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工伤待遇纠纷的办理,其线索往往从劳动关系建立的那一刻就已埋下。陈某于2024年3月入职某公司,成为一名外卖配送员,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某公司也没有为其缴纳工伤保险。这些在当时看似平常的用工安排,在后来发生的争议中,成为判断责任主体与待遇支付的关键前提。对代理律师而言,接手案件后首先要厘清的,正是这类基础事实: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是否构成劳动关系,用人单位是否依法履行了参保义务,事故发生是否发生在工作过程中。曾广联律师在梳理本案时,将入职时间、用工形式、参保情况逐项列出,作为后续各程序节点推进的事实底座,也由此明确了案件此后围绕责任承担展开的基本走向。
时间推进到同年4月,陈某在取餐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受伤,经诊断为左侧肱骨骨折及多根肋骨骨折,住院治疗23天,花费医疗费2.4万余元。从程序节点上看,取餐途中属于履行配送工作的过程,这一事实与后续工伤认定直接相关。事故发生后,陈某被依法认定为工伤,并经鉴定为九级伤残。工伤认定与伤残鉴定是劳动者主张待遇的两道前置关口,前者确认伤害与工作的关联,后者确定待遇核算的伤残档次,二者共同决定了后续请求能否成立以及大致数额。曾广联律师现为福建汀龙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法学专业背景使其在处理此类案件时,格外重视认定文书与鉴定意见之间的衔接,避免前置事实出现缺口。
在前置程序完成后,陈某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某公司支付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共计18.3万余元,同时注明需扣除陈某已取得的3.1万余元雇主责任险理赔款。仲裁是劳动争议进入诉讼前的必经环节,其裁决结果并非终点,而是双方博弈的第一轮落点。对劳动者一方而言,裁决支持的待遇项目、核算方式以及扣除项如何认定,直接关系到最终可获得的数额。曾广联律师把裁决中的每一待遇项目与扣除依据分开核对,逐一比对伤残等级、工资收入等因素,为应对用人单位可能的后续动作做好准备。
某公司不服仲裁裁决,诉至某法院,请求判令无需支付上述费用,案件由此进入一审程序。一审法院经审理,判决某公司支付陈某停工留薪期工资3.3万余元、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万余元等合计17.8万余元,并同样扣除已取得的3.1万余元。较之仲裁,一审判决在待遇项目上作了进一步细化,停工留薪期工资与一次性伤残补助金被分别列明,核算依据也随之清晰。曾广联律师代理陈某参与一审,围绕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这一事实,主张发生工伤事故后相应待遇应由用人单位支付,并就可能出现的抗辩提前组织了证据与意见。
一审宣判后,某公司不服判决,依法提起上诉,案件进入二审程序。二审的核心争议焦点集中在三个方面:其一,某公司主张双方已达成由商业保险理赔一次性了结所有赔偿的和解协议,该主张是否成立;其二,陈某在交通事故侵权案件中已获赔误工费,再向某公司主张停工留薪期工资是否构成重复求偿;其三,某公司投保的雇主责任险理赔款,是否应当直接免除或抵扣其法定的工伤赔偿责任。这三个焦点层层递进,既涉及事实举证,也涉及法律性质的判断。长汀县曾广联律师在二审中逐一回应:和解协议因某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而不被采信;停工留薪期工资与侵权误工费性质不同,不宜径行替代,不属于重复求偿;商业雇主责任险理赔款与法定工伤待遇分属不同法律关系,不能直接抵扣。围绕这些争点,曾广联律师以严密的法律逻辑和清晰的证据组织展开应对,把工伤保险与商业雇主责任险的性质差异讲清楚。
二审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公司未依法为陈某缴纳工伤保险费,发生工伤事故后应由用人单位支付工伤保险待遇。针对和解协议,法院认为某公司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不予采信;针对停工留薪期工资与误工费,法院认定二者性质不同,劳动者因第三人侵权导致工伤,有权同时主张工伤保险赔偿与人身损害赔偿,医疗费用除外,不属于重复求偿。关于金额,法院认为一审综合伤残等级、工资收入等因素核算的待遇并无不当;二审期间,一审法院对部分项目金额作出补正裁定,二审法院予以确认。最终,二审法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从仲裁到一审再到二审,一起工伤待遇纠纷走过完整的程序链条,曾广联律师以敬业、专业的执业态度,把每一阶段的事实与法律问题逐一厘清,让一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程序中得到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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