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虚假合同避税有什么责任

[律师回复] 增值税专用发票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会计凭证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普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所开具和收取的收付款凭证。两者的区别如下： 首先，发票的印制要求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由税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指定企业印制。 其次，发票使用的主体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只能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普通发票则可以由从事经营活动并办理了税务登记的各种纳税人领购使用。 再次，发票的内容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具备普通发票所具备的内容外，还包括纳税人税务登记号、不含增值税金额、适用税率、应纳增值税额等内容。 第四、发票的联次不同。专用发票有四个联次、七个联次两种，而普通发票则只有三联一种。 最后，发票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专用发票不仅是购销双方收付款的凭证，而且可以用作购买方扣除增值税的凭证而普通发票除运费、收购农副产品、废旧物资的按法定税率作抵扣外，其他一律不予作抵扣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应税销售行为的购买方为消费者个人的 (二)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

[律师回复] 你好，为避税签订虚假施工合同违反了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42条规定: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给对方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一）假借订立合同，恶意进行磋商；
　　
（二）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情况；
　　
（三）有其他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
第五十二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您好，针对您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增值税专用发票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会计凭证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普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所开具和收取的收付款凭证。两者的区别如下： 首先，发票的印制要求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由税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指定企业印制。 其次，发票使用的主体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只能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普通发票则可以由从事经营活动并办理了税务登记的各种纳税人领购使用。 再次，发票的内容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具备普通发票所具备的内容外，还包括纳税人税务登记号、不含增值税金额、适用税率、应纳增值税额等内容。 第四、发票的联次不同。专用发票有四个联次、七个联次两种，而普通发票则只有三联一种。 最后，发票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专用发票不仅是购销双方收付款的凭证，而且可以用作购买方扣除增值税的凭证而普通发票除运费、收购农副产品、废旧物资的按法定税率作抵扣外，其他一律不予作抵扣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应税销售行为的购买方为消费者个人的 (二)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

[律师回复] 增值税专用发票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会计凭证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普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所开具和收取的收付款凭证。两者的区别如下：
首先，发票的印制要求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由税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指定企业印制。
其次，发票使用的主体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只能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普通发票则可以由从事经营活动并办理了税务登记的各种纳税人领购使用。
再次，发票的内容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具备普通发票所具备的内容外，还包括纳税人税务登记号、不含增值税金额、适用税率、应纳增值税额等内容。
第四、发票的联次不同。专用发票有四个联次、七个联次两种，而普通发票则只有三联一种。
最后，发票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专用发票不仅是购销双方收付款的凭证，而且可以用作购买方扣除增值税的凭证而普通发票除运费、收购农副产品、废旧物资的按法定税率作抵扣外，其他一律不予作抵扣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应税销售行为的购买方为消费者个人的
(二)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根据我国《企业年度检验办法》第20条的规定可知：企业在年检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企业登记机关应当责令限期改正。　　
(1)属于公司的，并处以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2)属于分公司、非公司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来华从事经营活动的外国(地区)企业，以及其他经营单位的，并处以3万元以下的罚款。　　
(3)属于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其分支机构的，并处以3000元以下的罚款。　　企业登记机关通过年检，发现企业有违反企业登记管理规定行为的，除责令改正外还可以依照有关企业登记管理规定予以处罚。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虚假诉讼危害严重，且随着对此类行为打击的深入，虚假诉讼案件也呈现出手段翻新、方式多样的新特点，但无论如何变化，再狡猾的狐狸也斗不过好猎手，只要法官明察秋毫，严加防范，就不会给参与虚假诉讼的当事人以可乘之机。 （一）对案件事实进行严格审查。 （二）对虚假诉讼参与人严厉惩戒。要进一步提高对虚假诉讼案件的防范意识，形成制裁虚假诉讼的共识和氛围。对民间借贷案件不再着重调解，对交付事实严格审查，对通过吵闹向承办人和施加压力的人严厉惩处，在内部和法律服务者之间形成民间借贷案件必严格审查的共识和氛围。 （三）立、审、执各部门加强协调配合。立案是源头，审理是关键，执行是效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第三百零七条规定：

[律师回复]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
1，隐匿财产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2，承担虚构的债务涉及金额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3，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
4，造成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十万元以上的；
5，虽未达到上述数额标准，但应清偿的职工的工资、社会保险费用和法定补偿金得不到及时清偿，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
6，其他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情形。
根据修正案（六）之六规定，本罪在罪状表述中，把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作为定罪的界限，因此，本罪属于结果犯，行为人不仅要实施虚假破产的行为，而且要给债权人和其他人利益造成严重损失，才构成本罪，才能予以追诉。
关于虚假破产罪怎么处理 是这样的：
公司、企业通过隐匿财产、承担虚构的债务或者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虚假诉讼中恶意调解如何防冶 一、进行恶意调解频发的制度因素分析 恶意调解之所以盛行，原因具有多重性，就社会生态而言，如社会诚信开始缺失、社会心态普遍浮躁、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功利主义盛行。为了恶意调解的防治工作更具有可操作性，本文在成因分析上，只着重突出法律与审判管理方面的制度分析，便于系统对症下药。 (一)调解过于突出当事人处分权属性 调解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具有双重属性：一是审判权的行使的结果，调解过程体现了审判权属性;二是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当事人在自愿的基础上，放弃其相应实体权益，是对自己权益的自由处分。但如何看待两种属性间的关系，对调解会出现的不同态度和做法。在制度设计以及司法理念上，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存在着多个层面上。 1、民事诉讼的自认制度。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八条第一款对自认制度就规定：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明确表示承认的，另一方当事人无需举证，但涉及身份关系的案件除外。该条其余条款就拟制自认及其限制、委托代理人的自认及其限制和自认的撤回条件做了规定。可以说，自认制度对于提高司法效率，克服证据偏在的缺陷以及限制审判权的滥用方面具有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但是也正因为当事人间拥有这项自由权，且法官无法对其进行充分职权制衡，出现了“周瑜打黄盖，一方愿打、一方愿挨的局面”，为恶意串通打开了方便之门，违背了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保障的立法美意。 2、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之调解原则被抛弃 尽管民事诉讼法规定：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并依此作为调解的基本原则，但正是因为司法者只看到了调解的当事人处分权属性，没有充分注意和重视法官的审判权属性，认为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了调解协议，就没有必要禁止，导致调解的过程中，自动放弃了对基本事实的审查和是非责任的区分，放纵当事人无底线博弈甚至恶意串通等不合情理、违反法律的行为。 3、调解制度的非程序性缺陷 民诉法对形成裁判的审理，有着严格的程序要求，但是对案件调解的审理过程，没有予以严格意义的程序性要求，具有非程序性特征。具体而言，在实践中，庭前对于开庭事宜通知、文书送达等都采取简便化方式，不进行证据交换，审理程序随意;没有调查与辩论的严格程序与阶段区分;文书制作简单化，一般都是先有调解协议再制作调解笔录;调解书无法体现事实与证据方面的诉辩交锋等情况。这些非程序性特点，导致法官更加难以发现案件的虚假性，并因程序的庄重感缺失，使虚假诉讼当事人缺乏对法律与的必要尊重感与畏惧感。 (二)调解公开制度不完备 实践中，对于调解过程与结果一般不公开。经过庭审进行裁判的案件，除了几种法定事由外，都要进行公开审理，裁判文书一般而言都要求上网。而调解结案的，过程等程序性的东西不公开，调解的重要结果即调解书，也非公开范围之内。正因为调解的过程与结果的不透明，使得很多相关主体无法及时发现合法利益受损的情况，等延迟滞后获得讯息时，相关证据已然湮灭难寻，也就无法向主张权益。 (三)审判管理过高追求调解率 中国司法实践注重调解，并且调解确实有裁判所不具有的某些优势，如当事人不撕破脸皮情形下有利于事后修补关系，还能节省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但是过高追求调解率，则是矫枉过正，适得其反，进而出现不良反应与后果，利用过高调解率的追求进行恶意调解就是这些恶果之一。虚假诉讼当事人尤为欢迎调解结案，以便于迅速、安全地获取特定诉讼结果。法官也因为考核棒的指挥，无意识地配合当事人实现他的非法利益诉求，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符合调解率考核的需求。 二、对恶意调解进行规制 (一)加重调解过程中审判权属性的体现 利用调解制度造就虚假诉讼成行，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在于过于强调和突出调解的处分权属性，忽视了审判权属性。如正视和充分发挥审判权如下功能，一定程度上就能减少恶意调解成功的概率。当然， 首先还是应该集中归类一些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 然后在此基础上，重点突出这类案件类型的审判职权。据审判实践经验总结，现在常见的虚假诉讼类型案件有： 1、民间借贷案件; 2、以设立建筑施工项目部的建筑施工企业为被告的借贷、买卖、租赁等财产纠纷案件; 3、涉及认定、处理夫妻共同债务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 4、存在法律或政策限制的房地产权属纠纷案件; 5、以资不抵债的企业或其他组织为被告的劳务、财产纠纷案件; 6、以涉及拆迁安置补偿的自然人作为诉讼主体的分家析产、继承、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7、保险合同纠纷案件; 8、大标的的支付令申请案件。 一是坚持事实清楚、是非分明的审查要求。民诉法对调解有“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明确要求。事实清楚是法官审理案件的基本要求，是审判权运用要实现的基本目标。调解和裁判应该一样，不能无原则的“和稀泥”，更要体现对社会行为和生活的规制与指引，这样才有利于培育社会养成理性、法治思维。所以，查明基本事实，分清是非责任很有必要，对于疑似虚假诉讼案件更是如此。 二是依职权调查。尽管民事证据规则有自认制度，但是对于属于虚假诉讼类型的案件，完全可以依据民诉法关于依职权进行调查的规定。依职权调查不能仅限于对裁判类结案的案件，对自愿达成调解的案件依职权调查，就是审判权权属内容的重要体现。 三是重视程序仪式感。审判权的这种特有的权力，其特征不仅体现在中立裁判、分辨是非和划分责任等上面，与其向伴随的还是程序仪式上的庄重感和美感。审判权能够充分理想地被法官和运用来解决矛盾纠纷，就必须借助这些程序设置与要求，对于防止利用调解程序进行恶意调解更是如此。所以，对于虚假诉讼集中体现的案件类型，调解前的有关文书送达和通知，在条件具备情况下，应尽量依照庭审程序要求进行活动，尤其要注意在审判庭等严肃场所进行调解。这样可以对当事人造成一定心理压力，增加虚假情况暴露的几率。 (二)降低调解率等审判管理指标 审判管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毋庸多言，但审判管理也应尊重司法规律，动辄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调撤率指标，就是不尊重司法规律、不科学的体现。中国目前还是典型的“熟人社会”，一般而言，只有当矛盾纠纷到了不可调和，各种正常渠道走不通等私力救济渠道难以解决的情况下，才会交由进行诉讼处理。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如还过分强调调撤率，人为增大考核指标，会导致系列不良后果。首先，虚假诉讼当事人明知有调解压力，就会产生利用调解制度，进行恶意串通而骗取调解书的心理动机。 其次，和法官基于绩效考核的数据要求，可能在数据上弄虚作假或合理制造一些数据。如，对可以调解的集团诉讼进行批案立案。更有甚者，编造本无事实争议案件，立案后调解撤案。另外有的法官为了达到调解目的，常常以拖促调、以压促调，最终损害了的尊严与法律的威严，使社会不彰。所以，应该立即大幅度降低调撤率指标，使司法回归司法、符合规律运行。 (三)比照裁判文书公开调解书 目前，除了法定事由和特殊情况外，裁判文书一般要求公开上网，但是调解书被排除在外。这种实践做法，很有必要加以修正，即应该参照裁判文书的公开要求，将调解书予以上网公开。理由是：一是调解书不上网公开没有特殊理由依据。在调解过程中，确实会存在双方妥协与交易的情况，但这些集中体现在调解笔录和调解协议上，出具的调解书一般进行了必要的过滤。此外，正常的案件都是以诉讼的形式进行的，在立案之时，合法的当事人已经预期案件必将公之于众。二是网上公开调解书是破除恶意调解的有力方式。恶意调解经确认成行后，利益受损的案外人一般很难获得相关信息，允许进行网上公开，是制衡虚假诉讼的重要武器。并且进一步建议，法官在对属于常见虚假诉讼类型案件立案和调解时，应对当事人特别进行释明，告知调解书也必定会在网上公开。当然，具有特殊理由不能公开的，就依据裁判文书不能上网公开的规定处理。 三、进行虚假调解书的救济 (一)受害人参与诉讼 依据法律规定，对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请求权的，有权提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然没有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这就要求在立案与调解阶段，法官对于属于集中体现虚假诉讼的案件类型，应加强警惕，穷尽办法及时通知可能利益受损的单位或个人。比如，对于单位代表(法人代表)不合常理的自认有关债务的，应该通知董事会或主管部门;婚内夫妻一方不合常理地自认债务的，应通知夫妻另一方参与诉讼等。 (二)第三人撤销之诉 所谓第三人撤销之诉，是指在法律上有厉害关系的案外第三人，因不可归责于自己的原因而未参加原案的审理，但原案的生效判决使其权利受到损害，而请求撤销或改变原案生效判决对其不利部分的诉讼程序。第三人撤销之诉赋予第三人的诉讼权利，将原案当事人作为被告，向原审提讼，以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相比较其他案件的再审救济而言，第三人撤销之诉没有打破生效裁判的既判力和终局性，不需要严格控制启动程序，也有利于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三)对虚假调解书的抗诉 新民诉法规定：对检察院对的调解如果损害了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报上级检察院抗诉或向提出检察建议。依据该条之规定，案外第三人可以提请抗诉或建议，也可以自行进行建议与抗诉。这是新民诉法的亮点，它从法律层面上增加了纠正恶意调解骗取调解书的一个新渠道。当然，对于这个救济渠道的开启，新民诉法限制了前提条件，即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但如何理解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尚没有细致的司法解释。不过依笔者的理解，虚假诉讼当事人恶意调解、骗取司法机关的法律文书的行为，除了损害案外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外，还妨害了司法秩序并浪费了司法资源。从这个角度出发，应该可以考虑已经实质损害了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

[律师回复] 增值税专用发票既作为纳税人反映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会计凭证又是兼记销货方纳税义务和购货方进项税额的合法证明。普通发票是指在购销商品、提供或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中，所开具和收取的收付款凭证。两者的区别如下： 首先，发票的印制要求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由税务主管部门指定的企业印制其他发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指定企业印制。 其次，发票使用的主体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一般只能由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领购使用，普通发票则可以由从事经营活动并办理了税务登记的各种纳税人领购使用。 再次，发票的内容不同。增值税专用发票除了具备普通发票所具备的内容外，还包括纳税人税务登记号、不含增值税金额、适用税率、应纳增值税额等内容。 第四、发票的联次不同。专用发票有四个联次、七个联次两种，而普通发票则只有三联一种。 最后，发票的作用也是不同的。专用发票不仅是购销双方收付款的凭证，而且可以用作购买方扣除增值税的凭证而普通发票除运费、收购农副产品、废旧物资的按法定税率作抵扣外，其他一律不予作抵扣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第二十一条 纳税人发生应税销售行为，应当向索取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购买方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并在增值税专用发票上分别注明销售额和销项税额。 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一)应税销售行为的购买方为消费者个人的 (二)发生应税销售行为适用免税规定的。

[律师回复] 您好！企业虚开人头工资做假账，导致国家税收流失，按照偷税漏税处理，根据我国最新《刑法修正案（八）》已经没有“偷税罪”这条罪名了。
第二百零一条为“逃税罪”。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有
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谢谢阅读！

[律师回复] 您好，对于您提出的问题，我的解答是, 公司为个人提供虚假纳税申报属于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欠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律师回复] 如果被查到，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算。
纳税人伪造、变造、隐匿、擅自销毁帐簿、记帐凭证，或者在帐簿上多列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经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的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是偷税。对纳税人偷税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律师回复] 各地法院在立案和审判阶段，要通过法律释明向当事人提示诉讼和执行风险，强化当事人的风险防范意识，引导债权人及时申请财产保全，有效防止债务人在执行程序开始前转移财产。

[律师回复] 根据你的问题解答如下, 公司为个人提供虚假纳税申报属于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　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编造虚假计税依据的，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六十五条　纳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欠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律师回复] 《刑法》第三百零七条规定以暴力、威胁、贿买等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他人作伪证的构成妨害作证罪。《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了虚假诉讼罪，即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行为人采取虚假诉讼犯罪行为的具体表现是捏造事实并提讼，而且虚假诉讼行为必须要实际妨害了司法秩序或者损害他人或组织的合法权益情节严重的行为才构成犯罪。《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规定还规定，有虚假诉讼行为，非法占有他人财产或者逃避合法债务，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202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与他人通谋，代理提起虚假民事诉讼、故意作虚假证言或者出具虚假鉴定意见，共同实施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前三款行为的，依照共同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同时构成妨害作证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因此，为逃避债务，虚构借款事实，伙同他人提起虚假民事诉讼的行为构成妨害作证罪。

[律师回复] 1.采取个人工作室的形式，能将个税从20%降低到6%左右；（零风险）
2、员工找发票进行报销（涉及财物处理）；
3、现金发放（涉及财物处理）；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你询问的“别人介绍虚开1600万判几年”的问题，具体解释如下：只要有为他人虚开、为自己虚开、让他人为自己虚开、介绍他人虚开行为之一又达到定罪标准的，就构成虚开增值税发票罪。给国家造成损失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影响该罪的量刑。朋友属于虚开的税款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单位犯本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