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完善的条款,存在的问题:

[律师回复] 婚姻家庭法作为调整男女两性关系和亲属关系的法律，是现今各国普遍施行的、国与家并治的重要的民事基本法，同时也是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性极强的法律之一。婚姻家庭继承法立法完善是以婚姻、血缘为重要基础的、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民事法，在我国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其适用面也越来越广。因此对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的深入研究和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应适当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1997年刑法将反罪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进步性自不待言，然而，其在特殊累犯范围上对1979年刑法的因袭，却有失水准，使得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十年期间，同反罪作一直是政策和法律上的重点。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将反罪作为各类犯罪的“重中之重”，强调对反罪累犯的打击和预防，将特殊累犯仅限制在反罪，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时至今日，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阶级已经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司法实践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极低，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更为少见;另一方面，普通刑事犯罪，如毒品犯罪、淫秽物品犯罪，累犯率却相当高。继续将特殊累犯的范围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之所以规定特殊累犯，主要是考虑到：某些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予以重点、严厉地打击，如果拘泥于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该类犯罪的累犯，因而需要将某些犯罪规定规定为特殊累犯，放宽其成立累犯的条件，以扩大对该类累犯的打击范围。换言之，设定特殊累犯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更好的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殊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殊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因此，笔者认为，累犯制度关于特殊累犯的现行规定过于狭窄，应予以适当扩大。单位累犯规定尚付阙如，应增设单位累犯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构成累犯的条件之一就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说明我国现行累犯制度没有规定单位累犯。笔者主张，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
首先，应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以来，大量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目标，从而使增设的单位累犯制度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意义，是刑法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其次，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明确承认和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如同自然人能够初犯、再犯、能构成累犯一样，既然单位的行为能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接受刑罚处罚，那么他们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就能再次犯罪，其再次犯罪行为就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累犯，这应是单位犯罪法典化后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再次，增设单位累犯，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将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也可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
首先，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的可塑性强，即使符合是累犯条件的未成年再犯，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大于成年累犯。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被缓刑和假释的机会，这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对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善。
其次，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其承受累犯的严重不利后果，有违我国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再次，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未成年人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累犯相比要小得多，将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强烈的未成年再犯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强的成年再犯一同纳入累犯的范围，不仅不适当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而且不符合累犯制度的设立目的。总之，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计，刑法应增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有失科学、合理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其立法理由是累犯者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罪，完全否定了前罪之刑的改造教育效果，说明累犯者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故认为累犯人刑罚执行中不可能“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规定累犯者不得假释。该规定有失科学。
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

[律师回复] 解答如下, 。回避制度的设立，是通过维护裁判者的中立来确保司法的公正，历来被称为公正司法的“
第一道防线”。然而，当前理论界对回避制度的研究仅停留在制度文本层面，而实践中，这一制度又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作者认为——■保障当事人回避申请权是完善回避制度的前提回避制度赋予了当事人请求权，但实践中当事人的权利实现状况堪忧。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其
一，当事人文化素质偏低，法律知识匮乏，权利观念淡薄。在法律知识未能深入普及的状况下，我们无法奢望普通民众能够准确理解何谓“回避”，以及如何恰当行使申请权。其
二，当事人对回避事由的获知途径不畅通。现行回避制度是“有因”的、附条件的回避。依照诉讼法规定，当事人提出回避申请的，应当说明理由，基于某些理由提出的回避申请甚至需要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这一规定无疑建立在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回避对象具有上述情节的前提下，而事实上，当事人很难知晓法官是否具有法定回避事由，尤其在法官相关个人信息非公开化的情况下。针对以上情况，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完善回避申请权的具体实施：
第
一，完善回避申请权告知制度。以中级人民民事诉讼为例，目前对回避的告知主要有两种方式，二者分别在不同时期适用。一是开庭之前送达各方当事人的《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二是开庭时法庭向当事人宣布其享有回避申请权，并询问是否申请，记录在卷。但是，《受理案件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中所载入的关于回避的内容非常有限，而开庭前的询问也显得程式化，没有对回避和回避理由及其他重要内容予以阐释。笔者认为，在告知的具体做法上应当细致化。另外，不开庭情况下的回避告知在法律和实务中都是空白。事实上，不开庭情况一般都发生在二审迳行审理或者死刑复核程序中，而这两种程序对当事人来说至关重要。二审是终审程序，其判决为生效判决，具有直接的执行力，关系到当事人实体权益的处分。但是，迳行审理和死刑复核程序因不与当事人构成直接对话关系，因此忽略了回避告知事宜。笔者建议，在合议庭组成人员确定之后，即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审判人员名单、回避理由说明以及申请权行使方式。
第
二，充分发挥法官释明权的作用。法律作为一种以语言为载体的行为规范，不可避免有其局限性。因此，法官在案件审判中应当具有释明义务，以缓解法律的不周延性和模糊性。法律解释具有多层次性，此处所使用的法律解释仅指语义解释。法官在询问当事人是否行使回避申请权时，应当使用通俗化的语言进行必要解释，告知何谓“回避”以及其对象和理由，应当如何恰当行使此项权利，以及会引起什么法律后果，如何救济等重要内容，以便于当事人准确把握是否申请。在多数人不具备法律专业知识的境况下，只有这样才能使当事人的回避权不至于虚置。
第
三，疏通信息获取渠道，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一般情况下，当事人无法知悉法官是否与对方当事人是近亲属或存在其他利害关系，除非双方的人际关系和生活范围有所重合。笔者认为，回避申请权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知情权的基础上，否则权利的实现势必落空。因此，
首先要处理当事人知情权与法官隐私权的冲突，有必要适度牺牲法官隐私权成全当事人知情权。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当事人不知晓这些事由，可能就不会提出回避申请，倘遇该法官得以继续审理，当事人将面临不公正审判的危险。因此，建立必要的监督和惩处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回避事由的确定有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确定回避事由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1.“利害关系”的范围界定。“利害关系”具体指代的是一种什么关系，精神上的某种关联性，还是物质上的某种利益联系，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对此，理论界并没有统一的认识。笔者认为，“利害关系”的实质应当是可能导致法官袒护一方当事人，其界定离不开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但另一方面，立法应当尽量量化其认定标准，以防止自由裁量权的随意性。对此，我们可以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立法，如法国与日本两国对“利害关系”的界定非常细致。这种具体化的规定增强了回避制度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2.“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认定标准的量化。如何认定“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笔者认为，
首先，所谓“公正处理”，既包括实体公正，也包括程序公正。当事人对诉讼不外乎存在两种预期：一是要求得到公正的诉讼结果，二是要求取得这种结果的过程也是公正的。不论哪种诉讼，当事人都期望最终的裁判结果是公正公平的，而程序公正是实质公正的保障。因此，判断是否影响案件公正处理，不仅应当从实体出发，同时也必须考虑到程序的公正。
其次，如何把握“可能影响”的尺度。笔者认为，回避虽然是为了保证当事人受到非歧视性对待，但目前在制度上只是赋予了当事人申请权而已，是否能够真正实现请求，最终…

[律师回复]
1、对象是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而且必须不是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2、刑期限制条件，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必须执行原判决刑期的二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10年以上。如果有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以不受上述执行刑期的限制。
3、假释的实质条件，犯罪分子须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

[律师回复] 禁止家庭暴力。以往的法律对家庭暴力的表述并不明确，存在着针对性不强，规定不明确，立法分散，原则性强而可操作性差的缺陷.致使家庭暴力得不到有效遏制。新婚姻法第一次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家庭暴力”。同时，在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部分明确了家庭暴力受害者的救济途径，家庭暴力实施者所应承担的行政、民事和刑事法律责任，加大了打击家庭暴力和保护家庭成员的人身权利的力度，也为各地制定反家庭暴力的地方性法规、规定提供了基本法上的依据。 希望对你婚姻家庭继承法立法完善的问题有帮助。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应适当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1997年刑法将反罪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进步性自不待言，然而，其在特殊累犯范围上对1979年刑法的因袭，却有失水准，使得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十年期间，同反罪作一直是政策和法律上的重点。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将反罪作为各类犯罪的“重中之重”，强调对反罪累犯的打击和预防，将特殊累犯仅限制在反罪，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时至今日，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阶级已经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司法实践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极低，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更为少见;另一方面，普通刑事犯罪，如毒品犯罪、淫秽物品犯罪，累犯率却相当高。继续将特殊累犯的范围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之所以规定特殊累犯，主要是考虑到：某些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予以重点、严厉地打击，如果拘泥于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该类犯罪的累犯，因而需要将某些犯罪规定规定为特殊累犯，放宽其成立累犯的条件，以扩大对该类累犯的打击范围。换言之，设定特殊累犯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更好的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殊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殊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因此，笔者认为，累犯制度关于特殊累犯的现行规定过于狭窄，应予以适当扩大。单位累犯规定尚付阙如，应增设单位累犯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构成累犯的条件之一就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说明我国现行累犯制度没有规定单位累犯。笔者主张，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
首先，应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以来，大量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目标，从而使增设的单位累犯制度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意义，是刑法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其次，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明确承认和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如同自然人能够初犯、再犯、能构成累犯一样，既然单位的行为能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接受刑罚处罚，那么他们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就能再次犯罪，其再次犯罪行为就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累犯，这应是单位犯罪法典化后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再次，增设单位累犯，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将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也可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
首先，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的可塑性强，即使符合是累犯条件的未成年再犯，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大于成年累犯。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被缓刑和假释的机会，这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对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善。
其次，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其承受累犯的严重不利后果，有违我国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再次，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未成年人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累犯相比要小得多，将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强烈的未成年再犯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强的成年再犯一同纳入累犯的范围，不仅不适当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而且不符合累犯制度的设立目的。总之，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计，刑法应增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有失科学、合理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其立法理由是累犯者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罪，完全否定了前罪之刑的改造教育效果，说明累犯者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故认为累犯人刑罚执行中不可能“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规定累犯者不得假释。该规定有失科学。
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

[律师回复]
一、对假释适用对象作适当的放宽调整
刑法第八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的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对这些严重性质的犯罪人不应当规定一律不适用假释，而应与一般犯罪相区别规定更为严格的假释条件和程序，这样可以给这些犯罪人早日回归社会的期望和信心，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虽然对于前列犯罪分子，其犯罪经历、罪行表明其犯罪主观恶性较一般罪犯要大，应当承担较重的刑事责任，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由于经历、家庭、所受教育程度、性格特征等的不同，其犯罪倾向性仍存在差异，不能一概排除假释的适用。从我国改造这类犯罪的实践来看，多数犯罪者在服刑期间也希望能通过在监服刑时，凭自己的主观努力而争取早日出狱。况且，我国刑罚的目的是教育改造犯罪分子，使他们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如果限制这两类罪犯适用假释，无疑会从根本上打消他们通过努力改造，获得假释的积极性。

二、完善对假释者的监督管理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对假释者的监督管理制度不是很健全，出现监督力度不够，考察措施不力，管理失控等问题。充分发挥假释制度的功能，除了正确适用假释制度外，关键要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
1.公安机关必须将对假释犯罪的监督考察工作落到实处。刑法第八十五条规定：“被假释的犯罪分子，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根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之296条规定，对假释犯罪，执行的派出所应当根据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者居住地的群众宣布其犯罪事实，监督考察期限以及监督考察期限内应当遵守的规定。第298条规定，执行的派出所应当定期向罪犯原所在单位或者执行地街道居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了解其表现情况，建立监督考察档案。公安机关应当严格按照以上规定，将对假释犯罪的监督考察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2.为假释者提供重新改过自新的社会保障。严格监控是必须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在假释考验期限内，为其创造一种逐渐适应社会生活的良好环境，主要是安排好假释罪犯的工作和生活。负责监管单位要切实安排好假释罪犯的工作。通过提供给假释者劳动机会，使假释者逐渐培养自食其力的能力，当其假释考验期满的时候，也就能基本上或完全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最终达到假释的目的。

[律师回复] 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当协助人民及时查询有关土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及相关权属等登记情况，协助人民及时办理土地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等的查封、预查封和轮候查封登记，并将有关情况及时告知人民。被执行人正在办理土地使用权、采矿权、探矿权等权属变更登记手续的，根据人民协助执行通知书的要求，停止办理相关手续。债权人持生效法律文书申请办理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依法予以办理。

[律师回复] 婚姻家庭法作为调整男女两性关系和亲属关系的法律，是现今各国普遍施行的、国与家并治的重要的民事基本法，同时也是民事审判实践中适用性极强的法律之一。婚姻家庭继承法立法完善是以婚姻、血缘为重要基础的、与民生紧密相关的民事法，在我国物质财富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其适用面也越来越广。因此对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的深入研究和学习是非常必要的。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小区物业费收取标准是由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书面物业服务合同中双方约定的。 根据我国《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与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订立书面的物业服务合同。 物业服务合同应当对物业管理事项、服务质量、服务费用、双方的权利义务、专项维修资金的管理与使用、物业管理用房、合同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进行约定。 物业服务收费应当遵循合理、公开以及费用与服务水平相适应的原则，区别不同物业的性质和特点，由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按照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办法，在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 如果小区已经成立业主大会，物业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由业主大会和物业公司自行协商制定收费标准;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期满但未成立业主大会的，则必须经过双过半业主同意，由物业服务企业与业主在公布的指导价范围内重新约定。合同履行期间，物业服务成本因政策性因素或服务项目和内容发生较大变动，如要调整收费标准，物业服务企业应在物业管理区域内的醒目位置就物业服务成本变动情况进行公示，并经占建筑物总面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占总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双过半业主)同意。

[律师回复] 你好，请问具体什么情况

[律师回复] 国家也专门提到了，因此，企额贷在审核借款人方面也特别严格。需要达到以下条件：
（1）原投资项目的投资期限≥180天。
（2）用户转让申请开放时间以订单计息时间（不含）起90天、180天、270天开始10天内进行申请、转让交易。例如：项目投资周期182天，计息时间2015年1月10日，转让申请、交易的周期为：2015年4月10日 -- 2015年4月19日。
（3）距离项目截止时间60天（不含）内的项目不允许进行转让。
（4）在转让期内，投资者可将自己已投债权份额申请挂牌展示。试行期内仅支持原投资金额一次性通过平台进行原利率转让。

[律师回复] 婚约不受法律保护。

[律师回复] 刑事法律系统中的管制与一般知识与思想系统中的管制相互关照，彼此互动。刑事司法活动的各个环节、各项措施，对社会一般的系统都将产生影响，开放性的、社会化的管制刑对社会其他系统的影响更大，对社会其他系统的依赖更强，没有其他社会系统的理解、支持、配合，管制刑几乎寸步难行，无法生存和发展。这就是管制刑的立法完善的规定。

[律师回复] 依据市场特点优选施工队伍。
第一, 从制度上规范管理。 对新上项目必须按规定通过公开竞标 或议标方式选择外部分包施工队伍, 要制订和完善 《关于公开竞标或 议标方式选用外部分包队伍规定》、 《关于选用外部分包队伍的竞标 办法》、《关于选择分包施工队伍竞标文本》、《单项工序劳务承包 施工协议》、 《关于加强工程劳务分包管理的规定》等文件,并明确 招议标工作必须注重效果,形式可灵活多样。
第二, 在专业施工队伍的选择上明确标准。 规定选用分包队伍必 须符合建设部颁布的《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规范》、 《施工企业资质管 理办法》,必须满足公司与业主签订的合同要求。不具有相应专业承
包资质或劳务分包资质的建筑施工企业, 不得参加公司组织的竞标活 动,不得以任何方式承接公司的工程项目分包任务。
第三,规定选用分包队伍应坚持四个原则,即:谁用、谁招、谁 管、谁负责的原则;业绩、信誉不相适用不准入的原则;承包价格不 低于成本,有适当利润的双赢原则;集体评标、定标、定分包队伍的 原则。 对这些原则的落实需确定具体的责任部门:分包队伍的选择权 在项目部,从选到定由项目部负责,项目经理是第一责任人,总部相 关部门负责招标工作全过程的指导与监督。对分包施工队伍的管理, 需建立跟踪评价和考核机制, 即定期在全司范围内公布使用分包队伍 合格承包商名单, 并把他们作为长期合格的施工力量列入管理。 对业 绩不好或行为不良的分包队伍,要建立“黑名单”。凡是被公司列入 “黑名单” 的队伍, 绝不允许再参加公司乃至集团所属任何项目的竞 标。以上是对关于建立完善劳务分包怎么做这个问题的回答希望您采纳。

[律师回复] 出版了小说，申请了保护，知识产权立法的完善过程是目前，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使得人们对知识产权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知识产权法的重要性也随着日益凸显，因此，要不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立法，不断提高人们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本文主要分析我国知识产权的基本理论和现状，阐述了如何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并促进知识产权法的立法完善。

[律师回复] 你好，关于上述的问题，解答如下, 。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应适当扩大特殊累犯的范围1997年刑法将反罪累犯改为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进步性自不待言，然而，其在特殊累犯范围上对1979年刑法的因袭，却有失水准，使得特殊累犯的范围过于狭窄。新中国建立以后直至十年期间，同反罪作一直是政策和法律上的重点。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新中国的第一部刑法典-1979年刑法，将反罪作为各类犯罪的“重中之重”，强调对反罪累犯的打击和预防，将特殊累犯仅限制在反罪，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时至今日，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巨大的变化，阶级已经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司法实践中，危害国家安全罪在整个刑事犯罪中所占比例极低，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更为少见;另一方面，普通刑事犯罪，如毒品犯罪、淫秽物品犯罪，累犯率却相当高。继续将特殊累犯的范围限制在危害国家安全罪，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之所以规定特殊累犯，主要是考虑到：某些犯罪由于其自身的特殊性，需要予以重点、严厉地打击，如果拘泥于普通累犯的成立条件，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该类犯罪的累犯，因而需要将某些犯罪规定规定为特殊累犯，放宽其成立累犯的条件，以扩大对该类累犯的打击范围。换言之，设定特殊累犯的目的，是为了便于更好的打击和预防某些犯罪的累犯。如果还因循守旧地认为，我国的特殊累犯就是指危害国家安全罪累犯，除此之外，任何其他犯罪都不得规定为特殊累犯之罪，这显然违背了我国设定特殊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因此，笔者认为，累犯制度关于特殊累犯的现行规定过于狭窄，应予以适当扩大。单位累犯规定尚付阙如，应增设单位累犯刑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构成累犯的条件之一就是前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后罪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这说明我国现行累犯制度没有规定单位累犯。笔者主张，我国刑法应增设单位累犯。
首先，应否增设单位累犯，应看现实生活中是否存在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以来，大量单位再次犯罪的事实，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针对的对象和预防目标，从而使增设的单位累犯制度有的放矢，具有现实意义，是刑法增设单位累犯的现实基础。
其次，新刑法对单位犯罪的明确承认和规定，为增设单位累犯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前提条件。如同自然人能够初犯、再犯、能构成累犯一样，既然单位的行为能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接受刑罚处罚，那么他们在接受刑罚处罚后就能再次犯罪，其再次犯罪行为就能构成刑法所规定的累犯，这应是单位犯罪法典化后自然而然的逻辑结论。再次，增设单位累犯，是打击和预防单位再次犯罪、保障和促进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法人、非法人组织的犯罪活动将继续增多，单位累犯现象也会不断出现。如果不增设单位累犯，势必不能很好地打击和预防单位犯罪，影响甚至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现行累犯制度只是从罪次条件、时间条件、刑度条件、主观条件来限定累犯的范围，对累犯主体未作特殊要求。未成年人再次犯罪，符合累犯成立条件的，也可认定为累犯，不但从重处罚，且不得适用缓刑和假释。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
首先，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看。未成年人生理和心理发育尚未成熟，辨别是非和控制自我的能力毕竟有限，性格和心理的可塑性强，即使符合是累犯条件的未成年再犯，其矫正改善的可能性依然大于成年累犯。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只要符合条件的，就从重处罚，并剥夺其被缓刑和假释的机会，这显然没有考虑到未成年犯罪人的心理、生理特点，也不利于对未成年再犯的矫正改善。
其次，从我国一向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来考察。把未成年人作为累犯的适格主体，让其承受累犯的严重不利后果，有违我国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法精神。再次，从我国设立累犯制度的初衷和目的来看。设立累犯制度主要是针对那些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再犯人，通过规定较为严厉的法律后果予以打击，累犯的范围应宽严适度。未成年人在刑法执行完毕或赦免后5年内又故意犯罪的，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与成年累犯相比要小得多，将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那么强烈的未成年再犯与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强的成年再犯一同纳入累犯的范围，不仅不适当地扩大了累犯的范围，而且不符合累犯制度的设立目的。总之，笔者认为，规定未成年人可构成累犯，失之过苛;从完善我国累犯制度计，刑法应增设未成年人不构成累犯的规定。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有失科学、合理修订后的刑法增加了累犯不得假释的规定，其立法理由是累犯者在前罪之刑执行完毕后5年内再犯罪，完全否定了前罪之刑的改造教育效果，说明累犯者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比较大，故认为累犯人刑罚执行中不可能“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不致再危害社会”，因而规定累犯者不得假释。该规定有失科学。
首先，它不符合我国的假释理论。假释是一种在刑罚…

[律师回复] 关于我国绑架罪的立法完善如下所述：
绑架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行为，现行刑法典对其规定了严厉的处罚。国家立法机关目前正在起草中的《刑法修正案(七)》(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根据近年来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对刑法典中的绑架罪法条进行了补充和改进。这一修正有其进步合理的一面，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科学性的要求，但也还存在着一些仍待改进完善的问题。

[律师回复] 你好！这问题建议当面咨询，你可选择医疗事故鉴定后再起诉，或直接以侵权起诉。建议先保留医疗的具体单据，要求医院交出你的具体医疗材料。具体问题建议当面咨询。

[律师回复] 完善合同条款与风险防范
一﹑前言
　　现代社会﹐利益与需要是人类行为的源泉﹐人类通过合同形式不停的交换得到应属于自己的东西﹐人们利用合同维持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合同成为社会交往的典型状态﹐但在实践中﹐当事人并不都具有足够的法律知识和风险防范意识﹐交易经验也不一定丰富﹐具体情况又很容易在合同订立时出现漏洞。有些当事人不以诚实信用原则处理合同关系﹐甚至有意识地利用合同的漏洞索取利益﹐只有了解和掌握订阅合同的法律知识﹐警惕陷井﹐提高风险防范能力﹐才能切实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下面就买卖合同的条款完善和风险防范作一简单的了解。
　　二﹑合同的条款是对当事人具体规定
　　合同条款是否齐备﹑准确﹐决定了合同能否成立﹑生效以及能否顺利地履行。完备的合同应当由三方面的内容组成﹐即合同文本﹑合同附件﹑合同背景数据(即有关项目的可行性报告﹑技朮规范﹑技朮参数)。合同附件是指双方当事人必要的证明文件﹐包括营业执照﹑委托授权书﹑有关主管机关的批件﹑双方在合同履行中的会谈﹑商洽纪要等的根据《合同法》第12条的规定﹐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以下条款﹕
　　1) 当事人的名称姓名和住所﹐这是每一个合同必须具备的条款﹐当事人是合同的主体﹐表述时要准确﹑清楚。
　　2) 标的﹐标的是合同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一切合同的必备条款。
　　3) 数量﹐在大多数合同中﹐数量是必备条款。
　　4) 质量。
　　5) 价款或报酬。
　　6) 履行期限。
　　7) 履行地点和方式﹐履行地点是确定运费由谁负担﹐风险由谁承担及所有权是否转移﹐何时转移的依据。
　　8) 违约责任。
　　9) 解决争议的方法。
　　三﹑工矿产品买卖合同主要条款的议定﹑完善和漏洞
　　
1.产品的名称﹑品种﹑规格和质量
　　产品的名称要用全称﹐注明牌号或商标﹑生产厂家﹑同时要把品种﹑型号﹑规格﹑等级﹑花色等写清楚。产品的名称不要用方言﹑俗语﹑习惯名称。合同中要明确规定卖方对产品质量负责的条件和期限﹐对成套产品﹐在合同中应明确规定附件的质量要求﹐对某些必须安装运转后才能发现内在质量缺陷的产品﹐合同中应具体提出异议的条件和时间﹐实行抽样检验质量的产品﹐应注明抽样标准或抽检方法和比例。
　　
2.产品的技朮标准
　　产品的技朮标准是合同中对产品的质量要求﹐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产品的技朮标准通常可分为国家标准﹑专业标准和企业标准﹐在合同中必须写明执行的标准代号﹑编号和标准名称﹐没有上述标准﹐或虽有上述标准﹐但双方有特殊要求的﹐按商定的技朮条件﹑样品或补充的技朮要求。
　　
3.产品的数量和计量方法
　　产品的数量是买卖合同中最核心﹑最基本的条款﹐没有产品的数量就无法交易﹐数量条款应包括计量方法﹑计量单位﹑正负尾差﹑自然增减等﹐当事人不能随意设定计量单位﹐如“有多少要多少”﹑“一捆”﹑“一箱”等﹐对某些产品应写明交货数量的正负尾差﹐合理磅差和在途自然增减量规定及计算方法对机电设备﹐必要时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主机的辅机﹑附件﹑配套产品﹑易损耗备品﹑配件和安装修理工具﹑对成套供应的产品﹐应当明确成套供应的范围﹐并提出成套供应清单。
　　案例﹕某机械配件厂得知市仪表厂急需电表﹑水表用的“铅封”﹐通过协商双方签订了一份“铅封”买卖合同﹐仪表厂本来只需1000粒﹐但签订合同的经办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铅印合同上注明数量计量单位“千粒”﹐就在数量栏目中填上数字“1000”﹐结果数量就变成了1000千粒﹐即一百万粒﹐足够仪表厂用几十年﹐机械配件厂发货时感觉有疑问﹐就打电话给仪表厂说﹕“现库存不够﹐只能发二十五千粒”。仪表厂没做答复﹐直到货到后才发现铸成大错﹐上例中合同条款本身并无漏洞和错误﹐造成大错原因是没有审查合同的主要条款。
　　
4.产品的包装标准
　　这是异地交货买卖合同中必备的条款之一﹐包装条款包括包装标准以及包装物的供应和回收﹐包装标准﹐产品包装按国家标准或专业标准规定执行﹐没有标准的﹐按约定标准执行﹐运输包装上的标记由卖方印刷﹐产品包装时必须附有装箱清单﹐关于包装物﹐可约定回收协议﹐作为合同附件﹐包装费用﹐除国家另有规定外﹐不得向买方另外收取。
　　案例﹕机电公司与某工厂于1999年2月签订一份鼓风机买卖合同﹐合同对产品质量﹑规格﹑数量﹑及交货期限﹑违约责任作出了详细规定﹐在馐这一条款中﹐双方约定“由卖方负责﹐应确保产品安全”﹐同年4月底﹐机电公司依约将鼓风机交付工厂﹐经验收合格﹐在结算价款时﹐机电公司要求将包装费用与价款同时支付﹐工厂对货款没有异议﹐但对包装费用以合同明确约定由卖方负责为由拒绝支付﹐引起纠纷﹐该包装条款即没有明确怎样包装﹐使用什么包装物等具体要求﹐也示明确包装费用由谁负担﹐是一条有很大缺陷的条款。
　　
5.产品的运输与交接
　　产品的运输与交接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最关切的事﹐必须十分关注这一条款﹐这一条款主要为两方面﹕交货方式和交货地点。
　　产品的交付一般应由卖方实行运货或代运﹐实行代运的﹐由卖方代办运输﹐并充分考虑买要求﹐商定合理的交货地点﹑运输工具和运输方式﹐并计入合同遵照执行。
　　实行自提的﹐应在合同中规定自提的时间和要求。
　　关于交接地点﹐不能马虎﹐都必须写得清楚﹑具体﹑明确﹑特别是车站和港口的具体地址﹐必要细心。
　　案例﹕2000年12月14日﹐广西某供销公司与北京某贸易公司签订一份加厚毛涤伦买卖合同﹐约定数量为3×104,18/元/米﹐计款54万元﹐交付时间次年2月10日﹐质量按封存样品验收﹐交付地点﹕广西沿途为车站验收﹐合同签订后﹐买方付给定金5万元﹐如有违约﹐承担货款总额2%的违约金﹐次年2月10日﹐卖方逾期未交货﹐买方去电催问﹐卖方答复﹐履行地点不明确﹐本合同无法履行﹐双方对此纠缠不清﹐发生纠纷。
　　这份合同在履行地点出现不应有漏洞﹐广西沿途有大小数十个火车站﹐绵延数千公里﹐这种约定是极不明确的﹐《合同法》62条第3款规定﹕点不明确的﹐给付货币的在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履行﹐交付不动产的﹐在不动产所在地履行﹐其它标的﹐在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履行。根据上述规定﹐卖方应在其住所地履行义务﹐买方应自负费用﹐到卖方所在地接受给付﹐不能追究卖方逾期履行责任。