯犯或者流窜作案。
3、诈骗对象是公民个人财产，而非企业事业单位生产资金或救灾、抢险等民政救助财物，未造成企事业单位停产停业损失;
4、犯罪行为未导致受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危害后果相对较小;
三、本案中，当事人具有诸多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1)认罪态度较好
始终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认罪态度极好。被告自始至终怀着赎罪的心态详细、如实供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无隐瞒、捏造等他推责任、逃避打击等行为。被告在公安机关以后几次的讯问中的供述基本相同，连细节也陈述的前后一致。对此，书在第4页第1段也确认了该事实。根据2010年10月1日期实施的《人民量刑指导意见》
第三部分第7条的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被告人，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最高人民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
第九条：人民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辩护人恳请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2)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不论是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上还是今天在法庭上，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悔罪态度。人民在对王某量刑时应该酌情考虑。与此同时，被告人愿意主动接受罚金刑，愿意以此方式来主动接受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悔罪的诚恳态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
第二十五条
第七款：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轻处10%。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的，在20%以内按比例轻处。
(3)被告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劣迹，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不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
(4)被告愿意立即退还赃款
被告人明确表示要立即退赃，并且其家属也当庭表示立即退回赃款。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
(二)被告人退赃、赔偿的(不含损失在2000元以下的)，在10%以内按比例轻处;
(5)从利于罪犯改造的角度，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处从轻处罚对于初犯、偶犯，要考虑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判处实刑后的交叉感染综上，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列明的多从轻减轻处罚的考量因素。请法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考虑被告的行为情节以及后果。故恳请人民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
辩护人
年月日

[律师回复] 诈骗罪一审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我接受被告人某委托，受律师事务所指派担任某涉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经调查、阅卷及会见被告人及今天庭审之后，现就本案发表有关辩护意见如下：
一、关于定性问题
二、关于被告人某自被害人某某处取得资金的数额
三、关于被告人某自被害人某某处取得款项的性质
四、关于诈骗金额
五、被告人某主动投案自首，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六、被告人某在此之前未受过刑事处罚，应当认定为初犯。
以上辩护意见，望合议庭评议时采纳。
辩护人：律师事务所
年月日

[律师回复] 您好，关于诈骗无罪辩护词无罪辩护词怎么写才有效果这个问题，我的解答如下, 结合案情，按照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辩护。　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构成要件：　　
1、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有些犯罪活动，虽然也使用某些欺骗手段，甚至也追求某些非法经济利益，但因其侵犯的客体不是或者不限于公私财产所有权。　　诈骗罪侵犯的对象，仅限于国家、集体或个人的财物，而不是骗取其他非法利益。　　
2、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上表现为使用欺诈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　　
首先，行为人实施了欺诈行为。欺诈行为从形式上说包括两类，一是虚构事实，二是隐瞒真相，二者从实质上说都是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的行为。欺诈行为的内容是，在具体状况下，使被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　　
其次，欺诈行为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对方产生错误认识是行为人的欺诈行为所致，即使对方在判断上有一定的错误，也不妨碍欺诈行为的成立。在欺诈行为与对方处分财产之间，必须介入对方的错误认识。如果对方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成立诈骗罪。　　再次，成立诈骗罪要求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之后作出财产处分。　　
最后，欺诈行为使被害人处分财产后，行为人便获得财产，从而使被害人的财产受到损害。　　
3、主体要件：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凡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能构成本罪。　　
4、主观要件：本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

[律师回复] 对于诈骗罪二审辩护词怎样写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福建至信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刘某家属的委托，指派我作为其辩护人，现根据事实和法律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1、被告人刘某的行为不构成诈骗，属于民间借贷。
首先，我们先分析一下诈骗与民间借贷的区别。民事借贷是指因借款人与贷款人达成借贷协议，由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借款人不能按期归还而产生的纠纷。属于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受民事法律调整，不产生刑事责任。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欺骗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对象是各种类型的公私财物。诈骗罪的行为主体通过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方法，使被害人产生错觉而“自愿”交出财物。区别民事借贷纠纷和诈骗犯罪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行为获取的款项是否存在“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所谓“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意图使用非法手段对他人所有的财物行使事实上的占有、使用、收益或处分权，从而侵犯他人对某一特定财物的所有权的正常行使。为此，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定：一是看借款人与贷借人在借贷时的相互关系。一般民间借贷关系多发生在相互了解、相互往来的亲友之间，借贷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而诈骗则往往发生在双方当事人相识不久，采取欺骗的手段骗取对方的信任。二是看发生借贷关系的原因。正常的借贷关系中，借款人确实遇到了困难，一时无力解决，才向他人借贷。而以借贷为名实行诈骗的，则往往是编造虚假的困难事实，或以高利息等利益为诱惑，骗取他人同情或信任。三是看借款人是否愿意归还及不能按期归还的原因。正当的借贷关系，借用人并不否认借贷关系，并表示设法归还。即使不能按期归还，往往是因为遇到了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困难。因此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属于以借款为名行诈骗之实。
其次、被告人刘某借款不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1）被告人刘某行为表明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非法占有通俗讲就是“借”款时就没打算还款。人的主观思想通过客观行为表现出来。从被告人借取的绝大部分款未用于生产经营，而是用于支付前期借款的本金和高额利息事实，公诉机关得出的是被告人刘某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辩护人据此事实却得出相反的结论：被告人刘某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上述事实可以概括为“借后债还前债”(通俗讲就是“拆了东墙补西墙”)，被告人刘某的客观表现显然不是不还，而是借钱也要还债，这一行为本身就说明被告人刘某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其
一，“还前债”说明被告人刘某对前面的借款不具有非法占有之目的，否则还要举债还债吗?其
二，所借“后债”用于还前面的借款，这说明“借后债”的用途是还债，而不是非法占有“后债”。而注册公司、投资开发东门 地块都跟经营有关，何谈非法占有之目?被告人刘某所借款项除了用于生产经营就是用于偿还借款本息，部分借款尚未返还，是由于种种原因客观上无力返还，而不是有能力返还主观上故意霸占不予返还，即属于“心有余而力不足”，并非赖帐不还。
（2）被告人刘某客观上没有实施“隐瞒事实、虚构事实”的行为。书认为：“被告人明知没有偿还能力，仍隐瞒企业亏损、负债累累的真相，虚构企业需要资金周转的事实”。从被告人的供述可知：被告人向他人借款都会说明是资金周转困难，从没有虚构自己的公司如何的赚钱。公司也确实在扩大经营，需要资金。借款人也从没有问被告人的公司经营情况。
2、公诉机关指控“2009年至案发，被告人采取以借为名、骗取他人担保等形式，骗取被害人朱某等人共计人民币14834767
9.5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被告人刘某被指控的部分行为应为公司行为被告人刘某原是某公司的总经理，有的借款款是以某公司名义进行的(如2010年5月21日，向天兴信用投资担保公司借款150万元；2010年9月30日向农业发展银行贷款260元；2009年12月15日、2010年9月1日农业银行某县支行贷款350元、150元)，有的虽然以个人名义借入，但购买的财产包括厂房、设备、汽车等也确实用于公司，所以应当认定为公司行为，书将所有行为都归到吴英个人名下，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2）不少借款的借款时间是发生在2007年之前。如2001年陈某
5.5万元；2002年，钟某2万元；2003年，始通村钟利达村民小组10万元；2003年3月，钟某
1.5万元；2004年杨某8万元；2006年王某
3，2万元；2003年林某2万元；2003年李某8万元；2004年，廖某3万元；2004年，刘某4万元。2004年杨某8万元；2006年王某
3，2万元；(
3）根据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指控他人的基本要素要有具体的受害人和借款时间及具体的借款金额。但书只是罗列了几个人的名字及总数额，没有具体的受害人和借款时间。按照《刑法》第141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只有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才应当提起公诉，可事实上，本案事实并未查清，证据并不确实充分，如借款的时间、数额、还款数额等都没有客观准确、令人信服的数字。显然，公诉机关的指控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按照《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的规定，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辩护人：2012年5月10日

[律师回复] 诈骗罪的无罪辩护词以下两种：
一是出现程序问题。比如有刑讯逼供，诱供的情况，或者没有执行回避制度，又或者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需要进一步侦查
第二种情况，实施犯罪的嫌疑人属于精神病或者某些不能自控的情况，在法律上可以认为无罪，但是要关精神病院。

[律师回复] 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湖北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了本案被告人家属的指名委托，征得本人的同意，由本律师担任秦汉合同诈骗一案的一审辩护人，现依法参与诉讼。
接受委托后，本辩护人仔细地研究了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对本案的起诉书，认真地查阅了本案的卷宗材料，并多次会见了在押被告人，刚才又参加了法庭调查,经综合分析后认为：武汉市江汉区检察院以武江检刑诉字()486号起诉书指控本案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骗取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224条的规定,应当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是错误的，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行为。为履行好辩护人的职责，切实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供法庭合议时参考：
第
一、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周、熊二人的钱财并将其据为已有的故意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定、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本罪，主观方面必须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并将其据为已有的故意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办法实施了刑法224条规定的五种行为，二者缺一不可，否则不是客观归罪，就是主观归罪。结合到本案的卷宗材料和刚才法庭调查的情况，再进行犯罪构成的分析后不难发现：的行为是不符合合同诈骗犯罪的主观方面的构成要件，也就是说对周某和熊某的钱财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钱财并将其据为已有的故意。
刚才庭审已经查明：虚构平安公司提供固定保值投资服务的产品，与周、熊二人签订合同，在取得了周、熊二人的20万后，将该款用于个人炒股，并且还按照约定的时间和数额支付周、熊二人利息，继续在履行他们之间的所谓协议。同时还查明：没有一份证据能证明在取得了周、熊二人的20万后，将其据为已有不想归还，或者不能归还，换句话说，不能否定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因此，本辩护人认为，既然主观方面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主观要件，其行为就不是合同诈骗罪规定的行为，因而也就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
二、挪用的不是其所在单位或者单位客户的资金，也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挪用资金罪，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计划3个月未还，或者虽未超过3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行为。其犯罪的对象是本单位资金。
本案，挪用的是公民个人的钱财，不是本单位资金。虽然，周、熊二人以前与保险公司有业务关系，但这次没有建立业务关系，因而周、熊二人在本案中不是保险公司的客户。由于挪用的不是本单位资金，也不是保险公司客户的资金，因而也就不构成挪用资金罪。
第
三、行为的性质应当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8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
谎称平安保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提供固定保值投资服务，以该公司的名义收取周、熊二人钱财的行为符合高法的上述规定，应当认定为民事欺诈行为。
第
四、的欺诈行为是冒用保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名称与周、熊二人发生投资关系，协议书签定后其按约支付周、熊二人投资收益，到期后如其不能还款，与周、熊二人形成一种民事纠纷。
周、熊二人不论是起诉所在的保险公司，还是起诉，法院都将依据上述事实判令承担返还责任，而不会判令其所在的平安保险公司承担返还责任。理由是：
一、所在的平安保险公司没有固定保值投资服务业务
二、周、熊二人手里没有平安保险公司的正式手续、发票，
三、所签的是其虚构的中国平安保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协议，这个虚构的公司与所在的平安保险公司是互不相干、各自独立的两个公司，用民事诉讼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这是两个民事诉讼主体。
审判长、审判员，综上所述，本辩护人认为，主观上没有非法占有周、熊二人的钱财并将其据为已有的故意，依法不构成合同诈骗罪挪用的不是其所在单位或者单位客户的资金，也不构成挪用资金罪，至于的民事欺诈行为，应当由民法、民事诉讼法来调整，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请法庭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对作出公正的判决。
年月日。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
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律师范律师作为被告人(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委托后，辩护律师查阅了相关案卷并会见了被告人。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信用卡诈骗罪没有异议。现辩护人根据公诉人的公诉意见以及客观事实与法律，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根据法律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可以免除处罚。根据卷宗来看，被告人在2013年3月16日18时到派出所投案自首，其行为构成自首，根据被告人透支的数额，加上2013年4月19日又还款一万元的事实来看，其主观恶性较小，犯罪较轻，依法可以减轻或免除处罚。
二、在庭审过程中，被告人自愿认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第九条的相关规定，请在量刑时酌情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三、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较小，请在量刑时酌情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首先，被告人诈骗的金额为58682.63元，数额不大，虽然该数额已经达到了信用卡诈骗罪的起点，但毕竟是数额有限，社会危害性并不大。如果这些透支数额平均分配到5个银行，每家银行也仅仅一万多点，社会危害性较小。
其次，被告人虽然使用信用卡实施了刷卡消费的行为，构成了犯罪，但是从其消费用途来看，都全部用于生活消费性支出，相对于其他用途的犯罪分子，被告人张恩钊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不大。
综合以上两点，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酌情对被告人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主观恶性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被告人在办理信用卡时，前期还款非常及时，没有不良记录，其办卡动机非常单纯，就是为了生活方便，并没有要刻意的去破坏国家的金融秩序以及侵犯他人的公私财产，只不过后来出现一系列变故(比如自己受到伤害需要医疗、父母生病等)才导致还款不及时，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因为法律意识淡薄，没有意识到不及时还款的后果，才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其根本的目的并不是通过诈骗来发家致富，这与其他以诈骗为生的犯罪份子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被告人主观恶性并不深，请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五、被告人归案前一贯表现良好，是初犯、偶犯，没有前科。
被告人在归案前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和不良记录，更没有犯罪前科，这次犯罪只是因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到事情的后果，是初次犯罪、偶然犯罪，其社会危害程度和主观恶性均与惯犯有着明显的区别，其在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六、被告人张恩钊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并积极愿意赔偿。
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归案后，对整个作案过程主动的做了详细的供述，认罪态度好，坦白交待了所有的犯罪事实，积极配合公安机关查清案件的事实，可以看出其有真诚的悔罪表现，比起拒不认罪、负隅顽抗的被告人其社会危害性要小的多。另一方面被告人虽然家庭不是很富裕，但是仍然积极的向法表态积极想办法赔偿，这一点也充分体现了被告人认罪服法和真诚悔罪的态度。
七、发卡银行存在管理漏洞是本案发生的重要诱因，发卡银行本身存在重大过错。发卡银行为了片面追求利益、盲目争夺客户，在信用卡办理方面存在审核不严等漏洞，在现实生活中，就连没有任何收入的学生等群体都能办理大量的信用卡，足见发卡银行利益熏心，根本不管自身风险防范。辩护人认为发卡行在审核发放信用卡时至少要做身份信息、收入等信息方面的审查和落实，而本案发卡行仅凭受害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简单的信息核准发卡，发卡行本身存在不可推卸的责任，辩护人认为作为发卡银行，不能依仅仅靠国家的刑法来防范自身风险，最重要的是要从制度上完善信用卡的办理，从而从源头上杜绝犯罪的发生。辩护人曾经给某银行做过常年法律顾问，知道该银行在催收信用卡的时候，往往就搬出国家刑律进行吓唬，在催收时，就说再不还就告你信用卡诈骗，迫使持卡人就范，辩护人认为，如果严格按照制度来办卡，也许不会有今天案件的发生。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无论是从主观的犯罪动机，还是在归案后的认罪态度上，都可以看出被告人的犯罪行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都不大，在这个前提下，法律应对被告人以教育为主，提高被告人的法律意识，以惩罚为辅，给被告人一个改过自新、重新做人的机会，故辩护人恳请酌情对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甚至免除处罚。
以上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2013年6月5日。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合同诈骗罪辩护词该怎样写有效问题解答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江西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朱某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王某、朱某涉嫌合同诈骗案被告人朱某的辩护人。开庭前我查阅了案件的证据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参加了11月27日的庭审，现就本案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合议庭采纳。
一、被告人朱某在本案中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本案的基本事实是：被告人朱某本来是在武汉开货车的司机，2012年3月份被告人王某打电话邀请其过去帮忙从事网上特价机票骗钱的活动，朱某接受了王某的邀请并与吴某、湛某等人在王某的安排和指示下与王某一起打接受害人电话、购买手机卡，将从他人处购得的银行卡上传到部分网站上。在此过程中，朱某显然是起次要或辅助作用，完全符合从犯特征，理由如下：
1、其对共同犯罪故意的形成起次要作用，是应主犯王某的邀请而参与到共同诈骗活动中
2、其在共同犯罪中处于从属地位，未参与共同犯罪行为的组织、策划和指挥，所实施的行为均是在王某的指示和安排下进行的
3、其仅参与实施部分犯罪行为，在共同犯罪中不起主要作用
4、共同诈骗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包括建立网站、网站推广等均由王某实施，朱某实施的行为基本限于打接电话、将银行卡账号上传到王某建立的网站上，对犯罪结果所起的作用较小
5、犯罪所得均由王某收取，王某除先后几次共给过朱某6000元左右用于消费外，朱某从中并无获利，更未与王某有过分赃。
因此，被告人朱某在本案中属从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且犯罪较轻，结合最高人民量刑指导意见，可以减少基准刑的50以上或者免除处罚。
二、被告人朱某的涉案数额未达到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的标准
在书所列举的本案17次诈骗行为中，公诉机关明确指控且有充分证据证明被告人朱某参与实施的只有第
5、1
5、1
6、17次，而其它次并无确凿证据证明朱某参与其中。虽然被告人朱某在公安机关对其第五次讯问笔录中承认对第
2、
3、4次受害人汇款账号户名“周杨稳”有印象，但其在回答公安机关“这套银行卡是谁挂到网站上去的”问题时表示“不是我挂就是王某过(挂)的，总之是我们两个人中一个人挂的”，在无其他证据证明一定是被告人朱某在网站登记这些银行账号的情况下，按照“疑罪从轻、罪疑从无”的法理，不能推定朱某参与了这几次诈骗行为。因此，被告人朱某的涉案数额应以第
5、1
5、1
6、17次累计认定为14218元，其犯罪数额远未达到合同诈骗罪“数额巨大”的标准。
三、被告人朱某认罪、悔罪态度好
被告人朱某对指控的基本犯罪事实无异议并自愿认罪，这一态度是应当加以肯定的。被告人朱某案发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及其他人的全部罪行，特别是对作案手段、作案经过作了详细交代，便于本案的彻底查明。被告人朱某对自己的犯罪有悔罪表现，在会见辩护人时，他多次泪流满面，表示对不起新婚的妻子和家人，对不起受害人，并让我委托家属一定要退交6000元钱给司法机关。可见，被告人朱某确有自愿认罪、悔罪的表现，合议庭应按有关量刑规定酌情从轻处理。
另外，被告人朱某父母均为老实憨厚的农民，家境贫困，且家里今年初在朱某结婚时欠下了巨额债务，朱某在参与共同诈骗活动之前是货车司机，是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希望合议庭能考虑其家庭现实困难，以人为本，尽量予以从宽处理。
审判长、审判员：被告人朱某因为一时的贪念实施了犯罪行为，但辩护人请求合议庭充分考虑以上辩护意见及被告人朱某彻底坦白的态度和悔罪的表现，请求对被告人依法从轻处罚。
辩护人：律师事务所
2012年11月29日。

[律师回复] 二手车买卖合同是指政府为规范二手车交易市场设定的适用于买卖双方的，保护双方权益的地方性细节法规。目前，全国越来越多省市已经发布二手车买卖规范合同，例如苏州，广东，深圳，2013年5月24日，湖北省工商局制定了湖北二手车买卖合同。

[律师回复] 根据法律规定，缓刑适用于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对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依法实行社区矫正。因此，一审判刑二年，被告人不服判决上诉后，二审人民法院如果在全面审理过程中，认为原判量刑不当的，可以改判；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认为适用缓刑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

[律师回复] 票据诈骗罪辩护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5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XX律师事务所接受被告人亲属和其本人的委托，指派我担任本案第二被告王的辩护人，参与本案的诉讼，依法履行职责，承担辩护任务。
　　签于本案的立案背景和社会反响，经过详细翻阅案卷，认真会见被告以及上次和今天两次参加庭审所掌握的情况，辩护人认为起诉书指控被告王犯有票据诈骗罪的事实不清和证据不足。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结合本案事实和法律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王介绍A和B认识是出于请教专业知识的需要，并非起诉书所指帮助A物色可以实施犯罪的单位。从被告人王、A)和B的在公安机关的口述可以互相印证说明，被告人王是在2007年3月以前，因A需要了解公司增资扩股的操作程序知识，被告人王才介绍他和某某公司财务总监B认识的，当时他们的见面也确实只是讨论有关公司扩股验资方面的事情，互相还交换了名片，并没有谈及A借用某某公司任何款项的问题。A是某某(集团)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B是某某公司的财务总监，以后A和B之间的互相接触或电话联系商谈借用资金的问题应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业务联系。被告人王作为银行工作人员当然无权干涉。
　　
二、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是B主动交给A的，与被告人王无关。从上次庭审中公诉人对被告人A和王的讯问以及A的口供中可以证明，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是B打电话给A联系好后，由B主动交付给A的，B之所以通知被告人王，是因为他要告诉被告人王资料在A那里，要求王从A处领取并且帮助他为某某公司在某某银行市南支行开户。B交付开户资料给A时被告人王在外地出差，根本就不在青岛，她接到B的电话后，只不过出于工作上的责任心帮助B再次和A联系了一次。根据证人某某公司法人代表徐柏平的证言，某某公司财务总监B具有500万元资金的调配权限。根据A单独在公安机面前作出的口供可以证明，A是在和B就借用某某公司500万元款项的利息达成了约定后，B才将银行开户资料主动送交A手下人员的。
　　
三、A私自刻制某某公司的印章、更换某某公司开户印鉴的过程被告人王既没参与也不知情。在庭审中A和王的陈述以及吴明生等证人的证言均一致证明，A在拿到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资料后私自派人偷刻了某某公司的法人章和财务转用章，并且调换了某某公司的银行开户印鉴。对于这一点，根据A在公安机关面前的口供可以证明B对他的行为是明知的，并且心照不宣。而被告人王对此当时是一无所知，并且她在事后得知A更换了某某公司的印鉴后也及时告诉了某某公司财务总监B。这也充分证明了被告人王并没有和A共谋伪造某某公司印章的事实。
　　
四、A动用某某公司500万元存款是他本人和B达成一直意见的结果，被告人王在印鉴核对无误后没有理由拒绝出票划款。通过庭审已经查明，2007年7月底，A要求被告人王从某某公司的帐户中划出500万元出具本票一事，是A和B已经说好的事情，被告人王作为银行工作人员没有理由对符合印鉴的提款请求予以拒绝，况且A和王说B知道并且同意这样操作。
　　综上所述，被告人王在本案中既没有非法占有青岛某某经济开发区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某某公司)的动机和故意，也没有参与或共谋伪造某某公司的印章骗取某某公司的500万元款项，更没有从中取得任何回扣或好处费，其在印鉴比对无误的情况下出具的本票符合银行业务规则和操作程序，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四条票据诈骗罪的规定，因此青岛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关于指控被告人犯票据王诈骗罪的事实和法律依据不能成立。辩护人请求法庭对被告人王进行无罪释放。本辩护意见暂且到此。谢谢!
　　此致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辩护人：某某
　　某某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回复] 审判长、审判员：
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邹某近亲属的委托，指派我们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参加本案的诉讼活动。为更好的履行辩护职责，我们认真分析了本案的全部案卷材料，多次会见被告人，并进行了必要的调查取证，特别是通过两次庭审调查，我们对本案案情有了全面的了解，现依据有关事实和法律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我们总的观点是：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和罪名不能成立，本案被告人邹某不构成贪污罪，请求人民法院对被告人作出无罪判决。
主要理由有二：

一、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邹某利用职务便利，于1998年4月28日采取隐瞒公司收入、截留单位公款的手段，将其为丈夫投保个人养老还本保险的保险费62500元非法占为己有而构成贪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疑罪从无”的原则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从犯罪证据学的角度说，认定犯罪事实成立需要充分的确凿的证据，也就是必须作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有证据应当具有真实性、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并且所有证据应当具有一致性，即从这些证据得出的结论应当是唯一的、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其他一切可能。如果这些证据不能排除合理的怀疑，不能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那么就不能依据这些证据认定犯罪事实成立。结合本案法庭调查质证的证据，我们可以作以下的分析和归纳：

首先，从公诉人所举被告人涉嫌犯罪的大量证人证言和书证来看，许多证据是矛盾的，而且许多证据本身也存有疑点，从这些证据不能必然得出被告人犯有贪污罪的结论。
其
一，公诉人所举的下列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人邹某已经向长清县人寿保险公司交纳了62500元的保费，保险合同合法有效：
1、证人郝兴山证明，被告人邹某已将保费62500元交保险公司；
2、保险单正本、收据原件证实保险合同真实有效，保费已交保险公司；
3、长清县人寿保险公司证明，保单合法有效，收据真实；
4、保险合同条款证实保险合同成立生效；
5、证人周毅、王颖证实，保险公司财务科收到保户交纳的保费以后，在客户收据联并不加盖现金收讫章，被告人的收据具有证明保费已交付财务科的证明效力。
其
二，部分证据不能排除被告人邹某向保险公司交纳保费后，其他人截留保费、销毁有关单证的可能性。
1、证人武勇证实，当时长清县保险公司管理很不规范，业务都是按老传统办理的，未按照上级下发的文件规定办理；
2、证人王营建证实，被告人当时确实向他反映过单位空白单证管理混乱的问题，公司分家时确实看到业务单证遍地都是的情况；
3、证人陈成新证实，当时的业务是按老传统办理的，未按照上级下发的文件办理；
4、长清县人民法院技术鉴定书证明，被告人邹某在保险公司财务室门口垃圾堆旁拣到的被撕毁的业务单证碎片，确系长清县人寿保险公司已办理的业务单证；
5、长清县人寿保险公司自己证明，其办理的业务单证有在办公室内遗失的现象，既然保险公司内部管理混乱办理保险业务违反上级规定，又确实存在业务单证被毁损、遗失的情况，又怎能排除被告人邹某该笔业务档案被销毁、遗失的可能性呢？
其
三、公诉人提供的证实被告人未向保险公司交纳保费的有关证据不能排除合理怀疑，从逻辑角度看，不能得出必然的、唯一的结论。
1、证人证实被告人未向公司交付保费的证言均系间接证据、传闻证据。其证词大都是“未听说过”、“未见到过”、“不知道有此事”等等，其主观的否定性的陈述不能证实被告人客观上未交付保费；
2、有关保险公司业务统计表、工资发放表及被告人工资单等书证材料证实被告人当月没有业务提成，但这并不能反向推导出被告人必然未交的结论。因为如前所述，不排除别人私吞保费、销毁单证的可能性。若其他人暗中作了手脚，有关统计与工资发放表当然反映不出来；
3、证人刘毅、李淑燕系直接利害关系人，在本案与被告人是一对一的，其否认被告人已交纳保费的证言与被告人陈述相矛盾，不宜采信；
4、有关证人证实被告人未要求提成和奖金的证言是不真实的，与被告人提供的证据相矛盾。
上述证据矛盾重重，无法从中推出一个确定的结论。公诉人据此指控被告人犯贪污罪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仅凭主观怀疑、臆断，其观点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其次，从辩护人提交的证据看，
1、被告人办理的该笔业务与以往办理的保险业务都是同一方式，被告人是按照上级单位下发的业务程序办理的，符合有关规定，应当视为被告人已经交纳保费；
2、保险公司内部规定文件，规定了办理业务的流程，是先交钱后编号，与被告人所述办理此笔业务的事实相符合；
3、辩护人向人民法院申请调取的能够证实被告人已经交纳此笔保费的长清县人寿保险公司重要空白单证交接书竟然“丢失”！（证人陈成新证实，确实有而且是他亲自监交的）如此关键的证据在如此关键的时候竟然“丢失”了，实在令人怀疑！是真正丢失了还是不便出示，我们不得而知。既然如此重要的交接书都弄丢了，还有什么弄不丢的呢？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被告人的该笔业务档案也有被“弄丢”的可能；
4、从被告人所拣到的被撕毁的业务单证碎片来看，长清县人寿保险公司确实存在销毁或遗失已办理的业务单证的情况；
5、从事实看，被告人离开保险公司后，保险公司一直未向其要求清理空白单证，这从反面证实保险公司事实上已经承认被告人交纳了保费，手中不再有空白单证。
综合以上的证据分析，我们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邹某利用职务便利，于1998年4月28日采取隐瞒公司收入、截留单位公款的手段，将其为丈夫投保个人养老还本保险的保险费62500元非法占为己有构成贪污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且相关证据互相矛盾，疑点重重，不符合我国刑事诉讼法认定有罪所要求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故人民法院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二、本案应归属于民事法律调整范围，而不属于刑法所调整。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这62500元的保费的所有权是否已经转移至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第13条的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交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同样地，结合“中保人寿保险有限公司98版养老金还本保险条款第三条：“本公司所承担的保险责任自本公司同意承保，收取首期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开始，除另有约定外，保险责任开始的日期为本合同的生效日”，从以上条款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被告人同保险公司签订的这份合同即使成立，也是附生效条件的，即只有被告人交纳了保费以后才生效，从本案来看，不论是保险公司，还是公诉人，都在竭力证实并向法庭出示了大量证据，证实被告人已收取了自己投保的保费，但根本没有向公司交纳这62500元的保费。
在保险合同中，保险合同的成立、生效和保险人责任的开始，是三个不同的概念。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成立，也即开始生效，保险人开始负保险责任。但是，如果对保险合同何时生效，保险人何时开始承担保险责任，法律有明确规定或合同有特别规定的，则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或合同的特别约定。本案中投保人同保险人约定合同生效日期是保险公司收取了投保人的保费之时，同时也是为保险人责任的开始。在这里，还有一个合同履行的概念，所谓合同的履行，是指合同当事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全面适当实际地完成各自承担的合同义务，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的过程。在保险合同中投保人的义务是按约定交纳保费，保险人的义务是承担保险责任。但合同何时履行、如何履行，则取决于双方当事人，对于投保人，保费交付至保险公司则为履行，否则，合同未履行。如投保人两年内未交纳保费，根据《保险法》第58条之规定，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在本案中如果被告人未交纳保费，合同自始未履行，如果说被告人交纳了保费则须以保险公司的财会部门收到，并且入帐时起，才始为交付，保费的所有权才真正转移，如果没有保险公司财会部门的真实收费凭证，保费的所有权并未转移，这就是投保人同保险人合二为一时，保费交付的转移点，也是这份62500元保费所有权转移的临界点。否则，一个人左口袋的钞票掏到左口袋中，你总不能说这就是贪污吧，那么贪污的是谁的钱呢？总不能说自己贪污自己的钱吧。被告人邹某现在只是在保险单上写了6万余元，就认定为贪污，那么邹某如果写上62万元，620万元也叫贪污吗？那么，保险责任到期时，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该去保险公司领取多少钱呢？如果认为签定了合法有效的合同就已视为合同履行的话，那么甭说有一个中保人寿，就是有一百个中保人寿也支付不起如此贪污犯所投的人身保险吧。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可能受法律保护也不可能带来合法利益。同样的，任何一个犯罪行为不可能因此而产生合法的利益，这是惩罚犯罪最根本的目的，也是正确理解本案中如果自己同自己所代理的保险公司签订合同时，只有将保费真正交至财会部门，保险合同才开始生效、保险责任才开始的关键所在。《保险法》赋予了保险公司在合同未履行的情况下有拒绝支付保险金的权利，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不行使却要求刑侦机关来侦察，真是无稽之谈。本案中，邹某同保险公司的合同纠纷问题应属于民事法庭审理。交与未交，均为民事法庭的法官来判断，而不应由刑事法庭来审理。交了保险金，将来受益人或被保险人是否可以领到保险金，领到多少保险金，双方的合同是否有效，均应由民事法庭审理。如果未向财会部门交纳保费，即使合同签定了也未履行，因为所谓的保费只是一个空的。既然如此，何来的犯罪客体呢？更何来的贪污犯罪呢？更何况《保险法》第59条明确规定：“保险人对人身保险的保险费不得用诉讼方式要求投保人支付。”因此，人身保险合同不存在要求投保人继续履行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案是一起典型的民事案件，但是错误地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辩护人恳请合议庭严格适用法律，查清客观事实，宣告被告人无罪。
辩护人：

[律师回复] 写保险诈骗罪从犯辩护词需要根据具体的情节，在阐明事实时强调从犯所起的作用及所处的位置，在犯罪过程中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律师回复] 案情简介：2013年犯罪嫌疑人甲约乙两次一同前往茶馆与被害人风面，由乙充当某公司的老总，说该公司有工程业务外包，可以的话可能承包给被害人。后甲以需要打通关系为由数次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共十几万元全归自己所有。因承包一事迟迟没有音讯，被害人心生疑惑，到乙所在公司一询问得知乙根本不是某公司的老总，便要求甲归还款项，但甲已将款项用作他处已无力偿还。被害人遂报案。报案后公安机关将甲和乙涉嫌诈骗为由予以刑事拘留。
本人接受乙家属的委托，在了解案情后，发现乙是在甲的请求下出于朋友之情，答应帮忙充当一下老总而已，过程中也未收过被害人任何财物。乙当初的心理是：其相信甲能够从某公司拿到工程项目，只是工程项目的承包在实践中存在许多猫腻和生意人在生意场上经常夸大一些能力，是不争的事实。乙出于推辞不了和朋友之情才答应帮忙。但其心理态度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是诈骗他人，也不知道甲叫他充当老总是为诈骗他人，从犯罪主观要件来说，乙并不具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他人财物的意思。
所以本案中从客观上来看乙与甲一起采用虚构事实的方法，骗取他人较大数额的财物，涉嫌构成诈骗罪。但从犯罪的主观要件来说，因为诈骗罪是故意犯罪，要求犯罪人主观上一定是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而乙不具这一要件。再从共同犯罪的特征来看：共同犯罪必须是共同故意犯罪。所谓“共同故意犯罪”，除了具备有共同的行为，还需具备有共同的故意。共同故意，要求：
1、几个犯罪人对自己实施的危害行为都持故意的心理状态；
2、几个犯罪人相互明知，即几个犯罪人都认识到自己和其他行为人在共同进行某一犯罪活动。这两方面的统一，才形成了犯罪人的共同故意。显然的，在本案中，只有甲在事前是有诈骗他人的故意，但他的“故意”并没有告知乙；而乙根本没有诈骗他人的故意，也不知道他帮忙充当老总的行为是与甲一起进行诈骗活动。
综上，本人认为乙的行为不符合犯罪构成所需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便打算为乙作无罪辩护，在公安侦查阶段就开始提出辩护意见，认为乙不构成犯罪，公安未予以认可。案件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本人再次向检察院提出乙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希望检察院对乙作出不起诉决定。检察院在反复斟酌后，第二次退回补充侦查时便要求公安机关不再将乙移送审查起诉，致此乙重获自由之身。

[律师回复] 、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律师回复] 对于这个问题，解答如下, 信用卡诈骗罪怎么做无罪辩护 基本案情： 陈某芝向建行申请了一张信用卡，因超期还款，与建行工作人员就利息问题发生争议，未能及时还款。建行遂以信用卡诈骗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侦查过程中，陈某芝认为公安机关处理不公，有抵触情绪。公安机关认为其态度不好，加大侦查力度，查出其有多起透支行为，遂一并作为涉案金额，移送提起公诉。本律师在审查阶段接受委托后，会见了陈某芝并了解了相关案情，认为陈某芝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依法向提交了法律意见书。本律师的辩护意见最终被采纳，作出不决定。现将辩护意见书全文附后，以飨读者。 信用卡诈骗罪辩护意见书(无罪) 罗湖区人民检察院： 犯罪嫌疑人陈某芝因涉嫌信用卡诈骗罪一案，于3月7日被罗湖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经贵院批准，于4月11日被执行逮捕，现该案已移送贵院审查。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彭刚接受陈某芝之兄陈志永委托，担任陈某芝在审查阶段的辩护人。由于时间仓促，正在等待贵院安排阅卷。本律师根据有关法律，依见了陈某芝，并向其家属了解了相关情况，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之规定，初步提出如下辩护意见，供贵院参考并希采纳。 辩护人总的辩护意见是：陈某芝所涉案的四笔信用卡其透支真实金额远远小于侦查中所认定金额，且透支款息现已清偿，其犯罪情节轻微，依法可以免除处罚，请求贵院依法作出不决定。其具体理由如下： 一、陈某芝持有的建设银行信用卡透支款息未及时归还事出有因，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故意，且现已全部清偿。 据陈某芝向本律师陈述，陈某芝因建设银行一张本金为18059元的信用卡透支超期未归还，因而被立案侦查。事实是，陈某芝虽未按期归还，但事出有因，并非“恶意透支”。其 一，此卡陈某芝使用多年，且由普通卡升级成金卡，一直信誉良好;其 二，在4月银行催收时陈某芝因对建行所收的利息和滞纳金有异议，与建行工作人员交涉中产生矛盾，但并没有逃匿、改变联系方式等逃避银行催收的行为;其 三，陈某芝在2月与他人发生纠纷，被打成轻伤住院治疗，同时因受伤住院公司运转不灵，资金出现困难，因而耽误了还款，属于因客观原因没有及时归还。总的来说，陈某芝并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故意，认定其是“恶意透支”于法不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6条的相关规定，对“恶意透支”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有明确的解释)。同时，在案发以后，其家属也积极帮助其清偿了该建行信用卡的全部本金和利息。 二、陈某芝持有的两张中国银行信用卡是否构成“恶意透支”存疑，且现已全部清偿。 据陈某芝陈述，陈某芝另有两张中国银行信用卡，一张透支本金48409元，另一张透支本金1477元，也被纳入犯罪金额。辩护人认为：该两张中国银行卡是否符合《解释》第6条“恶意透支”认定的条件，是否作犯罪化处理，需要有一定的证据支持。由于辩护人尚未阅卷，故只能存疑。但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该两笔中行信用卡透支款息在案发以后，其家属也代陈某芝全部清偿。 三、陈某芝持有的招商银行信用卡透支款息业经人民民事审判，进入执行程序，该笔透支款息不应计入本案涉案金额。 据陈某芝陈述，陈某芝另于2005年7月在招商银行办理一张信用卡，透支本金为159397元，该欠款已经作出生效民事判决，并进入执行程序。根据《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第12条之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作出生效判决的民事案件，如果属同一法律事实，在未撤销该判决或检察院未通知公安机关立案之前，公安机关不应当直接立案侦查。据此，侦查机关将陈某芝在招行信用卡透支的本金159397元作为涉案金额，进行立案侦查，于法不当，应予纠正。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犯罪嫌疑人有精神病的辩护词怎么写 审判长、审判员： 作为被告人邓某某(以下简称被告人)的辩护人。接受指派后查阅了相关案卷材料，辩护人对于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有盗窃罪的事实及罪名没有异议。现辩护人针对被告人的量刑及处罚提出辩护意见如下： 一、被告人邓某某系间歇性精神病人，根据我国刑法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 本案被告人邓某某经重庆市精神卫生中心精神医学司法鉴定以及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司法精神病学所出具的鉴定意见书可知被告邓某某确有精神分裂症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具有法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患病导致被告在完成小学阶段的学习之后就辍学在家，并由于父母离异，没有人照顾，也没有能力就业，导致他没有任何经济来源，被告人犯罪一定程度上是受生活所迫。 二、根据我国刑法相关规定，辩护人认为被告有以下酌定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 1、本案被告人邓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无阻碍侦查机关侦查活动的行为，并有认罪、悔罪的表现，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2、被告人邓某某系初犯、偶犯。邓某某在此次犯罪之前并无任何犯罪行为。 3、被告人邓某某愿意赔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 4、被告人邓某某所盗窃的对象是其亲属和同村的熟人。 5、被告人邓某某当庭认罪，悔罪态度好。

[律师回复]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的一审辩护人，依法参加本案的审判活动。辩护人认真地研究了一审判决书，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现辩护人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及其定性本身没有异议。
二、被告人犯罪情节并不严重
根据刑法学理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 法发[1996〕32号)第一条的精神，认定诈骗罪情节是否严重主要从诈骗所得数额、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等方面来衡量。从公诉机关查明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来看，的行为够不上情节严重：
1、涉案金额较少。在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通过虚假婚姻介绍，诈骗他人，获得赃款16250元。在诈骗犯罪中，16250元属于诈骗金额较大，而非巨大或特别巨大。对此，检察机关的起诉书第三页也是如此认定的，我们对此表示赞同。
2、不是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其在犯罪前有正当职业，一直本分老实，遵纪守法，凭自己辛苦劳动赚钱养家;
3、诈骗对象是公民个人财产，而非企业事业单位生产资金或救灾、抢险等民政救助财物，未造成企事业单位停产停业损失;
4、的犯罪行为未导致受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危害后果相对较小;
三、本案中，具有诸多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1)认罪态度较好
始终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认罪态度极好。被告自始至终怀着赎罪的心态详细、如实供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无隐瞒、捏造等他推责任、逃避打击等行为。被告在公安机关以后几次的讯问中的供述基本相同，连细节也陈述的前后一致。对此，起诉书在第4页第1段也确认了该事实。根据2010年10月1日期实施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7条的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被告人，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2)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
不论是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上还是今天在法庭上，均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悔罪态度。人民法院在对王某量刑时应该酌情考虑。与此同时，被告人愿意主动接受罚金刑，愿意以此方式来主动接受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悔罪的诚恳态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七款：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轻处10%。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的，在20%以内按比例轻处。
(3)被告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劣迹，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不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
(4)被告愿意立即退还赃款
被告人明确表示要立即退赃，并且其家属也当庭表示立即退回赃款。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二)被告人退赃、赔偿的(不含损失在2 000元以下的)，在10%以内按比例轻处;
(5)从利于罪犯改造的角度，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处从轻处罚
对于初犯、偶犯，要考虑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判处实刑后的交叉感染，有些盗窃犯只是偶尔失足，罪行并不严重，判处一两年的刑罚，适用了实刑，将其关进监狱，结果人没有改造好，反而沾染了一身恶习，使其丧失廉耻，进而破罐子破摔。惩罚犯罪并不难，但是要真正改造犯罪分子使其回归并且融入社会才是难题。
综上，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列明的多种从轻减轻处罚的考量因素。请法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考虑被告的行为情节以及后果，对被告人处以7个月之内的有期徒刑或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故恳请人民法院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立即变更的强制措施，尽快恢复的自由之身，保障的合法权益。
谢谢。
辩护人： 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
2013年 月 日

[律师回复] 辩护需要辩护词，那么酒托诈骗无罪辩护词如下: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审判员：
依据《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指派我担任的一审辩护人，依法参加本案的审判活动。辩护人认真地研究了一审判决书，详细地查阅了本案全部卷宗材料，并依法会见了被告人，对本案案情有了比较全面、客观的了解，现辩护人根据事实与法律依法发表如下辩护意见，请法庭充分考虑并采纳：
一、对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犯诈骗罪的犯罪事实及其定性本身没有异议。
二、被告人犯罪情节并不严重
根据刑法学理论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12.16 法发[1996〕32号)第一条的精神，认定诈骗罪情节是否严重主要从诈骗所得数额、犯罪行为导致的后果等方面来衡量。从公诉机关查明的事实和提交的证据来看，的行为够不上情节严重：
1、涉案金额较少。在2011年8月至2012年6月，通过虚假婚姻介绍，诈骗他人，获得赃款16250元。在诈骗犯罪中，16250元属于诈骗金额较大，而非巨大或特别巨大。对此，检察机关的起诉书第三页也是如此认定的，我们对此表示赞同。
2、不是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其在犯罪前有正当职业，一直本分老实，遵纪守法，凭自己辛苦劳动赚钱养家;
3、诈骗对象是公民个人财产，而非企业事业单位生产资金或救灾、抢险等民政救助财物，未造成企事业单位停产停业损失;
4、的犯罪行为未导致受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其他严重后果，危害后果相对较小;
三、本案中，具有诸多法定与酌定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
(1)认罪态度较好
始终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认罪态度极好。被告自始至终怀着赎罪的心态详细、如实供述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无隐瞒、捏造等他推责任、逃避打击等行为。被告在公安机关以后几次的讯问中的供述基本相同，连细节也陈述的前后一致。对此，起诉书在第4页第1段也确认了该事实。根据2010年10月1日期实施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第三部分第7条的规定，“对于当庭自愿认罪的被告人，根据犯罪的性质、罪行的轻重、认罪程度以及悔罪表现等情况，可以减少基准刑的10%以下，依法认定自首、坦白的除外。”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九条：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
辩护人恳请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予以充分考虑。
(2)被告人有真诚的悔罪表现
不论是在公安机关的讯问笔录上还是今天在法庭上，均表达了自己真诚的悔罪态度。人民法院在对王某量刑时应该酌情考虑。与此同时，被告人愿意主动接受罚金刑，愿意以此方式来主动接受惩罚，以表明自己的悔罪的诚恳态度。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五条第七款：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轻处10%。第二十六条第三款：主动接受财产刑处罚的，在20%以内按比例轻处。
(3)被告一贯表现良好，没有劣迹，不具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不具有从重处罚的情节。
(4)被告愿意立即退还赃款
被告人明确表示要立即退赃，并且其家属也当庭表示立即退回赃款。最高人民法院《量刑规范化指导意见》第二十六条(二)被告人退赃、赔偿的(不含损失在2 000元以下的)，在10%以内按比例轻处;
(5)从利于罪犯改造的角度，恳请法庭对被告人处从轻处罚
对于初犯、偶犯，要考虑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避免判处实刑后的交叉感染，有些盗窃犯只是偶尔失足，罪行并不严重，判处一两年的刑罚，适用了实刑，将其关进监狱，结果人没有改造好，反而沾染了一身恶习，使其丧失廉耻，进而破罐子破摔。惩罚犯罪并不难，但是要真正改造犯罪分子使其回归并且融入社会才是难题。
综上，被告人的行为符合《刑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中列明的多种从轻减轻处罚的考量因素。请法庭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全面考虑被告的行为情节以及后果，对被告人处以7个月之内的有期徒刑或判处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
故恳请人民法院以人为本，人性化执法，立即变更的强制措施，尽快恢复的自由之身，保障的合法权益。
谢谢。
辩护人： 律师事务所律师
律师
20 年 月 日

[律师回复] 根据诈骗罪法律规定及其特点，综合案件事实，刑事诈骗补充辩护词为被告人靳某某作无罪辩护。因被告人所涉嫌的犯罪系量刑规范罪名，故辩护人以实体无罪辩护与量刑辩护两个部分展开辩护。
纵观全案，被告人是否实施诈骗的主要判断标准是其是否从事代办信用卡、贷款业务。因此，辩护人不是从被告人所涉嫌的罪名的犯罪构成入手，反其道而辩之，抓住本案的核心问题，即被告人是否在真实的从事代办信用卡业务，有无能力为他人代办信用卡。
根据刑法规定并结合本案事实，被告人若构成诈骗罪必须同时具备以下犯罪构成要件：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公私财物。本案中，被告人泽的行为不具备其所涉嫌诈骗罪的犯罪构成要件，故辩护人作无罪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